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早期（即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和1847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思想同成熟期思想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主要不是结合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验证、发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是偏重于对他们先驱者们思想的吸收、改造和批判。因此同费尔巴哈的关系，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关系了。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文发表后，西方开始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浪潮越卷越大。在这种思潮中，存在两股完全相反的趋向：一种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和各种“马克思学”，它们根据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因素，企图以人道主义来钝化、歪曲、溶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出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地位、价值、全面发展，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这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我们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不能拒绝对人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这种革命性的理论表现：它不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而是对使人受屈辱的现实的抗议；它不是双手合十的哀求，而是无情的鞭挞；它不是使人升入天国的幻想，而是幻想在人间建立天国。他们关于“人”所说的一切，越是采取抽象的、普遍的形式，越是富有“弹性”，似乎具有“永恒”的价值。实际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足点是个人。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有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无产阶级终究不同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终究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因此，我们考察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作用，必须区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费尔巴哈主义，紧紧地把握住由费尔巴哈向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运动。
二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的两个转变中，起了纽带和桥梁作用。马克思开始是借助于费尔巴哈，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早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恩格斯就指出这一点：“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174]过了40多年以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重申了这个观点。[175]列宁也曾经概括过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道路，指出马克思是由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走向新的共产主义。[176]
正因为黑格尔是出发点，费尔巴哈是桥梁，因此马克思早期，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不一样。寻找一个出发点，总要经过摸索。马克思对黑格尔，在波恩大学和刚到柏林大学时是厌恶的。他不喜欢黑格尔的“稀奇古怪的调子”，嘲笑他的思辨性。只是在参加博士俱乐部，结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鲍威尔、鲁滕堡之后，才转向黑格尔，决心“再次钻进大海”。而对费尔巴哈则不同，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出版，马克思就热烈欢呼它的解放作用。这是因为当时黑格尔哲学解体，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力图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又找不到出路，陷于极大矛盾之中，费尔巴哈为他们指明了一条道路。这就叫桥梁作用。如人过河，苦于无船，忽然发现一座桥，其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因此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吸收费尔巴哈的思想来批判黑格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费尔巴哈搭起了一座唯物主义之桥。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作用，把人本主义仅仅看成是对唯物主义的肤浅、不确切的表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并不是所有的唯物主义都是人本主义。应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战斗的唯物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唯物主义的最大成就。它不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且在反对宗教，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中，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继承了这个传统。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主要是从1841年开始的。恩格斯晚年曾回顾了这段历史，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过程。[177]当然，1841年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就马克思来说，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恩格斯反对谢林的斗争，也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的。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比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前进了一步。它不是在黑格尔体系的范围内，而是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站在唯物主义立场看待宗教，这为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最初的逻辑起点：“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178]。
马克思是在主编《莱茵报》时，开始自己的两个转变的。他在《莱茵报》时接触到的客观现实，同他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的观念发生了矛盾，而焦点是国家问题。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把国家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而实际上普鲁士国家竭力维护林木所有主的利益，并使摩塞尔地区农民陷于贫困破产。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于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这本著作不仅书名同费尔巴哈在1839年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极为类似，而且马克思使用的论点和方法，也明显地反映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费尔巴哈认为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同神学一样，都是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他致力于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受到这一论断的启发，并把它运用于考察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他说：“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179]还说：“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180]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鼓吹君主立宪制，否定人民主权时，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宗教的论点，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81]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也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概念。不同的是，不是用于考察宗教，而是用以考察国家。他说：“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182]。“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183]。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国家也是一种异化。正如宗教是人创造的、反过来奴役人一样，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就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宗教领域。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有相似之处。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所谓完成转变，也是相对的。主要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诉诸革命、诉诸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完成转变的根本标志。但如果就对这些问题的论证来说，仍然有着费尔巴哈的烙印。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心目中的典型是法国；人类解放，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可能从客观经济本身来论证这两种革命的区别和衔接，而是把它们看成消除人的异化的不同阶段：“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84]但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它没有消除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相反它加深了这种异化，因为它“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185]。而且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使个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在个人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186]。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当时还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而是以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187]为论据的。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188]马克思这一概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联系。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费尔巴哈用以对抗宗教的人本主义命题。马克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使人成为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89]。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命题中，引出了革命的结论。
1844年的《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既标志着马克思从办《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是马克思创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科学体系的开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是高度赞扬的。他说：“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90]
这种过誉之词不是偶然的。它不仅出于对布鲁诺·鲍威尔之流贬低、抵制费尔巴哈的抗议和批判，确实也反映了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状况。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来到巴黎，在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仍然保留有费尔巴哈的影响。这在《手稿》和关于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马克思当时认为：“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191]。的确，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手稿》中，虽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范畴，并详细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各个方面，但仍然保留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族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并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范畴。例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就说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192]。“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193]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同样保留有费尔巴哈的痕迹。马克思已经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已经发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分析了私有制的运动，并断言“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94]，可同时又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消灭人的本质和人相异化，“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95]，“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196]。这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提出的人类解放是消除个体和类之间矛盾论点的继续。
