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
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1960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3月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望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1972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战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精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人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
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
马鹤凌一直期望儿子能够从仕途发展，早在马英九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子俩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那时，马英九已经取得哈佛的“入场券”，讨论这一问题，自然显得言之过早。后来，马英九和周美青结婚，两人都生活在美国，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受周美青影响，马英九会放弃返回台湾，而在美国安家。所以，又力劝儿子毕业后回来工作。当时的马英九，并没有明确表态，似乎是两可之间。
而与之关系较好的朋友私下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并没有回台湾的打算，甚至有一种说法，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待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毕业后受父亲的压力返回台湾。所以，他趁着读博士期间，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法学研究员。
马英九真不想回台湾还是只是一种姿态？我们现在很难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分析一下，马英九不想回台湾，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显一点，台湾岛内，矛盾重重，族群对立，一天比一天严峻，而当时台湾还在持续着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实行着“戡乱时期”特殊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内地正在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发展形势极不明朗。在这种背景下，遇到有去华尔街工作的机会，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来自父亲的压力有增无减。父亲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湾工作，原因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马鹤凌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希望他在政坛有一番作为。这虽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但估计不能算主要原因。马鹤凌老先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只有马英九这样一个儿子，因此，希望儿子待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始终没有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马英九返回台湾的，确实是政治因素。
因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十分猖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台湾的外交空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学人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在美国筹组“国建会”。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成为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台湾自然不会忘了他，他被延揽出席“政治外交”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上，马英九作了一个发言，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台湾岛内是很难提出来的。毕竟，两岸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太敏感，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们就算是能够想到这一点，也不敢说出来，更多的人，因为惯性思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马英九不同，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又为了编写《波士顿通讯》花过不少工夫，对两岸关系，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种“主动出击”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台湾方面有所松动，虽然没有完全用上马英九“主动出击”的建议，却也有所考虑。
正是这个谈话，让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大感兴趣，返回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觉得此人是个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绍马英九和蒋经国关系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蒋经国第一次注意到马英九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本人虽然也曾撰文介绍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有说马英九参加军训时向蒋经国献词引起注意的，有说马英九考取中山奖学金受到蒋经国接见时引起注意的，还有说马英九编写《波士顿通讯》引起蒋经国注意的。所有的介绍中，只有一则介绍非常肯定，说是1978年6月，《中央日报》转载了《波士顿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载了三天。蒋经国非常仔细地读完了三天的连载，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当时便打电话给“秘书室主任”周应龙，希望他向《中央日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准。
周应龙打了几个电话，立即弄清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英九是马鹤凌的儿子。提起马鹤凌，蒋经国自然知道。听说马鹤凌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蒋经国自然高兴，当即指示周应龙，要调马英九来身边工作。可周应龙告诉他，马英九此时还在哈佛读博士，并没有毕业。蒋经国听说后，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但这个名字，显然是记下了。
三年后，前往美国参加“国建会”活动的台湾官员回来向蒋经国汇报，提到了马英九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经国觉得很有见地，便问起马英九的情况，知道马英九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周应龙既是“秘书室主任”，又兼任蒋经国的秘书之职。可是，他在这一职务上已经多年，蒋经国已经决定将他调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不适合再兼任秘书，因此想到了马英九。
1972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选中的英文秘书是大才子钱复。
在台湾，钱复、连战、陈履安以及沈君山，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其父钱思亮，是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等。
钱复自小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身带着20美元去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不久他便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当时，宋美龄奉命对他进行口试，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的回答十分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等于得到了通行证。
后来，蒋介石要推出儿子蒋经国，又将钱复介绍给儿子。蒋经国便任命他为“新闻局长”同时兼任自己的英文秘书。所以，钱复是蒋经国的第一任英文秘书。不过，钱复毕竟是国民党新生代中的显赫人物，公务繁忙，而且，当时最令蒋经国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让钱复去“外交部”担任要职，自然不可能再兼顾这个“英文秘书”的工作，蒋经国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个预备人选。于是，钱复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并且结婚。夫妻俩在美国打拼了8年，小有成就。钱复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关系不错，和宋楚瑜也有相当的交情，蒋经国要他推荐英文秘书，他便推荐了宋楚瑜。
蒋经国英文秘书这一职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为了提高这一职位的影响，此人后来都会兼任其它职务。宋楚瑜刚刚回来时，大概还属试用期，所以只是担任英文秘书一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才委任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此时，钱复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将宋楚瑜安排去“新闻局”显然是为了让他当局长。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的前一天，美驻台代表安克治致电宋楚瑜，请他安排次日与蒋经国见面。宋楚瑜意识到事关重大，根本没有考虑当天蒋经国的安排，当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将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蒋经国对于宋楚瑜的应变能力极为赞赏，一个月后便正式任命他为“新闻局长”。
宋楚瑜其人，极善于搞人事关系，亲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让蒋经国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他也公开对蒋经国说，他的父亲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他视蒋经国为亲生父亲，他要把对父亲所有的爱给予蒋经国。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这样做，对于蒋经国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连蒋方良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果真像儿子牵挂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来，但宋楚瑜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比如刻意模仿蒋经国的某些动作。蒋经国下去视察，人家送饭给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样学形，连冷饭都吃。蒋经国上车，一边钻进去会一边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学得极其传神。所有这一切，自然获得蒋经国极大的好感。将他列为新生代的重点培养对象。或许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势头太劲，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党外人士，对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为“新闻局长”，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不久之后的林义雄灭门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担任政府发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为“政府”辩护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民进党将他描绘成“美丽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种下了祸因。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之后，蒋经国“英文秘书”一职，一时无人接替，只好由他仍然兼着。可实际上，他很少有时间来履行这一职务，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周应龙身上。而周应龙只是“兼职”又要高升，给蒋经国找一个新的“英文秘书”，便成了迫切任务。
