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仍然活着。甚至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备受贫困和疾病折磨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使反动统治者寝食不安。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无所不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范围广泛持久的争论，就是马克思仍然活着的证明。英国的R.G.柯林武德说过一段颇有见解的话：“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的无误的标志。”[91]
在理论领域中，书即是人。思想家的理论和观念被对象化在他的著作之中。马克思著作本身，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但还没有一本书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手稿》回答的是“历史之谜”，可是《手稿》自身似乎也变成了个谜——“科学之谜”。
像需要敲打才会起火的燧石，真理也只有在各种思想碰撞中才能闪光。围绕《手稿》的争论仍在继续。研究《手稿》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手稿》是什么性质的书？
（一）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
人类认识的进展就是不断解决老问题和提出新问题。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包含提出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它的价值，取决于提出问题的大小以及答案中所蕴含的真理性颗粒。即使暂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能提出问题就是一种历史的功绩。《手稿》正是一本捕捉住时代的根本问题并试图给予正确回答的书。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暴露出它的各种弊病。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特别是在它居于统治地位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始终存在。但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理论家能正确地提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答案。
封建阶级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来抨击资本主义。他们企图倒转历史车轮，重新返回到封建社会。例如，代表法国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抓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把自己的图谋复辟说成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英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这部著作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虽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把倒回封建社会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答案。
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正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他们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但颂扬小生产而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企图恢复旧的过时的所有制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拖回被理想化了的小生产方式中去。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把社会经济重心放在小生产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可以消除。
资产阶级的“人道学派”和“博爱学派”，虽然对无产阶级的苦难表示“关怀”和“同情”，但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矛盾。他们既安抚工人要他们好好劳动，又劝告资产者节制自己的剥削热情。一句话，他们要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要资产者，但不要使资本主义社会瓦解和革命化的无产者。他们把缓和和掩盖矛盾，当作矛盾的解决。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巨大历史功绩，是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把无产阶级仅仅看做社会的溃疡，把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对立起来，因而对问题的提法和解决仍然是抽象的、空想的。
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他开始注视的是德国的现实，但不局限于德国的现实，很快把视线转向英国和法国的斗争。马克思说过：“如果想从德国的Statusquo［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形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上的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92]
马克思超越了德国的现实，超越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把视线集中在他那个时代的“焦点”。在1842年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看到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已成为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共产主义是当前时代的重要问题。在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定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手稿》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这时已开始经济学的研究。在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以经济学语言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使命和解放途径问题。
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根本问题，而且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作用。无产阶级是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科技革命是缓和还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途径何在？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事实证明，历史的进展并没有勾销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问题，而是使它变得更加突出。这也是《手稿》举世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寻求新的答案
问题同对问题的回答是不可分的。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但问题提得正确不见得答案一定对。整个人类认识史表明，对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即使一个思想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同一问题的回答也可以变化，这表现为认识的深化或转折。《手稿》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努力探求新的答案，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个人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统治地位的产物。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主体意识中表现为该时代的重大问题。阿克顿勋爵说：“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93]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解决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中产生的，它的成熟程度的标志集中地表现在对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中。
在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之前，马克思在德国期间着力回答的问题是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包括当时各种改革家在内，对这个问题普遍存在糊涂观念，没有正确的答案。他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94]其实，马克思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是很清楚的。正如当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一样，马克思昂首翘望的是经过1789年革命的法国，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使人复活”的革命，力图在德国实现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以自由的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建立一个共和国。可是经过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对历史，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封建制度，它复活的不是人，而是市民社会成员。法国的道路并不是德国的出路。
