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产力问题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中讲得最多，也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在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邓小平基于对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和对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一再指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从而阐明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长期没有解决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社会发展根本任务的问题，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认识的曲折历程
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或根本任务；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最重要的社会基本问题，是广大中国人民最普遍的愿望和要求，是一个在当时没有条件完成的历史任务。
（一）中国近代社会的被动转化与前人的探索
鸦片战争前，面对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清政府的“天朝”美梦虽然尚未完全破灭，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起来，并逐渐形成民族和社会的危机。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便在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沦变中，开始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和现代社会的被动转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19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
近代中国社会的被动转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诚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由于其侵略而在中国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又是不以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反对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外国侵略势力和害怕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国内封建统治势力两大障碍。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越来越突出，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任务，而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则不得不让位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已不断向西方国家、向资产阶级的文化武库寻找救国的真理，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就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最早认识到要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铲除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发展实业，强国富民，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现代化，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直到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辛亥革命很快遭到失败。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旋即成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工具，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障碍。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以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幻想的破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
（二）毛泽东最初的认识及其变化
早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确立了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党和人民在这一时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从反动势力手中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长期奋斗和牺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扫清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3]“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5]。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这些论述的正确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获得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任务，理所当然地摆到了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日程上来。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和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认为，进城后，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6]。党的八大更是充分反映了这种变化及其要求。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7]。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先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也反复强调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生产建设的转变，努力改变我国社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上述“中心任务”、“主要任务”的规定并不协调；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又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并列，而实际上则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中心任务”，导致了“一化”滞后，“三改”超前；尤其是在党的八大就国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正确判断后，又因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轻易改变已经形成的基本正确观点，结果导致后来长期的曲折，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两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上，长期缺乏清醒的、正确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领导人，没有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也是一再发生“左”倾错误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历史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这个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党的八大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和思想自觉性，加上受到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在这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又出现了一些紧张情况，毛泽东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片面的观察和夸大的估计，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重大失误，结果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造成了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最终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把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推到了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1958年发生的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又使党和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发生了急于求成错误的同时，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发生了急于过渡的错误。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不仅规模大，而且公有化程度高，是最好的生产关系模式。于是，在理论上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原理，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在实践上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主义，由“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搞两条道路斗争，急于过渡，盲目求纯，不停地变革生产关系。其结果是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陷入混乱。同时，也使平均主义思想进一步泛滥，严重挫伤了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观念和体制上产生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而在经济体制方面，对于因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党虽曾意识到其消极作用并试图进行改革，且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最终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思想文化领域形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知识分子思想的进步，把思想文化领域作为“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典型，又导致了所谓“封、资、修统治”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坚信“思想革命”能改变人的思想及阶级属性，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认为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在这场所谓的“革命”中，在“继续革命”的旗号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计划第一”以及所谓“封、资、修统治”等错误观点都被大大强化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和毛泽东本人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性后果，与毛泽东始终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不断革命的动机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最初形成的以发展经济，进行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被“文化大革命”这一实质上既不是任何革命又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甚至只能造成动乱的“革命”所代替，从而在实际上中止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
总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虽然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最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三）邓小平的重新思考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在1975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提出要实行全面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纲领，实质上是要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而且在实际上酝酿了后来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开始了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关系全民族前途命运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的谬论，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8]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9]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1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最大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最根本任务”，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最根本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反复强调和申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始终抓住这个中心、这个根本，毫不动摇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把这一重要观点概括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去，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并经过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正面与反面经验的总结和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以发展为核心，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指导思想。他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深入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的重新认定，它彻底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并构成了邓小平独具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坚实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内涵及其确立的依据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概括有着丰富的内涵。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江泽民的概括，“根本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四个基本要点：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首要的任务。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就是要通过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使其他工作都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阶段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四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科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一）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依据
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起基础性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现存矛盾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的这些精辟深刻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列宁作了十分简练的概括，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2]。毛泽东曾经在《矛盾论》中，从一般意义上讲到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13]针对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强调指出，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就更进一步肯定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我们肯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说可以无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生产力的主动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4]人们不应该由于强调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忽视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作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互相所起的作用，更不应该由于强调社会发展的合力，而忘记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是最终的决定力量。
（二）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现实依据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曾经得出明确的结论，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尽管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在正确指出上述主要矛盾后，又将这一“矛盾的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6]，这一容易引起某些误解的提法，但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后来发生的“左”倾错误，从根本上说，恰是由于背离了这一正确判断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明确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在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虽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以便防止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的十二大确认了上述提法，并把它写入党章，十三大、十四大也都重申了这一提法。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本质。从社会需要方面看，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保证，他们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长期受到极大的压抑。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旧社会被压抑的社会需求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被释放出来，人民对于崭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寄予了莫大期望。但是，多年以来，由于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长期没有得到很大改善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对于生产更加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求愈来愈大。从社会生产方面看，旧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19]。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无论是相对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来说，还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都仍将是落后的。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生产力落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为此而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三）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当代中国要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必须认清发展形势，把握发展机遇。邓小平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在我们面前，既有挑战，更有加快发展的机遇。
1.把握发展机遇
新时期，我国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