蒋经国心目中有了人选，只是不清楚马英九是否愿意，所以，周应龙便找到自己的岳父梁孝煌，请他出山去做马鹤凌的工作。此时的马鹤凌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担任职务，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错。马鹤凌又一心想让儿子从政，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这件事，他说了还不能完全算数，需要问一问儿子的意见。
如果仅仅只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是否会考虑一番，我们不清楚。可蒋经国几年前就已经认定马英九是个人才，又从他的履历中看到他一贯是优秀学生，同时是蒋经国人才库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给予马英九的职务，并不仅仅只是英文秘书，而是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马英九办事很沉稳。如果是别人，能当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早已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回到台湾了，而马英九却没有这样。尽管他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一职务，仍然觉得不够稳，所以，他在决定返回台湾之前，又向台北的几所大学寄出了求职信，希望能够在某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或者研究职位。结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学的录用通知，聘请他担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面说过，他的几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而现在他又被这所大学录用为副教授，可见他和政治大学的缘分实在不浅。
如此一来，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湾时，便有了三重身份：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台湾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一个月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刚刚发生一起离奇案件，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暴死在居所楼下，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台湾学界一片沸腾，几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况下，马英九返回，许多学界人士都觉得不解。放着美国“自由社会”的高薪职位和优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湾这个狭小封闭并且动荡不安的小岛里钻，这不是发傻吗？但马英九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美国怎么干也有种“流浪汉”的感受，回到台湾定居是迟早的事，何况他学的是政治和法律，只有在台湾才真正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文成系美籍华人，在美国卡内基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陈文成返回台北探亲，却被“警备总部保安处”约见，理由是他在美国和“台独”分子有联系。7月2日凌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台湾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全身伤痕累累，显然经过刑讯或拷打。但“警总”却表示，当时只是约谈，其后便将他放回，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警总不清楚。现场显示，陈文成是从楼上摔下而死，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则难以定论。
这件事，迅速成为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马英九就是在这种不太平的时候，回到了台湾。
得到马英九肯回台湾任职的答复，秘书室便将此事汇报给“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既然是蒋经国看中的人，马纪壮自然不会有半句不满。但这是一个重要人选，职务虽然不高，却是最接近蒋经国的身边人，关系“总统”安危和“国家”的兴亡，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他看过马英九的有关档案，又和马英九见了一面，印象不错，便向蒋经国递交了一份报告，蒋经国当天便在报告上签了字。
从这一天开始，马英九便正式跨进了台湾政坛，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一进入政坛便能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总统”身边工作，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马英九却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马英九身材魁梧，刚从美国回来之时，当时的体重，竟然高达180多斤。他第一天去“总统府”上班，恰好遇到蒋经国会见外国友人，彼此坐在蒋经国的会客室里，蒋经国和外国友人并排而坐，中间隔着一只茶几。按照惯例，马英九的位置，在那只茶几的后面，他所充当的，是翻译的角色。马英九因体重过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挤到蒋经国与访宾间的小茶几。
这件事可苦了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书，包括宋楚瑜在内，个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马英九坐在那里，差不多将整个空间塞满了，连动一下都没有可能，尤其是那张矮椅子，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马英九始终担心，自己如果动作大了点，弄不好，便将椅子坐断了。真的那样，可是闹出“国际笑话”来了。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仅不敢动，而且，还不敢完全将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那张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后将无数次在这里“工作”，马英九有些害怕了。可初来乍到，他又不敢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即使想提，也不知该找谁提。没料到蒋经国异常细心，他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会见结束，送走外国朋友，蒋经国特意走进来，对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马英九说：“怎么样？第一次工作紧张吗？”
马英九摆了摆头，说他并不紧张。蒋经国却和他开玩笑，说你不紧张，我倒是紧张，我担心你那么胖，把椅子坐断了。后来蒋经国特别交代秘书室给马英九换一把宽大些的椅子，让他们给马英九多留一点活动空间，可见蒋经国对部属极其细心与体贴。
东森新闻“两蒋父子档案解密”节目专访马英九，马英九谈到追随经国先生六年往事时说，经国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没有像过去一下乡好几天的情形，后来发生视网膜剥离，又因为糖尿病，脚趾头切除，最后还坐轮椅，那段时间，大概是经国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时候。马英九并说，“我刚回岛时体重超过90公斤，当时钱复曾要我去减肥，而我自己也觉得坐在小板凳上，显然块头大了一点，还会挤到客人、挤到茶几，所以后来经国先生就指示秘书室主任要把位置换大一点，说是没想到新来的马秘书那么胖。”
马英九还说，他觉得经国先生在小地方蛮体贴的，他刚回岛时，拿到博士学位不到一年，回来后准备出版博士论文，很想再去美国更新数据，后来辗转开口，蒋经国马上答应，而且提供了一些财务支持。此外，经国先生平常过一段时间就会问，家里人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需不需要帮什么忙，让大家感受非常亲切。
马英九虽然胸有成竹，博学多才，但给蒋经国当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闹出过“幽默错误”，那是因为蒋经国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蒋经国接见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苏联事务，而蒋经国又曾在前苏联多年，在前苏联娶妻生子，甚至还在前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前苏联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前苏联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现在遇到一个熟悉前苏联事务的外宾，自然会谈起前苏联。蒋经国谈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他发出这个音的时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国话，而马英九对前苏联几乎没什么了解。他想当然地以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么“宫”之类，比如克里姆林宫，白金汉宫，而浙江话所说的“巴”，又和“白”极其相近，所以，马英九便翻译成“白宫”。
蒋经国并不清楚马英九是怎样翻译的，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依然兴高采烈的和那个客人谈着，但那个客人是个“苏联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宫”，却又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翻译成“白宫”，所以有些发愣。
马英九虽然感到外宾的神色有些不对，却也没有深究。直到这个词出现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宫”翻译时，都发现外宾的神色有异，才意识到自己翻译可能错了。
那种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许会想办法蒙混过关，而且蒋经国并不知道他的翻译出现错误，以后再遇到要翻译“巴库”的时候，干脆仅以首府代替，含混过去了事。可马英九非常认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错之后，内心极其不安。他找了个机会，将此事向蒋经国核实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自己有可能翻译错了。蒋经国很耐心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才让他明白过来。