到达法国巴黎之后，经过一定时期的观察、研究和接触，马克思所要回答的不是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而是德国获得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问题。他满怀激情地问道：“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95]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德国不应该是按照法国士兵步伐操练的笨拙普鲁士士兵。它期待的不是法国已经达到的，而是即将达到的。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德国已开始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可是到这时为止，马克思主要是从德国的角度提出问题，答案也是关于德国的。虽然马克思高瞻远瞩，在特殊问题的回答中包含着一般，即关于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但终究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特别是马克思这时还未研究经济学，以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哲学推论，代替了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哲学思维成为普照之光。
从《手稿》开始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手稿》是马克思在1844年春《德法年鉴》停刊后，集中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手稿》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学的。苏共马列研究院把这部《手稿》定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手稿》自身的客观内容。正因为马克思突破了纯哲学的领域，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手稿》提出的是新的问题，寻找的是新的答案。
《手稿》提出的问题已跨出了德国一国的范围。正如前面所说的，它问的不是德国向何处去，而是人类向何处去。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问题：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地租和劳动者三者的分离，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就不可能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同样，马克思对问题的回答，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在《手稿》序言中，嘲笑布·鲍威尔这类“不学无术的评论家”，空谈纯粹的批判，强调自己进行的是“实证的批判”，是以经济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96]
马克思把视线转向经济的分析。他认为整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97]。他分析了工业中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矛盾；分析了农业中的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必然以垄断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而当农业完全资本主义化后，也必然以同样的形式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98]这是《手稿》的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把“谜底”放在经济中，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寻找答案，这是一个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变化。
《手稿》不单纯是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涉及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广泛的哲学领域。特别是它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同对它们的哲学思考融合在一起，力图从哲学角度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论证。
《手稿》的一个新趋向，是无论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哲学问题都是同寻求时代问题的新答案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为轴心，初步地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点。霍泽利茨在评论《手稿》时说：“这一手稿看来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著作，它是经济关系尚未定型为独立领域，而同哲学、政治和社会心理学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著作。虽然马克思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其他著作也包含有丰富的非经济的，特别是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材料，但这一手稿可能是涉及社会科学最广泛的范围，并且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将他的思想联成一体的著作。”[99]这个意见无疑包含合理的因素。
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并不是先验的逻辑结构，而是马克思在寻求对资本主义时代根本问题新答案中逐步形成的。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经济分析为依据，才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全部答案的谜底在经济之中，但对这谜底的揭示，又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指导。《手稿》是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的雏形。
（三）在探索中前进
《手稿》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前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成熟的著作还是不成熟的著作？人们总喜欢这样提出问题，也期望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抽象的悟性思维方式，而不是辩证的理性思维方式。它着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必然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但作为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并不是以既成的形态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客观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而从主体来考察，表现为马克思的持续的科学活动。科学活动的特点是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科学。
《手稿》并不是孤立的著作，它是马克思科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任何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一样，它不可能完全撇开传统——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也不会局限于传统。离开传统就没有前进的立足点，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因此处于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手稿》，新旧理论和观念的交织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发展过程，仅仅在《手稿》中寻章摘句，必然各取所需，执其一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手稿》具有探索性的特点。
宏观考察是把《手稿》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手稿》是由三个手稿组成的未完成著作，它包括一些摘要、评述和独立的阐发。它在结构上可能是不完整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因为三个手稿是由一个总的根本问题串起来的。
问题是判断一本著作的重要依据。一本著作的成熟程度和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提不出任何问题的著作，在理论天平上的读数是零。
我们说不能把《手稿》评价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为它提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尽管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中蕴含着这个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清楚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着力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总问题，决定了《手稿》中的经济学观点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尽管亚当·斯密、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派的泰斗，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而马克思当时年仅二十几岁，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刚刚起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已经开始超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原因在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服务的，而马克思却力图从经济学的研究中探求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和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据。站的高度不同，理论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也必然不同。因此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自以为有答案的地方，马克思总是不断地发现问题。
