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学派和理论体系，但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代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群众和实践密切结合、把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革命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学说是从来没有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为什么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仅仅因为他们聪颖过人吗？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驱者们都是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人物。恩格斯就说过黑格尔和圣西门是“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11]，还赞扬黑格尔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12]。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超出他们先驱者的，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才能，而主要是他们所处的时代。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提出新任务时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13]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而且对于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14]。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的产物。
英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活动的重要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有着高度发展。18世纪中期，英国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开始的产业革命，使得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棉纺织业是当时英国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771-1795年输入英国的籽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而到19世纪40年代初输入不下6亿磅。羊毛加工业、麻纺工业、蚕丝加工业发展都极为迅速。铁的生产，1740年不过1.7万吨，而到1834年就达70万吨。煤炭生产猛增，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许多煤矿正在开采，仅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人。其他如锡矿、铜矿、铅矿也在加紧开采。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运输的发展。1830年建造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从此以后，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蒸汽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也有了新的面貌。从1811年第一艘轮船在克莱德河下水后，到1836年停泊在英国海湾中的轮船总计已达500艘以上。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生产最发达的国家。
法国是马克思早期活动的重要国家。同英国相比，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低一些，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资本主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产业革命发展迅速，工业中已广泛采用机器生产。1830年，全国蒸汽机只有600多架，到1847年增加到4800多架。1830年工业用煤为170万吨，到1847年增加到550多万吨。铁的开采量，1832年只有70万吨左右，到1847年增加到160多万吨。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极为迅速，例如铁路，1831年只有30多公里，而1847年竟达1500公里左右。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从1825年发生第一次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受到危机的冲击。在危机中，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好像是发生了社会大瘟疫。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尖锐化，因而生产力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矛盾本身就孕育着解决矛盾的手段，蕴含着从科学理论上予以阐述的可能性。
当然，那时德国的情况同英、法还不完全一样。从政治上说，德国包括着30多个具有封建专制的独立邦，还没有统一；从经济上说，当时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仍然是个带有封建性的农业国家。但是19世纪初，在一些地区行会制度和封建束缚已被废除，有些已被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有了较好的条件。到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已有显著增长。特别是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地区，工业生产已逐步采用机器，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先进地区。而且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世纪初，全德国只有少数工厂，到40年代初，仅普鲁士就有蒸汽机1100多架，大小手工工场和工厂78000多家。交通运输发展也非常迅速。普鲁士在1835年开始修筑铁路，到1845年干线已达2000多公里，并创办了汉萨汽船公司和汉堡——美洲汽船公司。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较晚，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5]。因此，德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不如英国和法国，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它的内在弊病同样呈现出来了。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无产阶级已经从早期自发地反对个别企业主、破坏机器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罢工。19世纪40年代，在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开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
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法国工人曾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期望建立共和制度，使自己能获得政治权利，改善自己的困难处境。但实际上正好相反，波旁王朝被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化了，从而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在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起义。这是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它带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大步登上政治舞台，把斗争矛头转向资产阶级。
几乎是紧接着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失败不久，英国工人掀起了宪章运动。这是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工人阶级走上独立政治道路的又一个鲜明标志。
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的宪章运动，是工人运动史上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它虽然不像里昂起义那样直接拿起武器，但斗争矛头同样是指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宪章运动，说：“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16]后来列宁也赞扬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工人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德国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又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英、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日益尖锐，德国的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它们宁愿同封建势力妥协，共同反对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因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工人罢工和反对统治阶级的活动日益频繁。1820年有图灵根的工人起义；1830年有莱茵区和萨克森的工人起义；19世纪40年代初，在柏林、伦兹堡都爆发了罢工事件。
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及里昂起义和宪章运动，但它是德国无产阶级觉醒的重要标志。它十分明确地反对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对这次起义评价很高，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18]。
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的组织也相继出现。1840年，英国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称为宪章党，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德国也出现了最初的一些工人组织，1834年在巴黎成立了德国流亡者第一个秘密组织——“被压迫者同盟”，后来“被压迫者同盟”发生分化，1836年创立了“正义者同盟”。1837年由布朗基领导成立了“四季社”，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发动的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遭到严重打击，转移到伦敦，1840年2月7日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工人组织的出现，是工人摆脱分散性、自发性，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重要表现。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求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时代提出的伟大任务，但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任务。它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剖析为基础，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因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统一整体。
时代的需要孕育着可能。问题本身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实行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提供了产生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观方面的变革，就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明显地呈现出社会是个有机体，暴露了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而且由于撕去一切宗法的、宗教的含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显示了物质利益的作用。恩格斯在列举了里昂起义、宪章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之后，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9]
同样，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经济学发展的水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斗争中产生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并且以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实，使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即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成为可能。
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所不能解决的两大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个任务由什么力量来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蕴藏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各有特点，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使得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同样有可能达到科学水平，从而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客观基础。
