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了。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也是只抽烟，不说话。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是重新强调了全党要谦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的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高、饶的全部意图，他只是针对会上的不和谐，讲了这一番话。言外之意，希望批评和被批评的人都能谦虚一点，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对刘少奇此时的谦让，毛泽东并不觉好。
书记处的其他人也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恩来表态：“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毛泽东说：“再过几天我就满60了。孔子说过，60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
这期间高岗活动更猖獗，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的事，也发生了邓、陈分别向毛泽东汇报的事。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的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谁都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
在高岗的问题上，毛泽东一直采取忍让团结的态度。早在陕北时期，高岗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掌握了边区的党政大权，只差军权没有到手。他虽兼保安部队司令，但这只是地方部队，当时边区的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在打这个政委位置的主意，但中央研究后，认为他不合适。萧劲光对高岗也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莫文骅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建议，让萧劲光兼任政委，军委同意了。高岗当政委的希望落空后，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1938年夏，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泽东叫莫文骅到他的家里去。一进门，毛泽东便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啊？”莫文骅听了吓了一跳，摸不着头脑，忙回答：“没有啊，主席把初稿给我，写信让我提意见，我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本想再看，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毛泽东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可大了，莫文骅赶忙汇报：“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有检查。”毛泽东又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莫文骅一听这话便知原委。他问毛主席是谁报告的，毛泽东说是高岗。莫文骅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随后讲起他和别人对高岗的看法及军政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哦”了一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阵，突然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毛泽东说得很缓慢，声音拖得很长。莫文骅奇怪，难道主席真的不知我在哪工作？只好莫名其妙地回答：“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呀？”毛泽东说的话音还是很慢很长。莫文骅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态度严肃起来：“对呀，部队驻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莫文骅不服气：“这是要挟中央！”他走时，毛泽东送出门口，拍着他的肩膀问：“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见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
那一次，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没加指责。
但这一次，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卫士，在澄怀堂乒乓球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他的60大寿。
戎子和到中南海开会，见到毛泽东吃完饭后独自一人靠坐在房前廊道的沙发上休息。戎子和建国后就当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他到中南海开会，会后，都在怀仁堂后面的食堂吃饭。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毛泽东很威严，不太敢坐近。戎子和是初生牛犊，什么也不考虑，就坐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见他坐过来，开起玩笑：“子和，我们今天吃的饭可全是靠你征收来的。”戎子和年轻，脑子转得也快，随即回答说：“我们还不是执行主席财经方针和征收政策吗？所以，说到底还是吃主席的饭嘛！”毛泽东也笑了，对戎子和也熟悉起来。这次，他见戎子和走过来，便招呼说：“戎子和，这次财政部对你的批评你感到怎么样？”
戎子和摇摇头：“够呛。”其实制定新税制时，戎子和没有直接参与，只是在最后定稿时才看到送来的草案。但他当时是财政部代部长，党组书记，负有领导责任。财经会议后，他受了处分，但仍保留副部长职务。他确实有些想不通，也不免有些思想包袱。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后，鼓励他放下包袱，不要消极。
毛泽东情绪挺好，半开玩笑地说：“够呛？我看还不够呢！”
戎子和走到毛泽东身边，握了握手。毛泽东又说道：“你不要怕批评，只有好好地接受批评，以后才能做好工作。”毛泽东平静的一句话，在委屈的戎子和心里泛起涟漪。他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怕主席看见，急忙扭过脸去……（参见戎子和：《怀念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