同样，《手稿》中的哲学观点也不同于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曾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手稿》中的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但是由于马克思致力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使得马克思突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局限，把哲学问题同无产阶级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话，那么马克思着力创造的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使它由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由面对自我转向面对自我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历史观问题的阐述，都贯穿着消灭异化，扬弃私有制，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内容。
可是《手稿》又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它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还没有达到科学形态，而是表现为一种探索。这并不难理解。提出问题和对问题的正确回答不是同步的。从人类认识史来看，总是问题在前，而科学的答案往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有的长达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即使是当时处于思想急剧变化，殚精竭虑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也不会违背这个认识规律。
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著作相比，《手稿》对问题的回答是不成熟的。它一方面求助于经济学，力图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探求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根据，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人的本质，把私有财产的产生和消灭，纳入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图式之中。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说过：“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100]恩格斯对于自己1844年思想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1844年写作《手稿》的马克思。
从微观角度考察，《手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理论。它内容丰富，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各个领域的成熟程度也不是一致的。简单用成熟或不成熟来进行判断，很难概括它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生长在富于哲学思维传统的德国。到1844年，他已经进行多年的哲学研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肩上，他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又超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种关系在《手稿》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命题。可是就经济学的研究而言，马克思还属于起步阶段。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了它们的语言和规律，它的最重要成果表现为对经济学的哲学思考，从中得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结论。
即使就每个领域而言，它包含着许多命题和判断。它们的成熟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是科学命题，有的是旧的理论观念的残痕，也有的是兼而有之：旧的术语中包含着新的内容。
因此在《手稿》中，问题和答案之间，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并没有浑然一体，而是存在某种矛盾。这不是逻辑矛盾，它是处于探索过程中的必然表现。马克思在克服矛盾中前进。
二、《手稿》研究中的两个极端：唯价值论和唯科学主义的对立
（一）《手稿》中的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
同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它从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派别，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结合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无不排除主观臆断和无知妄说，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着力揭示所研究对象自身的客观发展趋势。无规律即无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客观依据正在于它是对规律的揭示。
马克思主义又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客观规律有趋向而无目的。规律性的联系是因果联系，而不是目的性的联系，它的内容不受人的主观意图支配。但作为客观规律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无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尽管这种态度和评价在无产者那里，不是理论的，而是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剥削怀有本能反抗情绪的社会心理）。因此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价值因素，即包含着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利益、愿望、目的出发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和评价。
在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是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取向，不仅不妨碍他们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相反给予这种研究以动力和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对无产者的同情，对剥削者的愤怒而忘我地进行探索。他们越是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越是需要冷静地、科学地研究现实，正如恩格斯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01]。在这里，关键在于无产者利益同整个历史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使得它有可能把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
《手稿》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一个阶段，它以萌芽的形式包含着即将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特征。
《手稿》还包含科学的因素。首先，《手稿》强调以事实为根据。马克思把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称为“实证的批判”[102]。在这里，“经验的”、“实证的”，显然是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的”、“抽象的”思维方法相对立的。
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特别是它的主要代表黑格尔更是这样。对黑格尔说来，“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103]。因此他极力探究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事物，而是用事物来论证逻辑。通过思辨的方式把握理念自身的逻辑，这是黑格尔哲学最高的目的。
《手稿》不同，它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把立足点转移到对人们的实际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分析的基础上来。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的分析，对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分析，对需要、生产、分工、货币的分析，都是对实实在在的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分析。马克思力图从这种分析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千真万确，“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04]。马克思正是通过经济中介，找到了一条哲学通向社会生活的道路。它开始摒弃德国的思辨传统，着力于创立一种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并能在实践中受到验证的、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次，《手稿》强调必然性。同黑格尔着力揭示理念的必然性相反，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的必然性。他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而不理解“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他还批评这些人用贪欲和贪婪者之间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而且用外部的偶然情况来说明竞争，而不懂得竞争的必然性。他说：“竞争无孔不入，人们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105]。
