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为杜维明教授的《人性与自我修养》（中译本）写完一篇序，现在我又为成中英教授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书写序。我想不仅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而且也因为我可能是为他们写序比较合适的人选之一。成中英先生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我和他是198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每年总要见一两次面，通信则是经常的。
这本书大部分文章是从中英下列四本书中选出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有两篇是他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讲演。我们现在用了上列第一本书的书名作为本书的书名。
1983年，我到美国，在和海外一些学者接触后，深深感到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人文科学必须走向世界，让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了解我们。当时，我想到中国女排有一个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认为这也应是中国学术界的口号。但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如何才能实现其“走向世界”的目标呢？这就是必须使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问题了。
由于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30年中，我们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态度，使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失去了联系，使我们的文化和哲学明显地不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要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因而使得我们的学术界开始考虑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适应当前世界的发展。特别是1982年以后在我国出现了讨论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热潮，更加使得人们了解，要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相配合，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照我看也许可以归为五种。这五种不同的看法都是要说明中国文化应继承着什么样的传统或者说应以何为起点的。这里我们可以依照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地作些简单的介绍：
（1）反传统派：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站在当代的立场，从现代意识出发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以便使我们能彻底抛弃过去的传统影响，促进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照他们看，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只能拖住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后腿，应该加以否定。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确实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不能不说都是和封建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那么适合现代化要求的思想观念自然也应引进，这是全然合理的。但是照我看传统也是不可能全盘否定的。既然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谁也很难说已经和它完全割断了联系，而全然不受影响。所以我想，任何人实际上都是处于他长期生活的传统之中，因而他反传统实际上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的传统。而且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在“欧洲中心论”破除之后，可以说是处于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潮流之中。真正能在世界文化发展中起影响的必定是在全球意识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应该而且必定是多元化的，这样世界文化才能真正是丰富多彩的。
（2）五四运动派：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来说，一方面反对封建文化，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另一方面要求“科学与民主”，而这两方面的任务现在还远未完成。就前一方面说，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五四运动对“传统”否定过分了，恰恰相反，有些应否定的传统观念并没有被人们所抛弃，或者有些应对之批判改造的也并未经过批判改造而被接受下来。就后一方面说，目前我们的“科学与民主”究竟实现了多少，这也是个大问题。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由于西方各种思想的传入，又有我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各种思潮时企图融合中西文化的尝试，还有要求保存传统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大家在一平等的基础上争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问题，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似乎更应是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时所继承和发扬的。只有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才有可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3）早期启蒙派：中国文化何时走向近代？这是我们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在明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而在那时中国也就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想。这一启蒙思想应是和中国走向近代有关的。我想，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明清之际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确有很大改变，特别是反映在小说创作上。当然也有些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传统上已开始有所突破，这当然可以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但问题是在明清之际是否对封建传统有一根本性的突破，也许是一个可以再探讨的问题。如果把中国当时的情况放在世界范围看，那么当时在西欧已经是文艺复兴以后了，为什么原来比西方先进的中国这时落后了？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我国如果没有西方先进思想的输入，她能否自己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来，显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问题。甚至我想，发展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固然可以继承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似乎也应走出明清之际思想的束缚。
（4）现代儒学派：近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把从梁漱溟、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等称为“新儒家”，但我认为这个名称也许不恰当。我认为把这些学者称为“现代儒学家”或者更好一些。因为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了。我想用“现代儒学”这个名称可能更能反映这一派学者的实际情况。这些学者要求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多更好地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在现代使宋明的“内圣心性之学”得到发展，从而适应并改革现代社会，即如何由“内圣之学”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又具有理想的“外王之道”和如何由“心性之学”开出科学认识和系统来。我认为这派学者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果它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果它仍然能在世界上成为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思想体系，那么它将不可能不包含现代儒学所涉及的问题。
（5）回归原典派：任何在世界上有影响而长久流传的文化和哲学，找寻和了解其源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看，中华民族自野蛮进入文明时代至少已有四千年以上。而对这长期延续不断的文化（特别是哲学，因哲学应是文化的最核心部分）有着重大影响的是《易经》系统。有所谓“易经三圣”之说，从伏羲而文王而孔子，这也许实际反映了《易经》体系的形成。因此，有学者认为，要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应从《易经》体系中找它的生长点，加以发展，从而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作出特殊的贡献。
照我看，以上五派都有其合理因素，而且应在长期深入的讨论中加以发展，逐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曾经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前面一句是说的“中国文化世界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它才能对世界发生影响；后一句是说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只有让世界各种先进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现代化。就目前情况看，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无论上述哪一派都要解决下述相互联系的三个问题：（1）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作出积极的回应；（2）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3）如何从总体上认识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消极地回应的态度；一是采取充分引进吸收消化的积极态度。显然前一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使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和世界的发展脱了节，从而大大影响了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要对西方思想文化采取积极的态度，那么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能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解决当代哲学提出的新问题，以便适应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形势。同时又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适应当代思想文化发展要求的部分相结合的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中国化。为此，我们又必须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总体上有一认识，包括如何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应该了解，真正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建出一新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并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必定要有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一个民族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将是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的。
在五四运动后不久，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来到中国，1922年他写了一篇题为《中西文明的对比》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先进老师的。”我们现在在许多方面（包括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我们要做学生，要引进西方某些先进的文化，但同时我们又要创造，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到21世纪，我们中国文化总要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的愿望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本文作于1987年10月，原刊于《读书》，198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