这件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成为一大败绩，最终影响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但蒋经国却与众不同，当他知道马英九犯了一个大错后，他不仅没有批评马英九，反而对马英九这种知错改错的勇气，极为欣赏，竟然还表扬了他几句，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使得马英九在蒋经国面前赚足了印象分，工作起来也就更加认真负责了，以至于后来蒋经国夸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从此时开始，直到蒋经国逝世，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将近7年时间，二人关系十分密切。7年的光阴，在整个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之间，瞬息即逝，可是在台湾，却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7年，虽然有许多变化，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打下了底子，还没有出现最终的根本性改变。后来台湾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参与者，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这种“贴身”身份，使得他对于蒋经国的思想脉络以及为人等，有一个相对别人更为透彻的了解。外人后来说他是蒋经国的真实信徒，甚至于说他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这实在并不为过。
从后来马英九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对蒋经国的政绩以及为人，都是极为推崇的。他多次说：“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但是，他显然不像宋楚瑜。当初，宋楚瑜将蒋经国视为父亲一般尊敬和崇拜，后来蒋经国逝世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会去蒋经国的灵前参拜，并且痛哭流涕，虽然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
马英九不是那种在政治上广结善缘的人，就算他有那么多机会讨好蒋经国，以求蒋经国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情感功夫，只是一心一意将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务必事事精到。马英九和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尽管从感情上说，马英九对蒋经国从小就十分的崇拜，将其当成大英雄看待。而蒋经国对马英九也非常的满意，其体贴和关切程度超乎寻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边，当最亲近的人使用。
蒋经国除欣赏马英九的品德和才华外，马英九的那种“不沾锅”的性格尤其赞许，所谓“不沾锅”，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结帮，我行我素，只要是对的，无论是谁，他都支持，只要是不符合他的观点的，他也会提出意见，如果对方是明显错误或者是在使阴谋，他知道之后，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评。平常在蒋经国身边工作，除了勤奋，就是认真，凡是份内的事，他一丝不苟，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从不打听从不过问，更不会替人说情。他知道的事，他也从不向外面任何人透露。谁也别想从他嘴中得到有关蒋经国和“总统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
蒋经国在有些事情上，还会询问马英九的意见。这是蒋经国的一种工作方法。像他这种人，高高在上，听到下层意见不那么容易，许多事，都是从身边人那里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便有一些谄媚之辈趁此机会打击他人抬高自己。蒋经国身边，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少，他听到类似的话，也一定很多。有些他听进去了，结果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导致了错误，事后即使意识到，想改，也已经晚了。有些事，他想调查取证，可下面的人都有各种关系，调查也不容易。因此，对于身边人，他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警惕，却又不能离开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只能坐在轮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这些身边人了，同样对这些身边人也最亲近。
据蒋孝勇回忆说，到了晚年，蒋经国已经没有几个信任的人，因为那些人对他所说的话，大多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许多话是不能信的。马英九是难得的一个大好人，一个肯对他说真话的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但马英九也有他的缺点，他不喜欢品评人物，往往是就事论事，涉及个人的人品，从不评价。
虽然马英九没有想方设法让蒋经国对自己产生一种亲子般的感情，蒋经国却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蒋经国身处高位，平常见到太多为自己私利，争得头破血流的蝇营狗苟之徒，也见到太多的拉帮结派，所有官场的黑幕，蒋经国是全都见尽，可以说见怪不怪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根除。正因为如此，当他遇到一个不结帮不谋私利的年轻人时，那种仿佛大草丛之中见到珍珠的感觉，是何等的强烈。
蒋经国对马英九评价是：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但对蒋经国这样一个浸淫官场大半生，处于权力高峰几十年，又处于人生终点的垂暮老人来说，他所指的缺陷，应该说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点。
日后，马英九的支持者拿这句话当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诉人们，蒋经国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之高。而马英九的反对者，同样用这句话来攻击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没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更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个像马英九这样看上去没有缺陷的官员，而不愿选一个像李登辉那样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员。
平步青云超速升迁
1984年，蒋经国对班子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一个大基调，就是本土化和年轻化。这次调整，对于整个台湾的未来，可以说举足轻重，关系深远，并且影响到了“党国”的命运。因为正是这次调整，推出了台湾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辉和马英九。后来李登辉成了接班人，担任了“副总统”；而马英九则平步青云，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最初蒋经国让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看中的是李登辉是个农业方面的人才。此后，蒋经国每次下乡调查农村问题，都将李登辉带在身边，李登辉一方面对蒋经国极尽讨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学者作风，颇为务实。
当时49岁的李登辉，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后还有政治上发达的机会，能够坐上“政务委员”的高位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大概没有野心，便很愿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既然没有野心，也就没有顾忌，遇到蒋经国向他征求某些问题的意见时，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这一点，令蒋经国大为欣赏。
1978年，蒋经国当上“总统”，10天后，他便任命孙运璇为“行政院长”。而新的“行政院”阁员，自然都是由蒋经国钦定，蒋经国给了李登辉一个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长”。李登辉一上任，便给了蒋经国又一个好印象。他辞掉了除“市长”薪水之外应得的一切，如研究费、车马费、制装费等。这一消息经过报界大炒，蒋经国看到后，极为欣赏。三年后，他又接任“台湾省主席”。
据有关消息称，当初，蒋经国考虑“副总统”人选时，主要考虑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内定的调子是选择一个湖北省籍的副手，以显示权力的平衡。如此一来，选择的范围便非常狭窄，当时仅仅只有两个候选人，一是李登辉，二是林洋港。蒋经国最终考虑了李登辉而放弃林洋港，原因在于林洋港是通过自我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在台湾政坛每向前走一步，都会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人事关系网。李登辉则不同，他是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党内没有很深的根系，和他关系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蒋经国极其信任的那一帮新人，如连战、宋楚瑜等人。蒋经国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人日后会成为李系最为得力的生力军。
经过长期接触，蒋经国发现马英九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于是就借这次调整之机，将马英九提拔为国民党副秘书长。
但提拔马英九，当时在党内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国民党内，最高职权是党主席，其次则是中常委，再然后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因为秘书长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负责与秘书长相关的事务，副秘书长自然就实际行使秘书长职责，这就使得副秘书长实际成了中常委下面的第一人。这一职务，使得马英九一下子在国民党内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湾党政比较，党主席和“政府总统”是同一人，这一人之下，党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政府”的第二实权人物是“行政院长”，这两个职位，在理论上是平级的。那么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一职，便相当于“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
马英九只不过当了几年“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以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长级”，没有丝毫政绩却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几乎有了问鼎之势，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元老派还是中生代，心里都不会平衡。这种超速升迁，真正是坐直升飞机。
谈起国民党内部的根系，马英九的父亲此时还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名中级党工，在以后马英九仕途发达之后，他才被连提几级，成了高级干部。
而中生代骨干人物中，陈履安的父亲陈诚，曾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干将，宋美龄的干女婿，蒋经国到台湾后的紧密合作者，后来的“行政院长”以及“副总统”。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连战进入政坛之前，便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的级别，是湖北省籍官员的领袖。论能力或者文凭，这两人和马英九均相当，进入政坛的时间却比他早得多。此时，陈履安只不过是“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部级”而已，比马英九低了半级。连战只不过是“交通部长”，同样比马英九低了半级。当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钱复，此时的职务只不过是“外交部次长”，理论上，还只是“副部级”，比马英九整整低了一级。