马克思在《手稿》中处处着力于揭示经济的必然性。例如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是资本的自然趋向，是一种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封建地产的商品化，即以资本的形式对工人进行统治是资本运动的规律；再如对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者和有产者两大阶级，私有制的产生及其消灭等等的分析，都提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
最后，《手稿》的科学因素还表现在它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经济学的论证，力图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天才人物。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和揭露，鞭辟入里、惟妙惟肖，但他们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不把社会主义看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看成适合人类天性、适合理性和道德的制度，是理性和正义要求的表现。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科学论证，也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和道路。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始终是海市仙山、空中楼阁。
《手稿》不同，它开始把对社会主义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转移到现实的基础上，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私有财产运动中探求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并深入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中，发现扬弃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力量和途径。
《手稿》中又包含价值论的因素。人们谈《手稿》，无不感受到青年马克思对无产者的深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和谴责。
马克思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说它是在承认人的假象下对人的彻底否定。它表面上尊重劳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人的自我活动，但由于它把劳动看成是谋生手段，看成是谋生劳动，既贬低了人，也贬低了劳动。
马克思还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工资论。在马克思看来，认为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和延续后代的费用，就是把工人仅仅当成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因此马克思愤怒地指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忘记了人。他说：“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还说：“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106]。
马克思还从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者的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进行了抨击。
资本主义私有制极大地损害了无产者的利益。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较之封建社会有极大的发展，但无产者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相反，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需要。“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107]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非人化。
资本主义生产同工人的利益也是敌对的。它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生产出来，而且是当做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地位同机器一样无非是生产工具，工资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费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于生产者来说，无非是一种异己的活动，劳动者的血肉不断地被这种生产吮吸，致残或过早地死亡。的确，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刻都有健康的、新鲜的血液从邻近的农村流入，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
正因为这样，雇佣工人从事的是一种与自己的本性相对立的异化劳动。在这种劳动中，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为富人生产财富，但为自己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给自己创造的是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使自己变成畸形。因此，劳动不是发展劳动者的个性和才能，相反使劳动主体的才能受到压抑，个性受到限制，人性受到扭曲。
价值判断在社会理论中是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理论总是要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其中必然包含从主体角度出发的对事物的态度和评价。任何一种理论视角都是受阶级关系和利益制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客观主义。它反对所谓不偏不倚的、貌似公正的超阶级立场，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雇佣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和评价，当然要反映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际地位，代表它的利益和愿望。
《手稿》的局限性并不在于它包含价值因素，而在于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并没有达到高度结合。价值判断应该以科学判断为依据，可是在《手稿》中，它们是彼此脱离的。这个矛盾，弗兰尼茨基已经看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中说：“在分析《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的原则，人是自由的实体，具有创造者的个性；另一方面自然的发展和自然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108]
在科学判断中，马克思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力求科学地揭示对象自身的客观趋势。
在价值判断中，马克思以人自身、人的本性为尺度。用真正的人来衡量现实的人，用真正的劳动来衡量现实的劳动、用真正的社会来衡量现实的社会，从而陷入了“应有”和“现有”的对立。
《手稿》中，存在两种立足点（以事实为依据和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两种思维方法（经验的、实证的和抽象的、思辨的）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矛盾。
（二）“顶峰”论——唯价值论的必然结论
在对《手稿》的评价中，人们可以看到唯价值论和唯科学主义两种明显的对立的倾向。这是同西方广泛传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相适应的。这并不奇怪。评价的尺度从来都是历史性的。任何评价都受时代和阶级的制约，并反映一定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潮。
“顶峰”论，这是《手稿》评价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凡鼓吹抽象人本主义的思潮和学派，都直接或间接宣扬这种观点。它们片面地夸大《手稿》的价值思想，把价值论同科学论对立起来，把《手稿》论证方法的缺点提升为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单纯的价值理论。
当《手稿》于1932年第一次发表时，朗兹胡特和迈尔就宣称：“新发表的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109]亨·德曼也说：“马克思的成就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110]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构成马克思一生最伟大功绩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是在《手稿》以后才完成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顶峰”论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真实。
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上述论点，不如说是它的论据。朗兹胡特、迈尔、德曼、马尔库塞之所以如此推崇《手稿》，并不是建立在对《手稿》全面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而是片面强调其中的价值因素。德曼就明确地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或广义地说在他的1843年和1846年之间的著作中揭示了价值感觉和价值判断，而这二者是他后来的全部工作——也包括他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并且也使他后来的全部工作有了真正的意义。不管人们怎样考虑这种价值判断和价值感觉的表述的思想结构和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体系性的地位，这二者说明了产生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从而也说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意义。”[111]
这里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在《手稿》中，价值判断是全部科学判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是由价值判断决定的。马尔库塞也是这种看法。他明确提出：“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12]