第一，国际环境较好。首先，从政治形势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和冷战局面结束。虽然局部地区的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从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着眼于增强以经济和科技水平为标志的综合国力，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有利于我们加快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虽然可能会影响我国的贸易和利用外国贷款，但是也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经历衰退之后还在复苏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所处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则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看，席卷全球的科技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科学技术条件。新的技术革命不断地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新兴产业的出现，并且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我国的文化教育落后，教育科学水平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工业企业的技术设备、经营管理方式也不能适应技术革命的要求，因而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但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只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打入世界科学技术市场，就能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国内条件较好。首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生产力布局已经展开。特别是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雄厚。其次，经过反复的探索和试验，我们已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经济走上了比较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道路。随着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将逐渐得到解决，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会形成最具有吸引力的巨大市场并显出深厚的发展潜力。再次，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已经深入人心，全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社会保障。
总之，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又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竞争中占优势的压力，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当今国际国内形势，认清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抓住机遇，珍惜机遇，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发展经济。
2.明确发展方针
我国经济的发展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过去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往往是强调了速度就忽视了效益和质量，强调了效益又忽视了速度。邓小平针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难得的好机遇，强调一定要抓住时机，加速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20]
首先，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认为，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1]
其次，从国际上的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都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经验。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加速发展，要注意处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注意经济稳定或协调。邓小平认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2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同，速度也不可能一致，经济快速发展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治理整顿。要注意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但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又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的，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改革、稳定的关系，同时又要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把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的科学思路同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其中，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应当着力解决的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协调及统一问题，全面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战略基础。
3.把握发展关键
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24]他认为，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关键一环，只要抓住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就能有较大的提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2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正经历着近代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科学开始有意识地、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科学技术革命直接引起了产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给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把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欢呼它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进步。他们还预见到当时正方兴未艾的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会使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认为科学技术作为变革历史的“伟大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邓小平科学地考察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变化，尤其是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及时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和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产生的新事实，重新阐明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这次讲话成为新时期全国科技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1978年以后，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以来，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在中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讲的次数增多。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提醒全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他认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26]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7]，从而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新的命题。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8]邓小平在这些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从生产力要素、现代社会生产的先导因素和动力基础、国民经济增长点等方面给予了说明。这既继承了马克思的论点又发展了马克思的论点，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并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相统一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符合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相互关系的一贯思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把科学技术提到了更高的地位，视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充分说明了科学技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显示优越性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也要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要劳动生产率还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所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然而，要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说到底还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是在于科学技术能不能上去。当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吸引力就会大大提高，巩固社会主义和战胜资本主义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当前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在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以确保本国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综合国力竞争的严峻挑战。然而，增强综合国力，还是科学技术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的核心。可以认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也就是科学技术的较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确保我们民族立于不败之地，还是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都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位，予以高度重视，显然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振兴科学技术是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我国国情和现有发展水平来说，又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可以实现，但决非轻而易举。根据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把科学技术迅速搞上去，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这既包括生产设备普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包括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管理的科学化，还包括劳动者科技素质的普遍提高。这是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规律。简言之，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国防，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会落空。
第三，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国科技水平从整体上看不高，这是有多种原因的。近代中国留下的科技底子薄，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新中国的发展中，我们的科技体制同经济发展不适应，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方面长期处于一种盲目的不清醒的状态，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科技底子薄，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加以改变，但科技体制落后和科技发展方面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在实际工作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却是可以而且应该尽快改变的。这也正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科学技术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改革落后的科技体制。长期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同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严重脱节，我们的科学技术成果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树立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就要使科研机构同生产部门挂起钩来，使科研工作者同生产经营者结合起来；就要把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们还要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推动和强化企业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使企业和经营者充分认识到科研水平、生产设备的科技水平以及劳动者科技素质的重要性。在改革科技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吸收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彻底抛弃夜郎自大、盲目自满的思想观念，彻底改变闭关锁国的做法。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对外开放的重点应放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上面，当然也要极力避免盲目引进，要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和创新，使我国科技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放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努力振兴科学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提到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就为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找到了正确的途径。
三、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及其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这是党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一再提出但又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虽然也曾正确地指出过，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29]，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又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把强调发展生产力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企图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忽视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如人们原来所期待的那样充分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不能不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住考验，我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站得住，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不移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30]。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前提，这也是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找到的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确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刚刚结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还相当艰巨，党内外思想认识的统一尚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另一方面，在纠正“左”倾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股从右的方面企图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帜，提出所谓社会主义“超前论”，企图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还有人提出所谓“反饥饿”、“要人权”等反动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有一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一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人还打出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党内外部分人士中出现了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些事件，虽然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它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致使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闹事事件，给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然而，我们党内少数人看不到这种错误思潮的危险性，还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坚持社会主义与实行改革开放的关系，又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现代化的概念，就其生产力、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来说，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的不同，现代化与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就产生了性质上的很大差别。世界上没有不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同样，也没有不与一定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现代化。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决非易事，必然面临许多挑战。为了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提出了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彻底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理论意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定不移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彻底转变，不仅恢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等重要观点，而且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实践意义。当代中国面临的任务很多，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振兴中华，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要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达到长治久安；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要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之所在。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
第三，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31]。江泽民认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32]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33]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此，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我们之所以能战胜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都与始终抓住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密切相关。
总之，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当代中国，而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更大的满足，社会主义从低到高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最终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同上书，630页。
[3]《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同上书，1081页。
[5]同上书，1098页。
[6]《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同上书，162-1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列宁选集》，3版，第1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5-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同上书，376页。
[22]同上书，37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同上书，275页。
[28]同上书，377-37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91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2]《江泽民文选》，第3卷，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胡锦涛：《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载《求是》，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