心里不平的，还有宋楚瑜。此时，宋楚瑜的职务是“文工会主任”，同样只是“部级”。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正是此时，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有人称两人间有一个“瑜亮情结”，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为有趣的是，马英九和宋楚瑜两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两人的父亲，也都是老牌的国民党党员。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马英九大8岁，进入台湾政坛比马英九早7年。若论进入台湾政坛，两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蒋经国征召了，于是毅然返回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一职。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直到让蒋经国对他有一种父子情感的认同，才将他提为“新闻局副局长”，又几年后，才提为“新闻局局长”。可马英九是由蒋经国自己发现的，因此，一回到台湾，首先担任的是“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在行政上的起点，已经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关这一截，宋楚瑜当时大概不会在意，因为此时他已经是“新闻局局长”，俨然是国民党和台湾政府的代言人。响当当的“正部级”。马英九虽然一开始就捞了个“副部级”，毕竟只是政坛小毛孩，初生牛犊而已。
如果论人脉关系，宋楚瑜更是要远远胜过马英九。
人脉关系的建立，一是与父辈的地位有关，一是本人的主导思想和交际能力有关。在这方面，马英九确实够另类，他似乎不屑于搞这类关系，和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是个人，都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就算是朋友之间，他也不像别人那样，要么是酒肉朋友，要么是生死之交，要么是刎颈之交，要么是忘年之交，要么是父子之交。可他则是君子之交，总是淡淡的，没有丝毫利益相关。这就给人一种感觉，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讲情面，似乎有点冷血，因而，身边朋友总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则全然不同。首先，他父亲就有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的后代或者下级，又被他接收过来。他无疑属于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认识一个人，很容易便和对方成为了好朋友，给人的感觉，他极其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宋楚瑜为了帮马英九拉选票，在一次助选活动中，竟然声泪俱下地跪下来，求人们将选票投给马英九。这一跪，跪得惊世骇俗，也跪得舆情四起。这种事，如果换个角色，让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这次提拔，在职务上面，宋楚瑜落到了马英九之后，虽然宋楚瑜后来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甚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进入了中常委，但就担任副秘书长的时间来看，比马英九晚了三年。这也就是说，马英九由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仅仅用了3年时间，而宋楚瑜走完这一历程，用了13年时间。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点闲气，那是有这个可能的。
客观地说，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矛盾是有，但不如台湾岛内某些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毕竟，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两人都作为国民党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现，而马英九由于性格关系，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关改革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又是站在同一阵营，抱持相同观点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联合，应该远多于矛盾。而其后的一段时间，马英九受到李登辉的打压，远远落到了宋楚瑜的后面，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觉得马英九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
由于马英九从政资历很浅，又由于他年轻，更由于他的“不粘锅”性格，所以当初蒋经国提名由马英九担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自然，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表示意见，心里却是不满的。可当时的蒋经国，一言九鼎，即使别人不愿意，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定，马英九担任副秘书长，因此成为事实，以至于闻者咋舌。也就是因为这一惊世骇俗举措，有的人后来说，马英九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蒋经国是否有意让马英九成为他的隔代接班人，这点我们无法知晓，但有意识的大胆重用马英九，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面对“二·二八障碍。”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我到‘总统府’上班的第一天，当时就认为要解决这个（指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问题。后来无巧不成书，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我提出来的。”
马英九这里谈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湾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还得从抗战结束时谈起。
抗战结束后，日本不得不将强占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交还中国，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对于回归，是热切期望并且真诚欢迎的。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国民党大佬级人物陈仪来台湾担任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理论上说，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三权独立的政府，无论是清代还是日据时代，台湾都是实行的集权统治，所以，国民党当时所执行的体制，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并非如后来有些人所说，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专制的。
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高度腐败，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接收对象不仅仅是日伪财产，只要他们看中的，动手就抢夺。台湾民众对这个政权没有丝毫感情。他们原以为回归了可以过好日子了，没料到这个政权比日本统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任。
日据时代，为了控制台湾经济，日本人实行了严格的专卖制度，对于“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实行专卖，并且成立专卖机构。同时对交通运输、货栈、农产品、渔业畜牧、钢铁、电力、水泥、机械制造、石油、工程、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药品、制盐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陈仪到来之后，全盘接收了日本人的这套搞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由国民党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们，无不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大捞好处，于是官场腐败，日甚一日，官商勾结，军纪败坏，盗匪横行。那些当官的可以巧取豪夺，普通当兵的，难以捞到好处，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窃、耍赖、欺诈、恐吓、欺民扰民、无恶不作。政府对此却睁一只日艮闭一只眼。
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一再发生，但凡这类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军人。据统计，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前两年，刑事案件每年递增28%，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正所谓那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民众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对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走私以及私卖。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查缉员傅学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万里红酒店附近的天马茶房（现在的延平北路）前发现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当即上前缉查。林江迈身上带有几十条香烟和6000元现款（因为通货膨胀，纸币不值钱，这其实是一笔小钱）。
钱虽然不多，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是命根子。
当时，专卖局官员便要将这些钱和烟予以没收，对于林江迈来说，这些财产可是命根子，自然不愿，于是和缉私官员抢夺，甚至跪地向他们求情。
附近有很多民众开始围观，他们知道林江迈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纷纷向官员求情，可官员“铁面无私”，丝毫不肯让步。抢夺中，因为林江迈不肯松手，警察便挥枪威胁，并且用枪托猛砸林的头部，致使她受伤流血。
当时有近百名民众围观，一些人早就对国民党官员不满，群情激愤，有人开始上前和官员们论理，甚至出现抢夺。场面一度出现混乱，致使一名查缉员和一名警察受轻伤。官员们恼羞成怒，鸣枪示警。混乱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子弹竟然射中在自家楼下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处理得当，应该可以迅速解决。但是，国民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反而称陈文溪是因为妨碍公务被击毙，是咎由自取。
当晚，愤怒的民众便向当局提出诉求，要求惩办凶手，但当局根本不予答复。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带的市民出于愤怒，鸣锣聚集，向民众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给予公正解决。当地警察获悉后，立即派出警员赶到现场驱赶民众。民众异常愤怒，双方迅速发生冲突。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当地的警察所，所长出面弹压，被愤怒民众围殴。随后，这些人冲进警察所，抢夺了枪支，又前往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当场打死查缉员6人，并将办公室内存放的东西推出门外，连同外面停放的汽车、自行车数辆放火烧毁。