第二，《手稿》表明了马克思全部价值判断的内在动因。用德曼的话说就是：“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13]
如此说来，《手稿》之所以是全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是因为它把价值判断作为科学判断的基础，而把人道主义动机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价值学说。这是用新康德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来曲解《手稿》，并进而歪曲整个马克思主义。用一个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对《手稿》的赞扬，是“要在拥抱中窒息马克思主义”。其实，被他们视为精华的东西是《手稿》的局限，而被他们当作创作力衰退和削弱的东西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在。事情与他们的论断正好相反。
从唯价值论（包括伦理价值和宗教价值）的观点来评价《手稿》的看法是有相当影响的。至今西方不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还是按这个观点来评价《手稿》。例如，罗·塔克尔就认为，《手稿》表明，马克思“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种社会分析家，而宁可说是一个道德学家，或者类似宗教思想家的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旧观点，越来越让位于认为按其核心来说是一个伦理的和宗教的思想体系的看法”[114]。毕果也断言，《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伦理学”，它并不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分析，而只是“对人在经济世界的地位的分析”，是一种人们对现实世界道德要求的体系。波佩尔也说，马克思的“影响的秘密在于它的道德的号召力，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以一个道德的批评而发生效力”[115]。
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分裂开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即对现实的革命态度，而不是科学分析。他们虚构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把它说成是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过程。他们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并把自己的社会哲学理论称之为社会批判理论。这种不以科学分析为依据的所谓纯粹的批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值理论。
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埃·弗洛姆对《手稿》的评价，也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他在《关于人的概念》中反复强调：“与许多存在主义者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物。这是一股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自动机器这种现象的潮流。”还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抗议；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116]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看法，在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路德·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他在其著作中探讨了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把弗洛伊德、弗洛姆、克尔恺郭尔、尼采、萨特、卡尔·巴尔特、保罗·蒂利希同马克思并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物。宾克莱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为凯恩斯所超过，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消灭和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预言，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出现的预言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已经被人遗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主要在于把它看做我们现在世界中的一个有竞争性的价值体系”[117]。所以宾克莱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科学家，而是“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118]。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主要是根据他对这种制度下受痛苦的工人的同情”，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一项重视物的价值远胜于重视人的价值的道德准则强加在工人头上”[119]。
我们并不否认《手稿》中的价值判断。《手稿》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揭示，对货币作为中介所引起的是非颠倒和道德沦丧的抨击，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漠视人的严厉指责，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把人当做肉体和精神退化的商品人生产的控诉，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的评价和谴责。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某些资产阶级学派无视《手稿》中科学价值和价值判断的矛盾，以《手稿》中的价值判断为据，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单纯的价值体系，甚至是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当然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伦理价值体系，而首先是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憎恨剥削制度，对无产者抱有最深最厚的同情，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一些道德原则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道德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揭露、抨击和评价，对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论断，不是建立在人道、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抽象道德原则基础上，而是以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分析为依据。价值判断的真理性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是否以科学判断为基础，是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宗教价值更是荒谬的。对共产主义当然也有个信仰问题，但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科学，后者是宗教。科学求助于理性，宗教求助于迷信；科学求助于事实，宗教求助于盲从；科学要求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自己的结论，宗教只要求信仰自己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科学的，它反对任何迷信和盲从。事实证明，各种宗教所许诺的天堂永远是镜花水月，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理想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变成现实，并将继续变成现实。
（三）“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对《手稿》的彻底否定
两极相通，这一规律在思想领域中同样起作用。同片面推崇《手稿》，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单纯的价值体系的人本主义思潮相反，阿尔都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阿尔都塞有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他说：“三十年来《手稿》一直处在马克思的保卫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论战的前沿阵地上。”[120]他还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领域中斗争的状况。说：“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普遍地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解放’。这种‘解放’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应，即‘自由’和‘伦理’倾向，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属人的人’和‘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论题。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121]这些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但阿尔都塞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否定科学的功利性质，摒弃价值判断，从而得出《手稿》中的马克思是“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的结论。《手稿》从人本主义的顶峰被推向了结构主义的深谷。
