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张东荪几乎全被人们遗忘了，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在报刊上看到介绍他的文章，但这两三篇文章也只是说了点他的片断生活事迹，而没有涉及他在现代中国哲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张耀南的这本《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可以说是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第一本研究张东荪思想的著作。
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二十年代末张东荪把他对西方哲学各流派介绍的文章“搜集起来，成为一巨册，叫做《新哲学论丛》，其中有一篇讲述柏拉图的‘理型’的文字，表示他对于柏拉图以及新实在论的共相说研究的结晶，而且也能见出他的批评与融会能力。那或许要算是1929年前后，谈西方哲学最有价值的一篇文字。此后几年，他似乎读了康德，对认识论用了一番工夫，糅合各家学说，撰成一册《多元认识论》（1934年出版），认为知识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感相及其背后的条理、格式、设准、概念等所构成。这书同时有英译本刊行。这大概要算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据我了解，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20年代至4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系统的认识论理论。除了张东荪对此有较早的认识，其他哲学家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都先后对此有所认识，并且都先后企图从不同的路径为中国哲学建立知识论的理论。熊十力希望借助佛教的唯识学来补足中国传统哲学没有知识论理论的这一缺陷。他写的《新唯识论》本来应有两部分：即“境论”与“量论”，但他仅仅完成了“境论”，而没有能完成“量论”。在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初印上中卷序言》中说：“原本拟为二部：曰《境论》（自注：境者，所知名境，本佛典。今顺俗为释，如关于本体论及宇宙论、人生论等。有其所知、所见或所计持者，通名为境）；曰《量论》（自注：量论，相当俗云知识论或认识论。量者，知之异名。佛家有证量及比量等，即关于知识之辨析也）。只成《境论》一部分，《量论》犹未及作。”在熊十力一封《答牟宗三》的信中说到“量论”，他说：“此书实有作之必要。所欲论者，即西洋人理智与思辨的路子，印人之止观，及中国人之从实践中彻悟……《量论》于中、印、西洋三方面，当兼综博究。”（《十力语要》卷三）因而熊十力企图用“融思辨以人体认”的方法建立他的“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的《量论》体系。他还明确地说：“余于哲学，主张思辨与体认二者交修。惜《量论》未能写出。”（《十力语要》卷三）又说：“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十力语要初读》）据此，熊十力批评宋明理学，他说：“宋明诸儒不求思辨之术，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精，则不以浑沌为体认之实得者鲜矣。”（《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附录）看来熊十力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不得不考虑建立一“思辨与修养交尽”的知识论体系。其后，1955年，撰写《原儒》，熊十力于《绪言》中略述“量论”大益，虽语焉未详，但仍可见熊十力之用心。
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所以他认为，要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就必须打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这种逻辑、认识论不发达的状况。于是金岳霖于1935年出版了他的《逻辑》一书；1938年写成《论道》，1940年出版，这部书是讨论本体论问题的；《知识论》完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但不幸丢失，我们现在见到的《知识论》是1948年重写的，1983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识论》系统地表述了金岳霖关于知识的理论，这部书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的影响，这点是大家都了解的。
冯友兰的《新理学》采用西方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建立其哲学体系。他认为，他的新理学“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而上学”（《新知言》，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而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上学只是对“经验作形式的释义”，他说：“我们对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底分析，即得到理及气的观念。我们对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底总括，即得到大全及道体的观念。”（《新知言》，第六章）由此新理学提出四组命题，建立起他的新理学体系。但冯友兰并未于此停止，如果说他在《新理学》中采用的是逻辑分析这种从正面阐释形上学问题的方法，那么他的《新原人》则是采用直觉体认的从负面阐释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在《新知言》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中最后说：“形上学的正底方法从讲形上学起，到结尾亦需承认，形上学可以说是不能讲。负底方法，从讲形上学不能讲讲起，到结尾也讲了一些形上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的最后一本就是这本《新知言》。《新知言》这本书，照冯友兰的看法是要为新理学体系确定其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体系不仅是接着中国传统的宋明理学讲，而且也是接着西方哲学的传统讲。所以他的新理学不仅要讨论形上学问题，而且要讨论知识论问题。《新知言》这部书的重点正是在于分析西方哲学家建立他们哲学体系的方法，并认为新理学的方法是“最哲学的形上学的方法”。冯友兰如此重视哲学方法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他在《新知言·绪论》中所说：“我们对于经验，可以注意于其内容，亦可只注意于其程序。所谓经验的内容，就是经验者对于经验的对象所有底知识。对于经验底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又可分为对于经验的程序者，及对于经验的内容者。前者就是哲学中底知识论，后者就是哲学中底形上学。”（着重点为笔者所加）由此我们可知，冯友兰所说的新理学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学的知识论。
贺麟有一篇重要论文《知行合一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知行”问题不仅是伦理等问题，而且是知识论问题。他说：“知行问题，无论在中国的新理学或新心学中，在西洋的心理学或知识论中，均有重新提出讨论、重新加以批评研究的必要。我甚且以为，不批评地研究思有问题，而直谈本体，所得必为武断的玄学（dogmatic metaphysics）；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也为武断的伦理学（dogmatic ethics）。因为道德学研究行为的准则、善的概念，若不研究与行为相关的知识、与善相关的真，当然会陷于无本的独断。”据此，可知贺麟已看到研究知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也可看出他企图把知识论问题从伦理道德问题中分离出来。接着，贺麟对知行问题从多角度作了知识论和心理学上的分析，并用西方哲学家（如斯宾诺莎）的思想来分析和丰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以证“知行合一”学说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也正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而注重了知识论方面的探讨。
上面说到的几位现代中国的哲学家都对知识论问题很重视，但是在这几位哲学家之前，张东荪已经写成了他的《多元认识论》了。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近五十年来张东荪这个人不便被提到，因而使他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也被埋没了。张耀南利用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广泛搜集有关张东荪的资料，对张东荪的生平与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张东荪知识论研究》。现在他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并将出版，他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个序，我作为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自然是不能推辞的。
张耀南这本《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不需要我作全面介绍，我只想提出以下几点：（1）由于多年来没有人对张东荪思想作过研究，因此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张耀南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研究张东荪思想的第一本专著；（2）该书颇有说服力地提出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哲学界第一位建构系统知识论理论的哲学家；（3）该书把张东荪的知识论和金岳霖作了细致的比较，并指出张东荪开辟出一条与金岳霖知识论完全不同的途径；（4）该书对张东荪知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的分析颇有独到见解。当然，我不能说张耀南的《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但我可说这本书不仅对研究张东荪思想有开创之功，而且这本书本身也是一本有相当深度的哲学著作。
本文作于1995年6月，原收入《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发行，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