后来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一直要求政府对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当马英九说他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他提出来的，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许多人的攻击，认为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说假话。他们抱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马英九回台湾的1981年，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到“二·二八问题”，那时的蒋经国，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有迹象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确实开始思考与“二·二八”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很可能是被动的，却又是不可逾越的。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国民党的本土化，越来越多的本省籍人士进入国民党高层，矗立在国民党和台湾省籍人士之间的这座大山，已经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视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并非蒋经国所愿，可他却无能为力，不得不顺从某种历史的趋势，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国际的力量。比如蒋经国在台上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蒋经国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苏联搞大清洗的触目惊心，有着深刻的体会，也对他父亲搞的独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算是他自己为了掌权，同样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并且使用过诸多残酷手段，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诱因。但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他掌权的时代，和他父亲掌权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他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台湾政权。他父亲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权下面派系林立，各不相让且矛盾重重，种种一切，给他掌握政权增加了变数。
蒋经国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用什么人的问题。如果用父亲的老人，那么，这些老人的资格比他老，派系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间难以调和，即使不是发展到有人站出来推翻他，也一定是内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胆起用新人，那么，这些新人难免会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受到省籍族群的影响。美国对待台湾，一直都在使多面派手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大力扶持台湾，同时还保护和支持台独势力。而日本对台湾始终不曾死心，多年来都在努力寻求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蒋经国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说无路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这座大山。
马英九回到台湾，加入“政府”工作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敏感时候。蒋经国自从担任“行政院长”算起，执掌台湾大政已经10年，台湾政坛，本省籍官员已经超过了50%，势力已经大过外省籍。这便成了“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不得不向党外人士妥协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解决“美丽岛事件”，说国民党不想停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好，说国民党妥协也好，无论何种因素在起作用，客观上，都是国民党政府向党外人士的示弱。党外人士从而接收了一种信号，国民党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所有的反国民党行为，只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国民党将无能为力。
所谓的“合法”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反对势力，不可能不踩线，而国民党既然已经退了第一次，肯定还会退第二次第三次，对于某些看似越格的行为，他们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所谓的“合法”，也就是指“选举”。党外人士要在选举中取得主动。一是要结成一个组织，党禁还没有放开，组党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组织一种助选机构。此外，自然就是争取民心，也就是争取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结。
民间要求对“二·二八”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独”分子用来打击国民党的最有力武器。蒋经国怎么办？死守“二·二八”防线？死守下去，别说是台湾省籍人士的反对，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会冒出强大的反对之声。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要求对“二·二八事件”进行重新定位的诉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本省籍官员，相当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轻官员，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需要重新审视。
马英九当时的观点，便代表着台湾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那之后3年才出生的。大学时代甚至更早就知道这件事，当时的理解，‘二·二八’应是族群冲突，当时同学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属，在户口记载上是叛徒，经常有警察来拜访。直到离开台湾赴美念书，都觉得要想办法解决。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机会，那时‘台独’联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除了了解国民党独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很想去中国化，也就是搞‘台独’。看这些东西，一方面让我了解到族群对立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开始对‘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蒋经国开始考虑怎样面对“二·二八障碍”。马英九回台后不久，有一次蒋经国在私下谈话时，问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马英九借此机会，很策略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蒋经国沉默了片刻，然后表态说：“这件事非常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不过，可以组织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范围内搞些讨论。”
这显然是蒋经国的一种表态，正因为这种表态，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便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内展开，为日后对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蒋经国让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这么一个显赫职务，其实是想要马英九帮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党外交”。这充分说明，蒋经国没有忘记马英九几年前在纽约那次发言中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话。
但马英九上任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不是“政党外交”，而是“政党内交”。他上任之后，台湾岛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国民党的威信一损再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党外势力决定于高雄市集会；此活动事前的申请未被核准，但由于过去许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后才被许可，于是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最后终于酿成封锁高雄市内道路的警察与民众的冲突；数日后，政府便展开对美丽岛集团的逮捕行动，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以涉嫌叛乱由军事法庭审判。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审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林义雄家宅发生惨绝人寰的灭门大血案！林母及两个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惨遭不明身份的凶手潜入家中杀害，大女儿林奂均被杀成重伤，这件灭门血案，震惊海内外。使得整个“党外”运动在挫折之中，更跌人哀伤的谷底。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瓦解，但这次全岛性的大搜捕，却震撼海内外，尤其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审判，更激起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高度关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学有专精、正值少壮的辩护律师，由于承办这次的案件，使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重要人物，举凡谢长廷、陈水扁、尤清、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投入政治运动的行列。
要了解美丽岛事件，必须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党外”民主运动。在一般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选举具有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于国民党入台以来所实施的“地方自治”仅称得上是一个“半自治”的形态（地方缺少财政、人事、警卫、教育等权），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碍于所谓“动员戡乱”之体制，完全不让人民改选，直到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因此，长期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台湾尽管有选举，但并没有完全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彰显。
在经过七十年代多次的选举之后，一些标榜“党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政团；又于1979年初，党外杂志《夏潮》《这一代》遭到停刊处分，党外人士余登发父子因“知匪不报”被捕，引发一连串抗争行动，朝野之间形成一股剑拔弩张之势；同年8月，政论杂志《美丽岛》创刊，发行人为黄信介，社长为许信良，副社长就是后来在台湾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吕秀莲，《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形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政治的雏型，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并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社及服务处，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时，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因此，《美丽岛》杂志社所引发的一连串群众聚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当局极度的敏感与不悦。
“美丽岛事件”以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实际给党外人士以正面的鼓舞。