但是，经济条件并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思想学说，理论思维还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人类认识如同接力赛跑一样，后人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前进的。从理论本身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当时德国、英国、法国形成的特殊理论环境是密切不可分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学敏求，知识渊博，广泛涉猎过各种部门的学问。例如马克思就精通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钻研过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研究过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毫无疑义，这些对于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但就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说，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因为这些都凝结着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吸取了先驱者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由他们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精华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一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其中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列宁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说：“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前进，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进。”[21]列宁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他尖锐地批判了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事物的普遍运动和发展，认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中，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表述了这种发展观念。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2]。
黑格尔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人。其中特别是通过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转化，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他说：“事实上无论在天上或地上，无论在精神界或自然界，绝没有象知性所坚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东西。”他还驳斥了形而上学观点，“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23]。
更加深刻的是，黑格尔把矛盾看做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运动不过就是矛盾的表现”[24]，“运动就是实有的矛盾本身”[25]，等等。把运动和矛盾联系起来，把矛盾看做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这是黑格尔的光辉贡献。
黑格尔对辩证法虽然作出了重大突破，但从根本上说，他的辩证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彻底的。他只承认自然界在空间的多样性，而否认它在时间的发展；他把普鲁士王国看做历史发展的顶点，把自己的哲学看做认识的终结。他的辩证法的光辉，集中表现在概念的纯逻辑的推演中。这充分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它原有的形态下是完全不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进行了根本改造。正如列宁所说的，对黑格尔哲学“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26]，“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27]。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留下了两个根本性的矛盾，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解决这两大矛盾中前进的。第一是解决了黑格尔把运动和运动着的物质对立起来的矛盾，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第二是解决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前提同形而上学结论的矛盾，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创立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适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彻底辩证法，“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开始是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启发。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也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杰出一员。他充当了马克思、恩格斯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和纽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的伟大功绩，是他在反对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根本改变了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费尔巴哈是从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的，对宗教的批判，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他尖锐地抨击了宗教所宣扬的上帝，认为人们所幻想的上帝，实际上就是人类自己的特性，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费尔巴哈还用清醒的唯物主义哲学，代替了沉醉的唯心主义思辨。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坚定地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他还批判了不可知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他充分信赖人的感官，强调自然界中没有人类不能用自己的五官来感知的属性和性质。“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恰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29]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他虽然生长在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德国，出生在黑格尔之后，但他的哲学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一样是形而上学的。他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不是扬弃它，而是把精华与糟粕一起丢掉，如同把婴儿连同脏水一道泼掉一样。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费尔巴哈哲学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否定上帝存在的思想是光辉的，但整个批判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他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30]。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探讨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并且研究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迈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的一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经过《德法年鉴》上的重要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社会历史是曲折的，人类认识史也是一样。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包含着二重性：既是前进又是后退。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无疑是进步；但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又是倒退。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继续前进时，有一定程度上的“复归”，即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吸收积极因素，从而创立了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本质区别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向前推进了这个学说，引起了整个经济学说的革命变革。
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开始，到它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积极成果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克服了配第、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不彻底性和混乱，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做了十分清楚的、透彻的表述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关于劳动一般等积极因素，科学地论述了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论述了价值形态的发展，创立了科学的、逻辑上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31]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自从他们提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那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做了解答。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积极成果。马克思在经济学说方面的先驱者们虽然没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但他们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地租、利润、利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思想。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研究了剩余价值及其表现形态，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论，使在黑暗中摸索的经济学领域，从此得到了阳光的照耀。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32]
这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就揭露了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讽刺和鞭挞，淋漓尽致，妙趣横生，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各自拟订了社会改革的方案。他们的方案当然是空想的，但通过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例如，关于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猜测等等思想，这些都有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总之，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特殊的理论环境。它们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错误，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是孕育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肥壤沃土。
理论思维是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分别地、互不相关地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统一整体一样，马克思的先驱者们的学说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完全可以说，它们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正如当时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经济落后的缺陷一样，它们各自在某一个理论领域取得的高度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批判地改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改造是密切联系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一系列重要原理，都不是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正是在移居巴黎以后，阅读大量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初步研究了经济学之后，才真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加深和完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有关问题的研究。
