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不仅如此。我所追求的是再从这些感性材料中抽象出新的命题，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我从这些感性材料中看到了两位大师的弱点，跟着就想到了一个语境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谈得彻底的，所以我暂时不谈下去。今天我着重谈的，是由此我想到了这两位大师虽然观点并不相同，但是在方法上却属于同一个模式，或者说是不约而同地遵循同一条思路。他们大体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来研究笑的，但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殊途同归的。他们相当一致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和非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或一元逻辑）遭到阻碍的结果。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和失落，柏格森强调了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刻板动作的不和谐。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这个“不一致”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当代幽默和笑的研究的经典范畴，这个范畴相当深刻，至少在我看来不比康德那个期待——落空差，却被我国当代的幽默理论研究忽视了。这个被翻译成“不一致”的基本概念，在西方不论在喜剧还是幽默研究中几乎是最普通的常识，然而我们许多长期研究幽默理论的学者甚至还没有把这个观念当作一个范畴来研究。尽管如此，这个基本范畴所提示的仍然是一元逻辑的思路：姑且撇开语境的不同引起纷法复杂的结果木谈，光凭这个一元化的思路阻塞论，也很难为笑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笑，特别是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一元逻辑的惯性，暂时讲不通了。这时既可能是谬误，也可能产生苦恼。使这种谬误或者苦恼变成笑的，是由于突然有另一条思路闯了进来，原先的思路被篡夺的结果，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突然发现这另一条思路（也就是另一条逻辑）贯通了。原来落空了的期待忽然在新的思路（第二条逻辑）上落实了。从心理上来说，就不是落空的茫然，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发现（顿悟）带来的欢乐。这时的笑不但是轻松的，而且是带着某种智慧或者比较深切的情感的。这就提高了笑的层次，往往能使笑从滑稽的层次上升到幽默的层次。这种笑在逻辑上的特点是第一重逻辑落空、第二重逻辑篡位之时，中间有一个焦点。在理性逻辑中是不容许从一条逻辑线索转移到另一条逻辑线索上去的，一条逻辑线索只能一贯到底，如果有两条逻辑，那只能是平行的，否则就可能互相干扰。两条逻辑交错了，逻辑上就不通了，所以西方学人特别强调在一开始概念就要严密。在科学研究中，概念要有严密的定义，目的不过是为了防止概念被偷换；但是幽默的二重逻辑，不仅没有互相干扰，反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理交融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二重逻辑交错的时候，它有一个适合于两者的过渡概念，有点双关语的性质。正是这种双关语，使得概念被隐蔽地偷换了。之所以隐蔽，是因为概念的外部形态没有变化，而概念的内涵却被偷换了。原来在一元逻辑中失落的预期：是内涵失落了一贯性，但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有某种一贯性，就是这外部形态上的一贯性保证了第二重逻辑的自然介入，静悄悄地切人，无声地篡位，这焦点上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二重性，成为幽默逻辑错位的核心，在其他任何一个逻辑环节上都不可能默默地进行这样的逻辑转移或者错位。正是由于内涵和外部形态的二重性，才保证了逻辑的错位的二重性。幽默逻辑的二重错位虽然违反了一元逻辑规范这全人类理性思维的心理定势，但是由于定势的被打破，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落，几乎是在同时，在另一条逻辑上的是默默地、突然地贯通。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幽默逻辑与通常的逻辑不同。通常的逻辑基本上是一种理性逻辑，是以一元逻辑为特点的逻辑。幽默逻辑则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逻辑，其表现形式甚为纷繁，但是其基本特点则是非一元逻辑。它可以说是一种二重逻辑，或者说是一种复合逻辑，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二重错位逻辑，或者形象一点，说是二重篡位逻辑也可。
客：这非常有意思。姑且不去追究你的这个发现是不是完全经得住学术的考验，就先说这么一个并不太复杂的现象，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居然被人们忽略了。
主：这也曾经困惑过我自己。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所有这些西方的大师基本上都是在强大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支配之下进行思考的，而整个西方的学术思潮都是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笼罩之下的。古希腊的学术思维模式被亚里士多德概括在他的逻辑学之中。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中讲了许多规范，但归根到底只从属于一条，那就是同一律。所有其他的规范，如不能自相矛盾等，都是具体保证概念不被偷换的。如果输换了概念，逻辑就必然转移，就肯定要发生混乱，思维就无法进行。所有西方学者从来就是这么思考的，他们不可能想象同时运用两条思路，在二元逻辑中还能思考。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种一元化的思维逻辑只是理性思维的逻辑，而人并不是只用一种思维生活的。人类的理性是被大自然逼迫出来的，作为个体的人，其理性思维则是后天教育和训练的结果。在自发的情感领域中，人们的天性是更倾向于非理性思维。对于理性思维的规律，西方人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有很强大的学术传统，对于非理性思维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提出了“原逻辑思维”的观念，还很有见地归纳出了“互渗律”，这是与同一律相矛盾的规律。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研究只局限于人类文化学的领域中。在笑和幽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仍然沿袭着理性主义的规范，不敢逾越一元逻辑的雷池一步。因而在方法上他们习惯于沿着心理学的方向前进，但是又没有充分地吸取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他们在幽默心理学上成就相当丰厚，但是在幽默逻辑学上成就则比较有限。