此时，美国又一直在后面支持这样一股力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压力，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对于国民党所执行的专制统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后的一段时间，国民党虽然对新闻实行了进一步控制，但党外人士的斗争，却花样翻新，恰在此时，江南先生撰写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出版，随后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的车库准备去自营的瓷器店时，被从角落射出的3颗子弹夺去了生命。此案顿时引起舆论大哗，海外华人纷纷发表谈话，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蒋经国，公开指责这是一起政治谋杀。美国各界人士在旧金山成立“江南事件委员会”，悬赏2万美元缉拿凶手。
美国警方也感到震惊，决心立即破案，教训一下在美国胡作非为的国民党特工。美国联邦调查局电讯监听机构，于当天录下了从旧金山国际机场打到台湾的国际长途，其中有“交易已成”的暗语。接下来查明，美方通话者为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总头目、人称“旱鸭子”的陈启礼，台湾方通话者为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上校副处长”陈虎门。不久，美方拘捕了竹联帮在当地的负责人俞大钧，俞大钧供出杀害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的陈启礼、“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三人，他们已经潜回台湾。
台湾方面恰在此时发动了“一清专案”，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便是竹联帮。而发起“一清专案”的竟然是“安全局”而不是“调查局”或者“情报局”，更不是警察机构。所谓“一清专案”，实际是一个扫黑专案，这类案件，职责上是由警察部门负责的，而“安全局”、“调查局”和“情报局”，则是军事情报部门，专职负责的是安全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事件就这么蹊跷，美国方面发生了“江南案”，台湾则差不多同时由“安全局”开始了“一清专案”，结果，第一场战役，便将三名凶手缉获。
有人怀疑整个事件是一个大阴谋，是由台湾情治单位相互倾轧引起的。至于目的嘛，自然因为情治单位太多，互不统属，彼此矛盾，勾心斗角，谁都想把对方整倒。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太多佐证。
三名凶手虽然很快被抓获，但台湾方面并没有和美国通气，有关情治单位以及国民党高层人士也相互隐瞒，根本不承认此案属于高层密谋。美国方面因此怀疑台湾实际是用这种方式将凶手暗中保护起来，大为不满，开始向台湾施加了很多压力。台湾不得不表示一种姿态，声称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美国人对台湾并不信任，他们表示，已经查获陈启礼作案前所录的一盘录音带，谈及受台湾情治单位指使作案等细节。
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于1985年1月10日召集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安全局长”汪敬熙、“国策顾问”沈之岳、“情报局长”汪希苓、“调查局长”翁文雅等人开紧急会议。据后来透出的消息说，汪希苓见无法隐瞒，只好说出是“情报局”安排了这起暗杀的事实，蒋经国昕后，大为惊讶，完全不相信在自己一手控制的情治部门，竟然能干出如此恶劣的事来。
他在会上当即指示：“务使全案水落石出，而且不论职级如何，涉案者一律不得赦免。调查完毕之后，将案情公开让民众知道。”并且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海军中将”汪希苓、“副局长、海军少将”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陆军上校”陈虎门。
1月13日，“中央社”宣布台湾“情报局”官员确实卷入“江南案”。4月19日，将汪希苓判处无期徒刑，胡仪敏和陈虎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当时，外界舆论指向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纷纷指出正是他制造了这起血案。而此案发生之前，台湾实际已经有动议，要安排蒋孝武接父亲的班，成为台湾下一届领导人。蒋经国似乎也在各方面进行安排。但“江南案”发生之后，岛内外压力巨大，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蒋孝武，同时也指向蒋经国，党外人士，更是借机大肆指责国民党专制残暴。要求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组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平息舆论，蒋经国只好忍痛割爱，将儿子放逐到新加坡。
“江南案”余波未了，又冒出了一桩“十信案”。“十信案”表面上是一起金融舞弊案，案件的主角是公营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蔡辰洲是台湾巨商蔡万春的次子，连任3届共15年“十信”理事长。正是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向一些企业大量发放无担保贷款。事后查明，他总共发放的这类贷款150亿新台币中，不良贷款高达70亿，亏损达80亿。这起案件背后，涉及众多的国民党要员。最初，蔡辰洲的政治靠山是蒋经国在军界的干将王升，后来，王升失势并且最终倒台，蔡辰洲又投向蒋经国身边的红人蒋彦士，既由蒋彦士介绍加入国民党，又由他辅选当上“增额立法委员”，还通过他的关系，和一大帮国民党高官尤其是“财政部”高官保持着密切来往，为了保持这类关系，蔡辰洲每年的交际费便高达近3亿元。而那些他所批准的无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部”或者其他高官从中牵线的。
这一案件令蒋经国大为恼怒，2月6日的中常会上，在没有通知本人的情况下，蒋经国突然宣布接受蒋彦±秘书长的辞呈。其后，50多名官员因此被判刑。谁也不清楚此案对蒋经国的打击有多大，有分析者认为，正因为“江南案”和“十信案”的影响，才促使蒋经国考虑让李登辉来当“副总统”，因为在蒋经国看来，有条件担任“副总统”一职的高官中，仅仅只有李登辉可能是廉洁的。实际上，蒋经国似乎忘了一点，李登辉当初“人阁”，推荐者之一，便是蒋彦士。而李登辉当了几年“总统”，事后被揭露，由他控制的政治资金高达几十亿。可见李登辉不是不贪，只是时候未到。
“十信案”成了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蒋经国似乎也开始反省此事，加上内部新生代在蒋经国耳边进言：这是由于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所致。蒋经国开放党禁之心，有所松动。
而在此时，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与党外人士有关的事件。1985年4月1日，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施明德联络其他几名在狱中的党外人士开始绝食抗争，他向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国民党还政于民；二、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三、国民党承认反对党。这是正式提出了组党要求。
在此前后，陈水扁也闹出了一系连轰动新闻。1984年夏天，陈水扁赴美活动返台，暗中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组党促进会”，并且公开谈论组织政党的事。对于此事，当局自然是极其反感，却又因为“言论自由”，不好对他发作，何况，他还是“省议员”，作为议员，自然有权议政。可当局不肯放过越走越远的陈水扁，想办法要制裁他。恰好，由他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有一篇文章，称冯沪祥“以翻译代替著作”。而这篇文章是转载3年前另一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当年，冯沪祥并未就此说任何话。此次，受了国民党方面的暗使，竟然起诉陈水扁“诽谤罪”，法院因此判处陈水扁1年有期徒刑，并罚款200万元。
这其实是对陈水扁搞组党活动的警告，并未想真的执行。没料到陈水扁却不善罢干休，宣布辞去“省议员”以示抗议。后来，党外人士请陈水扁出山，回他的家乡竞选县长。由于国民党围票，陈水扁输掉了这场竞选。竞选虽输了，陈水扁仍然四处拜票，感谢为他投票的人，结果途中出了车祸，他的夫人因此瘫痪。有关这个判决，也就悬在那里，谁也没想过要执行。
转眼到了1986年2月25日，亚洲发生了一件大事，菲律宾政局发生剧变，专制总统马科斯被赶下台。实际上，这次政坛剧变的总设计师是美国。令人深思的是，当初马科斯掌权，支持者正是美国，现在赶他下台，并且扶持了一个所谓的民选政府，同样是美国在幕后支持。在亚洲，菲律宾是台湾的盟友，关系非常密切，政治体系也极其相似，背后都是美国人在支持。
菲律宾的剧变，让蒋经国看到了一个事实：美国人虽然扶持台湾，但不一定支持台湾现政府，这正是近十几年来，台湾内部动荡不安的原因所在。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菲律宾而他成为第二个马科斯？为此，蒋经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同时，美国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施压，明确表示，蒋经国必须“改变人权状况”。蒋经国一下子被逼到了绝路。所以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在找人谈话，就此进行探讨。
“国家”认同与“台独”势力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政权怎样更迭，改朝换代，打也好，闹也好，山河一统始终是国家的常态或潮流。维护国土疆域的意识，千百年来植根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日记手稿的部分内容2005年2月17日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展出。据已看过全部两蒋日记人士透露，印象最深的是蒋氏父子一生最不忘的是“中国统一”，可以用“执迷不悔”来形容。
有一次，马英九替蒋经国当完翻译之后，蒋经国送走外宾，把马英九留了下来，问他：“我听说，那个陈水扁，他要组党，是吗？”陈水扁的事当时已经闹得沸沸洋洋，马英九知道蒋经国是想听听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答道：“我也听说了。但我想，组党不一定是件坏事，美国那样的社会也是多党制，有执政党也有在野党，那样可以相互监督，有一种体制促使某一政党内部的改革。美国的体制，就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政府体系的清廉执政。”
他说这话的时候，蒋经国认真地听着，始终没有说话。马英九不清楚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他觉得，既然谈到了这一话题，有些话，他就一定要说出来。他说，据他在美国时所进行的研究，美国的体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国家政体的认同，如果缺乏这种认识，那么，根本就不是反对党，其它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对于这一问题，蒋经国显然早就已经深思过，他颇有同感地说：“对，你这话说得太好了。反对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如果对国家都不能认同的话，你这个党，就不是反对党，而是‘叛党’。”
马英九接着说：“我忧虑的也就是这一点。在美国的时候，那些台独分子出的刊物，我也看过一些，当时主要是想弄清他们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想‘去中国化’，他们想让台湾逐渐成为第二个外蒙古。”
提到外蒙古，蒋经国的心立即痛了起来。这事他最清楚不过，因为他曾为了这块辽阔的土地，在三、四十年代代表父亲和国民党政府去前苏联交涉过，结果都无功而返。
外蒙古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国人来说，显得有点陌生。事实上，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中国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
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是在我国东北境内。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亚洲和欧洲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政权，但是自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清初中国把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府曾分别在这些地方设置了管理机构。
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也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重新统一于中华民国时，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沙俄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推行“去中国化”和外蒙独立。
