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话与事实相去愈远愈难，而同时要在逻辑上相近则更难，幽默在二难相生相克中产生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这句话并不是很经得起推敲的，原因是弹琴并不一定能产生喜悦之感，这要看弹的是什么曲子，如果是一曲悲歌，又在黄连树之下，很可能弹得涕泗滂沱的。即使是一曲欢歌，也不一定能使弹者欢笑起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的乐队几乎没有一个会笑出声来，连听众都一个个神情颇为严肃，沉浸在一种精神享受之中，其情绪与在听悲歌时，是一样的。这时听众和演者都在陶醉于一种美感之中，美感不一定与日常生活中的欢乐联系在一起，有时看悲剧掉眼泪也是一种美感。
如果你陷于痛苦，弹琴奏乐只可能使你陶醉于音乐之美而忘却痛苦，但却不可能直接产生快乐。
为了摆脱困境而借助于音乐，是并不那么可靠的。相比起来，借助于幽默，要可靠得多了。
但是，当你处于窘境，心情郁闷痛苦，你与幽默的要素相去甚远，尤其是当你的苦闷是来自外来的攻击时，你的全部心智都集中在反击，这时幽默可能暂时用不上。然而，如果你面临的攻击是不值得反击，或无从反击时，幽默就有用武之地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个著名的悍妇，动辄对丈夫大骂。一次她对苏格拉底大发雷霆之后又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丈夫通常都会发作起来进行反击的，但是苏格拉底面临这种困窘处境之时竟然这样说：
“雷鸣之后免不了一场大雨。”
一场恶凶的冲突化作了一场玩笑。
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这么个夫人，他答：
“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了。”
人处于困境中已经很难，在困境中幽默更难。原因在于第一，这时要从迫在眉睫的外部侵犯和内心的自卫冲动中解脱出来；第二，从另一角度，亦即不是从绝对消极的角度，而是从积极的，至少是非消极的角度，对眼前的灾祸作出性质绝然不同评论；第三，如果评论完全与事实不挂钩，不成其为幽默，要幽默得起来还得使这种评论在形式上又有某种天衣无缝的巧合。
苏格拉底的高明，首先在于不把她夫人的凶悍当作为人妻子者不当有的；其次，他把这种凶悍淡化为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而自然现象是人的主观意志不可控制的；最后，把破口大骂继之以一盆冷水，当作雷鸣之后通常必有的暴雨。两个比喻的连续关系，变成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看起来有某种巧合的逻辑性。
既要性质上相去甚远，又在形式上、逻辑上相合甚密，是幽默的要义。
幽默家的真功夫就在解决这二难中显示出来，幽默的趣味就在这二难相生相克的过程中产生。
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穷困到门破了，关不拢，椅子歪了，不能搬移，只好以草绳捆一下，还在门前写了一条横额：“结绳而治”。
“结绳而治”本来指上古无文字之时，只好用绳子打结以帮助记忆，与归氏家贫之状相去甚远，而二者以绳为重要辅助工具又十分相近。因而这样的幽默是比较细致的。
这是一本叫《柳南随笔》的文人笔记中所记载的，该书接着说归氏除夕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
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
这与归氏现实的穷而无力改变现状相去甚远，但是在形式上和逻辑上却并不偶合，原因是“一枪”与“双钩”在这里没有着落，不知从何处引申出来，因而显得有点强制性。作者不是诱使读者顿悟，而是强迫读者接受，因而读者就较难与作者分享幽默之趣。
这种幽默，也固然还是幽默，只是粗糙了一些。
在失败的关头，在痛苦之中，能调动自己的智慧和情感的能量作超常发挥的人，才能于仓促之间发出精致的幽默谈吐来。这需要有一种“急智”。
美国有一个传奇式的教练叫佩迈尔，他带领的迪泡尔大学篮球队在蝉联39次冠军后，遭到一次空前的惨败。记者们随即蜂拥而至，问他此时有何感想。他微笑说：
“好极了，我们现在可以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去争夺冠军，背上再也没有包袱了。”
这个教练显然的“急智”，在紧要关头，通常人都会水平下降，而有急智者恰恰能比平时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这个教练的“急智”，显然，也不完全来自先天的气质，很明显也得力于后天的修养。稍有哲学修养的人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中对立转化原理的灵活运用，他的哲学修养帮助他看到事物的反面，他在冠军的称号中看到了包袱，而在失去冠军的时刻看到了某种从零开始的有利心理因素。
正因为这样，他回答不但有幽默感而且有哲理感。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幽默就不但有解放精神的作用，而且有实践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