客：虽然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领会了你的全部学术内涵，但是我不得不向你提出一点，千万不能轻视了理性逻辑规范，因为科学要发展，人要生活，最起码的就是要遵循同一律，不然的话，人们自由地转移论题，任意地偷换概念，就不讲理了，在贯彻政策、执行纪律以及对外交往中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主：你说得很对，但是不用担心，我们的学校教育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对学生进行理性教育。谁也不会忽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规范，因为藐视这种规范，我们的民族以至全人类就要受到惩罚，人类的文明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但是把理性思维的规范不分青红皂白地硬塞给人的情感生活，也可能造成人类情感枯竭，文学艺术的退化，当然幽默的微笑也就很难有存生之处了。一条逻辑贯穿到底，一元化的思路，有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的价值，但是没有情感交流价值；幽默的笑并不是科学，因而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它有情感交流的价值。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不能以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对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作过解释。他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思维逻辑的理性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地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察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
客：不过，我知道，即使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也都并不能使你感到满足，因为这还是在心理学的范围中作文章，而你的战略目标是在幽默的逻辑特点上，开辟你自己的战场。是不是？
主：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完善，弗洛伊德的功劳不可小看，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都多多少少有点把理性思维绝对化，也就是把理性思维当作人类思维唯一方式的倾向。其实，人类思维多种多样，理性思维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要经过多年培养才能具备的。人们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带情绪的思维。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这么重视学校教育。单纯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幽默问题，不确定的成份还是太多。弗洛伊德提出了超越理性的说法虽然功不可没，但我还是不能满足于他的说法。幽默的笑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表达理性的。问题在于传达情感并不是幽默特有的功能，抒情诗也同样能传达情感，中外许多幽默理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都卡了壳。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设法走另外一条路，亦即幽默逻辑学的路。在所有的西方经典中，据我看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最接近幽默逻辑学。叔本华感到了不一致，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发展下去，没有进一步看到，不是一般的不一致，一般的不一致还只是一个现象，还很模糊，要进一步指出是逻辑的不一致，才能打中要害。本来逻辑要求一致，集中表现为同一律。为了保证逻辑不至于发生不一致，才不允许概念转移（或者偷换概念），为了不让概念转移（或者偷换）就要防止概念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不统一，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发生内涵和外延的漂移，以确保二者在思维过程中的高度稳定。于是就有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对同一律的补充。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思维的森严规范。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不一致不一定就是幽默或者笑，诡辩和抒情也是不一致，二者的不一致和幽默的不一致根本的不同就在于诡辩和抒情的不一致并没有逻辑上的错位。
诡辩的不一致特点是在表面上是非常的一致。它的逻辑的一贯性比通常的表述方式要“严密”得多。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庄子和惠施有一次到一座桥上去玩。庄子看到桥下的鱼，就发议论说：这些鱼游得很快活啊。惠子就和他抬杠：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游得快活不快活呢？庄子是个自信很雄辩的人，就接着惠子的话头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快活呢？庄子自以为得计，不料惠子却接着他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不是你，自然不知你是否知道鱼是否快活；但你不是鱼，那就可以肯定你不知道鱼是否决活。这两个人的辩论最大的特点是互相利用对方的前提。首先是庄子利月惠子的：不是生物本身就不可能感知事情的内在状态，任何根据外部的状态进行的推理都是不可靠的。本来这个前提是不可靠的，但是庄子自以为聪明，不去反驳他的前提，而利用他的前提去推演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殊不知接受了对方的前提就上了对方的圈套——承认了不是事物本身就不可能感知事物本身的内在状态。结果给惠子反驳过来，弄得庄子无话可说。其实，惠子这个大前提就是与理性思维不一致的。因为这就否认了任何推理的可能性，而惠子自己就在用推理的手段和庄子辩论。这种推理正是诡辩的特点之一，其实是一种歪曲的推理，其特点是内容中隐含着荒谬和推理过程中形式上的“严密”的雄辩形成对比。这种不一致所表达的是一种知性，其目的是征服对方，压倒对方，而不是与对方共享自己预先在逻辑的空白中留下的感情，所以它不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