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为我自己和他人写的序跋；二是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
为自己将出版的书所写的序，有的较长，有的较短。例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我主要是交代自1947年至1997年这五十年间的写作过程和思考的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的“自序和结语”主要是想说明：我是一个爱玄想的人，有些“玄想”我把它写下来，如果我写下来的那些“玄想”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无”（不是没有意义）；如果它没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有”（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我往往并不知道我写出的“玄想”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那么我的“玄想”只能是“在非有非无之间”了。我和乐黛云共同撰写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自序”是我写的，乐黛云作了一点润色，这本“随笔”只想把我们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写下来。“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中，我常常问自己：我的一生中能真的有个“自我”吗？能真的认识“自我”吗？在一生中能真的不失去“自我”吗？能真的不能认识“自我”吗？我的回答是：“不能”和“不能说不能”。“不能”是“非有”，“不能说不能”是“非无”或“非非有”。因此，我常常想，很可能人都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此后，我为《昔不至今》这本由钱文忠帮我编的书写过一篇短序，有我的人生感受：已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它已不是今天，我们必须放下过去，抓住“当下”，这容易吗？可能又是一个“在非有非无之间”了。
我为他人写的序，大都是同行中外学者和我的学生。为他人写“序”，就得先看看他写的书稿，这对我增加知识很有帮助，例如读张耀南的《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他认为张东荪哲学否定中国哲学有本体论哲学，这使我考虑到“魏晋玄学”是否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本体论的本体之学。读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使我考虑到，中国的“神话”也许颇有特色，往往把历史人物神话化，如周文王、孔子等，也把神话人物历史化，如黄帝、伏羲等，这样构成了中国神话系统的重要部分。同时也让我考虑到，纬书从其基本倾向上看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儒家的神话密码，这或有待我们解开这一儒家的神话密码。雷立柏（一位奥地利学者，他曾是我的博士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写了一套《画说经典》，他用图像加文字写出中外文化的异同，很有意思。我为他这本书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讨论了中外文化中的“差异中的同”和“相同中的异”。特别是有的学者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写了一部书，我读之后深感他的用功之勤，论述严谨，如王永祥的《董仲舒文集校释》，使我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对董仲舒思想的偏见，受益良多。我认为，为他人写“序”是一种学习，是对学术的尊重，因此应该认真对待，不能敷衍了事。这几十年我大约为他人写过近百篇的序，由于本卷字数的限制，选择了其中五十余篇编入此卷。
近三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和我研究兴趣的日益广泛，认识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因而免不了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参加会议对思想交流、扩大知识面、了解当前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非常有益。可是，每次会议都要求发表讲演或为会议作一简短的“致辞”。对于讲演，只要是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往往要认真作准备，写出发言稿，先寄给会议的组织者。例如：参加1999年北京大学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会议，我认真准备了一篇关于协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和而不同”问题的论文，受到与会者欢迎，在我讲完后其他几位学者的讲演都提到“和而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在1989年夏威夷召开的“第六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上，我作为主题发言者之一，讲的是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提出“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这点或与“西方哲学”更注意以“外在超越”有所不同。至于“致辞”，则不能很长，必须短而精练，明确提出该次会议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例如《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是20世纪末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的一次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我深感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应出现对大家来说振奋人心的喜悦的事，但相反，却发生了许多使人沮丧的事件，如2001年的“9·11”事件，接着是西方世界对伊拉克的战争，而中国的社会风气日下，乱象丛生。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的致辞主要是想把陈寅恪先生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加以解说；在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成就奖”的致辞中提出，希望能把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京大学的“校训”。我总想，要在致辞中说点比较有意义的话，不要说那些歌功颂德的陈辞老调。我对一些官员的讲话真感无奈，老想着他们为什么不说点让人能听下去的话呢。看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必须反对。
汤一介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