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交织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以及对经济范畴的道德评价，虽然是瑕不掩瑜，但确实反映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不够成熟的特点。
三
在理论思维中，传统同样是一个巨大力量。它既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又可能转变为发展的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它。马克思不仅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勇于创新，突破传统。
马克思是崇拜费尔巴哈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早在1842年3月20日和1843年10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和自然主义提出了异议。[197]
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看法上，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又同时不断地摆脱这种影响，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费尔巴哈的烙印和马克思天才的思想闪光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而总的趋势是由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创立的过程。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是重要的。但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转述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论点之后，含蓄地、未加点名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98]。并且在论述人类解放的条件、任务，以及哲学的任务时，不是笼统地论述一般的“人”，而是形成了明确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
1844年的《手稿》是一个重大转折。恩格斯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99]这是可以理解的。《手稿》是恩格斯逝世后很久才整理出版的。由于马克思开始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前进了一步。
马克思当时仍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提法，但赋予了新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不是由于自然属性的共同性，而是由于生产劳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00]还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201]
马克思抓住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劳动，从而正确处理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为生产本身就是社会性活动。人的劳动和消费，“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02]。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即使从事脑力劳动，如科学研究之类，形式上是个人的，实际上是社会性的活动。因为不仅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所以马克思强调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203]
马克思抓住了人的社会本质，也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费尔巴哈虽然反复强调自然是感性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依赖无机自然界，而且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这种依赖的范围越广阔。但是，马克思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提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即人们通过生产，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但是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在批判和清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时，虽然在许多地方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分歧。相反，往往沿用和借助费尔巴哈作为批判的武器。
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之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都突出费尔巴哈，这说明原来推动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为他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酵母的费尔巴哈，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正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抛弃了以前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并针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著名论断。随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随着生产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人的本质也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排除了永恒不变的人性，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最富有成果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把《提纲》中的论点发挥成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应该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是对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批判”，是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204]。因此，我们当前在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时，必须记住费尔巴哈只是“中间环节”。我们应该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高度，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哲学应该研究人，这当然正确。其实何止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文学都要研究人。唐诗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说的是无人，实际上是有人，至少春潮、急雨、野渡、孤舟的画面，表现了主体（作者）对客体（特定环境）的感受。
但仅仅说哲学要研究人，并不足以说明它的科学性。
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观念为对象，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内容是现实的。他通过绝对观念的发展，研究了道德、伦理、法、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
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形式上是现实的，但关于这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根本没有谈到，因而内容是贫乏的。18世纪的启蒙学者，例如狄德罗甚至说：人是唯一的点，一切事物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而又复归于这一点。可是在历史领域中，他们终究还是唯心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05]。还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06]。因此，要研究人必须研究人的现实活动（即物质资料生产），研究人的各种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以及研究支配它的客观规律。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从现实的人出发，进而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研究了阶级斗争、革命和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概括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07]。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基本规律排除在“人”的研究之外，就有可能重蹈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打上了费尔巴哈的烙印。在他们当时看来，一种制度的优劣，是依据它同人的本质异化和符合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08]恩格斯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说：“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209]
人性不能是历史的尺度，我们只能以历史来解释人性，而不能以人性来解释历史。以人性为尺度，只能是主观的、任意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18世纪的启蒙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空想社会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最美好，它符合人的善良本性。每一个哲学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人性的设想，来判断哪一种制度是适合或不适合人的本性，完全排除了对历史的客观研究。
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生产关系的准绳，提供了判断历史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整个历史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科学水平。因此毫不奇怪，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规律后，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把根据人的本质判断一切，同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的关系来观察一切作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并对格律恩信奉的“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210]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所谓“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这个命题，不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表述，而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根据的。马克思后来抛弃了这个看法。
人类的历史不是人性异化和复归的历史。原始社会（人的本质和存在一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共产主义（人性复归），这样一个三段式，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但三段式并不是真理性认识的必然标志。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是构造图式的“拐杖”。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各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是向上发展的。虽然其中包括局部的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向前的。无论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道德面貌的变化都是如此。即使从劳动者的地位来说，从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到半依附的农奴、农民，到大工业中的工人，也是不断改变的。原始社会不是“黄金时代”。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虽然各个领域中逐步出现异化现象，但随着生产力发展，随着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力和社会自身能力的加强，人的本质日益显示它的丰富性。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它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是新的生产关系和高度发展生产力的产物，它有待于培养和教育，而不是“复归”。原始社会的人的本质，并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观念，它自身并不包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丰富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最根本的是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实质和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矛盾。而这种异化的根源不是人性，不是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而是存在于确凿的经济事实之中。
共产主义不是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者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改变旧的分工，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是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是基于“人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抛弃了早期对共产主义论证的人本主义烙印，明确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211]。还说：“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212]。并嘲弄了那种把“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213]作为论据的“真正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是非常公正的。即使随着他们思想成熟，对费尔巴哈的评价相应地发生变化，但还是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晚年以眷恋的心情谈到黑格尔这位“伟大老人”一样，恩格斯晚年也怀着崇敬的心情，肯定在欧洲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我们肯定费尔巴哈的历史地位，但不回到费尔巴哈。
（原载《哲学研究》，1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