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机，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自治”的外蒙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驻军库伦。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苏联领导人背弃列宁的诺言，在蒙古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去中国化”运动和分离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遭南京政府拒绝。
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古集会举行全民公决，随后宣布独立，脱离中国。
马英九认为现在“台独”分子要走的就是像外蒙古“去中国化”和分离祖国的这条路子。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确实具有超人一等的智慧，一眼就看穿了“台独”分子的鬼蜮伎俩。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要做的正是逐渐“去中国化”，然后像外蒙古一样实行“全民公投”，最后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2004年9月30日，陈水扁在接见第四期“蒙古行政管理人才训练班”学员时就公开说：“蒙古共和国经过公投，确认国家主权独立的意志，值得台湾学习参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台湾2300万人民的台湾之路，台湾要站起来，台湾要走出去，相信蒙古成功例子能给台湾无比的信心。”
对“台独”分子的阴谋和企图，蒋经国当然非常清楚。蒋氏父子主政台湾的几十年中，尽管海峡两岸各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湾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蒋氏父子不断向岛内民众宣传根在大陆的理念，积极推行国语，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许多措施，使台湾虽然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仍保存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还严打“台独”活动，破获许多“台独”案件，使“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0年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1960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中共领袖毛泽东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对中国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看到了蒋介石是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对蒋介石采取的打击“台独”行动极为赞同。由此，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毛泽东因此提出要与蒋介石“和”的主张。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他亲笔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对蒋介石说：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当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多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在此期间，著名民主人士曹聚仁还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
反对党兴起与“革新小组”成立但蒋经国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权的安危。马英九也知道蒋经国的心事，所以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事避而不谈。马英九说：“我回来的时间不长，对于党外人士的那些诉求，还不十分了解。不过，这几年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进行了认真观察和研究。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在忧国忧民，但另外一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
他见蒋经国很有兴趣地在听他讲话，便继续说道，“他认真研究过菲律宾的情况，觉得菲律宾和台湾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地最初都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但后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改变了，这次菲律宾所发生的事，自然与其内部的腐败和独裁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在背后支持反对派，给马科斯政府不断施压，更是一个直接的诱因。台湾目前的情况，和一年前的菲律宾极其相似，公政会虽然还不是政党，但已经形成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实体，并且在不断壮大。如果取缔的话，美国不会答应，而且，台湾岛上也可能引发冲突，增加不安定因素，这几年的改革努力，可能付之东流。如果放任自流，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事来，那时，政府就不得不表态，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马英九的话理顺意明，言简意赅，字字精辟，更兼他思想敏捷，眼光远大，见解脱俗，说得蒋经国连连点头，“嗯！有道理！我就是担心会动摇国本。国本动摇，我就是千秋罪人呀。”马英九很清楚，蒋经国所说的“国本”，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中国，这才是所有一切政治的根本。
此时此刻，蒋经国确实是被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他在寻找突破的方法，却又觉得很难突破这个困局。他并不仅仅只是找马英九一个人交谈，还曾找过很多人，至于别人向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马英九不清楚。大约一个月以后，蒋经国似乎下定了决心，所以，他约见了党外大佬、开明派的陶百川：
1986年5月初，蒋经国和陶百川长谈了一个小时。据有关消息透露，蒋经国和陶百川密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蒋经国请他出面与反对派人士沟通，表示国民党准备在政治民主化上做出新规定，以便党外势力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事后，陶百川马上与自由派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约见党外人士和国民党的一些人士餐述。蒋经国还在这次聚餐中讲话。
几天之后，蒋经国通过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等人，约见公政会的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听一听他们的诉求。公政会的全称是“党外公政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这个组织，就是以前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看上去，像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自从1984年5月改组为公政会，给人的感觉，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党，至少也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所以，公政会成立后不久，当局便指斥他们违反“戡乱”时期戒严令，是非法组织。从那时至今的一年时间里，公政会多次派人要求面见蒋经国，向他当面陈情，都被婉拒。这次蒋经国主动提出接触，似乎是他已经有了某种深思熟虑的想法。那时，马英九自然不知道，此事的背后，有美国在不断地施压，蒋经国已经是无路可退。
5月10日，双方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会谈。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双方对实施“中华民国宪法”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民主宪政，则需要继续磋商；二、双方对公政会及其分会都表同意，至于“登记和名称”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磋商；三、双方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所谓的三点共识，实际上一点共识都没有。不过，与会双方，可以说都有收获，蒋经国需要的，正是反对派对于“国本”的承诺，他拿到了这个东西。而反对派，需要的则是活动的合法性，他们同样拿到了这一承诺。最为重要的一点，以前，国民党不承认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而现在，却愿意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同。所以，反对派将其称为“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
从此开始，公政会便迅速膨胀，短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台各地建立了分会。党外人士显然看到了组党的曙光，所以，他们更进一步行动，决定发起“5.19绿色行动”，抗议国民党实施戒严37周年，活动地点选在台北闹市区的龙山寺，发起人是江鹏坚、陈水扁、许荣淑等人。国民党对此早有准备，在示威人员到达之前，便派出大批军警将其封锁。如此一来，游行已经不可能，双方和平对峙了几个小时，于晚上9点多由江鹏坚和谢长廷同台北警方协商，警方同意让出一条信道，参加者一一散去。
这次示威虽然和平解决，但当局对组织者还是非常恼火。为了惩戒某些人，“高等法院”竟然旧事重提，于5月30日正式判处陈水扁8个月有期徒刑，罚款不变。这显然是要给陈水扁一个下马威。
可陈水扁已经接收了诸多信号，知道当局不会采取激烈手段，自然是有恃无恐。他竟然在街头举行7场“坐牢惜别会”，每一场都引起无数围观者和无数支持者，使得他成了大明星，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坐牢英雄”。
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一人一元轮椅行军”活动，让妻子坐在轮椅上，他推着走上街头为“蓬莱基金会”募捐，募得300万新台币。
当局原是想给陈水扁一点小小的惩戒，没料到，陈水扁借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反而胜了一局。年底，“增额民意代表”选举开始，陈水扁因为坐牢无法参选，夫人吴淑珍坐着轮椅代夫出征，参选“立法委员”，竟然获胜，成力台北市第一位女性“立委”。
1985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出席致辞，他开始拿着讲稿读，后来突然放下事前拟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到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接下来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部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沉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二人一组，分别讨论：一、“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二、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三、“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四、民意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五、强化社会治安问题。
这五大问题的提出，等于发出了一大信号，蒋经国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直选“省市长和中央民意代表”。
这个“革新小组”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党外人士的组党，却快马加鞭。11月10日，民进党在台北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成立，从此宣告了台湾一党专制时代的结束。