事出有因，阿尔都塞对《手稿》的否定性评价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哲学观点同《手稿》是不同的。阿尔都塞在《手稿》中看到的正是自己要反对的东西。
“人始终是主体”[122]，这是《手稿》中的一个重要论点。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主体，把人作为绝对观念实现自己目的工具的观点，使现实的人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
相反，阿尔都塞强调“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各个成分相互依存的有结构的整体，考察社会，就是考察各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他非常重视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表示社会结构的概念。阿尔都塞在《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中就明确地宣称：“从科学的角度看，人这个概念是无用的，这并非因为它的抽象，而且是因为它的不科学。为了思考社会的实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实在，我们必须来一次彻底的转移，不仅是位置的移动（从抽象到具体），而且是概念的转移（更换基本概念！）。”[123]
其实，问题不仅在于概念，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者占据的地位和具有的功能。就他们是这些功能的承载者来说，他们从来也只不过是这些地位的占据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就过程构成性主体来说）不是这些地位占据者或功能承载者，尽管存在所有现象，真正‘主体’也不是素朴人类学的给定物的显明性，不是具体个人或真正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如功能的界定与分配，真正‘主体’是这样一些界定者与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然而因为这都是些‘关系’，它们就不能在范畴中被想像为主体。”[124]这样，人只是生产关系功能的载体，不具有任何主动性，是被决定的。历史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自身的变化。人完全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阿尔都塞反对用人道主义观点考察历史自有其正确之处，但由此推向极端，宣扬无主体的历史过程是完全错误的。
阿尔都塞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125]。因此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实的描绘，不提供科学的认识工具。《手稿》主张的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属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
阿尔都塞还把科学同它的社会价值即功能视同冰炭，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属于价值判断，“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126]。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科学不同，它没有阶级性，是不受阶级利益支配的客观认识活动。《手稿》以人的本质为尺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明显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其实，任何科学都包括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科学总是有效用的，虽然并不是任何有用的学说都是科学。将人的利益问题从科学中驱逐出去，把超阶级、非功利作为科学性的根据，必然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过程。他把这种转变称为“认识论断裂”。这个“断裂”发生在1845年，它的代表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属于“断裂”前的代表作，它的理论框架是费尔巴哈型的，因此就时间来说，它虽然离作为马克思的马克思很近，但就理论体系来说，则距离最远。“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这就是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观点考察马克思主义得出的关于《手稿》的结论。
真理和谬误是可以相互交织的。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过根本性的转折，强调唯物史观同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理论基础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对立，无疑有合理的因素，但他对《手稿》的彻底否定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在他出版于1980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中看到了这个矛盾，但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把马克思主义分作两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中一开始就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所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原来没有区分的马克思主义在结构上的变异，是为了减少原来马克思主义中真正存在的矛盾而产生出来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应该是统一的。《手稿》中存在的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正是《手稿》不完全成熟的表现。因此在《手稿》的评价中，取其一端是错误的。至于把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的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同片面推崇《手稿》或贬低《手稿》不同，比较有启发性的评价，是把《手稿》放在历史过程考察。例如爱尔温·麦茨克在《人和历史》中谈到《手稿》时说：“我们在这一原稿中抓住了根，扎得很深的根，而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就从这些根汲取力量——以至把力量输送到思想之树的枝梢。《手稿》的这种根基的性质并没有由于《手稿》没有问世而有所减弱，而是得到证实。黑格尔的思想也完全类似，它先是生长在地下，而且我们已经学会从它那里看出：这种表面上看不见的长生物包含着多么大的、内部产生的和广泛发挥作用的力量，以及对黑格尔哲学论著的全面理解是怎样从这种生长物那里发展起来。”[127]苏联学者列·尼·巴日特诺夫也强调《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起源。他在《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评价《手稿》时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我们找到了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他在《手稿》中第一次根据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真批判，为他往后在阐发自己的世界观方面所做的工作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制定了他后来许多宏伟理论工作计划。”[128]
麦茨克把马克思同黑格尔类比，暗示《精神现象学》同黑格尔的关系，与《手稿》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相似性。正如《精神现象学》作为黑格尔主义的发源地和秘密一样，《手稿》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因为它作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导言，以其唯心主义的主客观统一理论为整个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成为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雏形，而《手稿》不同，它具有过渡性质，既包括许多天才思想的萌芽，包括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包括马克思后来摒弃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毋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揭示了《手稿》的秘密。但从方法论来说，从起源角度来考察《手稿》才能给予比较正确的评价。
正如任何思想史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可以区分为不同阶段。历史本来就包含阶段，无阶段即无历史。任何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手稿》属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对先驱者们的思想的吸收和改造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一时期，肯定会有一些来不及消化和不完全吸收的东西。关键在于马克思的态度。例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并力图创造一种包括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进行论证的统一学说。这可以看做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端。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趋向。采取简单的二分法，把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划为不成熟和成熟两个阶段，无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史。事实上，在不成熟的著作中可以包含很多天才思想的萌芽；而在成熟著作中也可能包括某些判断的失误。历史研究的任务，重要的是分析过程，即马克思的思想如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只有把《手稿》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来考察，把握《手稿》中重要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的主导趋向，才不至于在各种错误的评价中犹豫徘徊。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