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和改造，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不满意空想社会主义搞的各种“实际试验”，而是寻求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和人类解放结合在一起，认为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变成革命的、实践的哲学。
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仅仅来源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果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精深研究，不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领域中的变革也是不可能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秩序、把各种经济范畴看成人性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着手研究经济学时，虽然哲学观点正在形成过程中，但思维方法是辩证的，而且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因素。正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的宝贵遗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不同。他们研究私有财产的起源，并且联系到私有制来研究各个经济范畴，因而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实现根本变革，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了条件。
如果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改造，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论述则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方向。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理论兴趣，而是他们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际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抨击，因而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立足点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过渡性，揭示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科学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来源于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是同他们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就难以产生。恩格斯公开宣称：“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33]。并且明确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34]当然，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推论出来的。直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依据的共产主义学说，即哲学共产主义，仍然是思辨的，不科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它为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积极因素。
同样，剩余价值的发现，是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前提。马克思从1844年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开始抛弃对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论证，力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剩余价值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最深刻的根源，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毫无疑问，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大大缩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经济学的过程，特别是发现剩余价值的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同它的三个来源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他们先驱者们的学说有高度认识，能区分出精华和糟粕，而是经历了一个探讨、清理、吸收的过程，并且对待三个来源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时基本上是否定的，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特别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劳动价值论，持否定态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总的说来不同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即使同样是德国古典哲学，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也不一样。对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开始是厌恶的，讨厌它的思辨性；可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解放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是欢迎的。此外，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对于当时在德国流传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表示反对的；而在移居法国之后，深入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看到了他们在幻想的外壳中所包含的天才思想的闪光。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先驱者的关系，有的开始否定多一些，有的开始肯定多一些，恰如其分地把继承和批判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有一个过程的。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有许多重大发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主要精力是放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探讨上，而不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显示了形而上学的荒谬性和整个自然界的辩证性。这种理论气氛和时代背景，有利于他们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辩证法，克服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理论成就是共同的条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自己同时代的某些人物相比，具有双重优越性：比起工人活动家，他们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而比起那些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家，他们则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和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蛰居书斋的学者，而是投身革命洪流的斗士。这样，他们既继承了人类优秀的遗产，又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论证的历史。以毕生精力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思想财富。恩格斯就很注意这方面的研究。他不仅亲自撰写了《卡尔·马克思》这篇论文，而且在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在再版马克思和自己的著作的序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的形成和革命活动做了深刻的论述。列宁也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在《卡尔·马克思（传记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一系列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形成和发展做了科学概括，并提出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法论原则。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这方面也各自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我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已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注意。在当前条件下，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是非常必要的。
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能使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为解决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因此，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往往某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被提到了首要地位。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184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占据重要地位，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而到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捍卫马克思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则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种特点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是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对马克思做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解释，是根本办不到的。
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能使我们学会全面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些现成原理、结论的汇编，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不仅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统一的，而且每个原理的提出，都是同当时的历史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中，我们不仅能学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如何得出这些结论，发展这些结论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既坚持原则，又防止思想僵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使用的就是这种科学方法。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的发展，从而全面地、准确地论述了国家问题，粉碎了在国家问题上的各种机会主义论调。
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史，能够使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继承了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并且经受了革命风暴的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是逐步成熟的；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相互合作，又在不同的方面，各自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那种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等，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年了。在他逝世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跨出了欧美，传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遍及全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继续认识真理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地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