在这次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活动中，马英九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小的，他作为“革新小组”内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某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也曾向蒋经国提供了一些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对戒严、主张开放党禁，同时也主张组党的步子应该放慢一些。这种观点，甚至和党外人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比如党外代表人物康宁祥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党外人士中那些主张去中国化的分子迫不及待，匆忙推出了新党，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许多人都始料未及，也并非蒋经国等人所能控制。
蒋经国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据钱复回忆，当初，蒋经国将他调往“外交部”，然后又将他派去了美国，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希望钱复能够修复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由他充当台湾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也是巧合，这一段时间，钱复在美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和美国政府商谈军购案，此前，美国方面已经松口，不料菲律宾政坛巨变发生，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似乎突然变了，他们约见钱复，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人权状况”大为不满。
为此，钱复急急忙忙赶回台湾汇报，蒋经国立即在中山楼召见他，两人有过一番长谈。钱复向蒋经国介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出了好几件大事，像七十年代末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林义雄灭门血案”以及“台大教授陈文成死亡案”等，都已经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到了八十年代，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件，最令美国不满的是“江南案”，台湾的暗杀，竟然杀进了美国，连带美国的治安形象也受到影响。后来，美国查到相关录音带，证实这是一起政治谋杀，和台湾的情报单位有关。然而，台湾的官员却矢口否认，最终美国恼火了，表示要对这些官员进行测谎。那些官员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承认，即使如此，这一案件，至今仍然有诸多未解之谜。
钱复说，目前，美国最为不满的是台湾实施戒严，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选举被官方控制等，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必须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将会考虑取消对台军售。蒋经国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很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蒋经国显然考虑到了一点，戒严一旦解除，等于为“台独”分子返台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那时，他将无法对付这些人。这是他的心腹大患。可见，蒋经国最大的担心，是父亲传给他的“中华民国”，被那些台独分子给整没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蒋经国显然对那些党外人士的真实面目，比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中生代看得远看得准。但他没有看准李登辉，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台独”活动的兴起及其演变
主张“台湾独立”的分裂活动，是在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后开始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并且始终构成对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威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战期间，重要的国际协定都肯定了这一点。1943年12月1日，中、英、美三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苏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二战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二战期间对日作战的同盟国政府，在后来历次发表的声明中，均确认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说，开罗宣言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上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50年代初期，一个中国原则首先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明确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未经谈判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对新中国的了解，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及一些和平中立国家，也先后排除美国的干扰和压力，相继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谈判建交。其中许多国家还成为在联合国内为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
进入70年代，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1971年9月基辛格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也取得巨大进展。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且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次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宣布废止“日台条约”。
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到中日建交，直到中美建交，标志着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而台湾当局则遭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境地。从1970年到1972年，台湾当局的“建交国”从68个锐减至39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从53个增至89个；1977年底，台湾当局的“建交国”数目下降至23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增至113个。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的产物。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
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移到海外070年代后期，台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泛滥。该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
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列入党纲。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不禁止“台独”活动。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
各种“台独”组织进行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主要有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族”、“新国歌”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并且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上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台独”论调形形色色，但其基本主张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人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前途由台湾住民自决”。
“台独”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有国际背景。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是，台湾重归中国已不可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的“台独”活动遭到失败。
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1951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60年代中期，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1970年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而统一指挥“台独”活动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亦在美国成立。此后，美国成了“台独”活动的大本营。
公开的“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其大本营绝非偶然。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1957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人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正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在美国的“台独”势力在70年代进一步整合，有了较大发展。中美建交以后，一些“台独”组织继续在美国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争取通过提升美台关系的议案；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组织各种宣传“台独”主张的活动。1995年李登辉访美得逞，也包含了这些“台独”组织的势力所起的作用在内。
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
尽管蒋经国并不想动摇“国本”，可他不能不动，美国在后面逼他，党内人士在身边劝他，党外人士在背后推他，他可以说是被逼上了绝路。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组成了一个12人“革新小组”。这些人全是“中常委”，是高官，不可能真的研究此事，他们只是定大方向，具体工作，便由下面的人在办。下面是谁？自然就是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个机构，由李焕牵头。蒋彦士因为“十信案”被蒋经国强行接受辞呈之后，李焕便接替这一职务担任了秘书长，下面有好几个副秘书长，马英九是其中之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李焕的旧班底，几十年跟着李焕，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李焕自然是一直都想给他一个重要的职位，但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直到几年后的1988年，李焕才给了马鹤凌一个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总算是一点弥补。马鹤凌的儿子现在成了自己的助手，年轻又精明能干，李焕自然是非常喜欢，刻意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