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它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
1.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自1840年起，中国面临的第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通过艰辛探索，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是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丧失了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近代中国遭受灾难和贫穷的根本原因，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框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存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了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生活中占据显著位置。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经济上无法发展，政治上没有独立，人民失去自由，社会无法进步。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决定了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2]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在这两大任务中，只有前一个任务解决了，才能为后一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当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两大矛盾、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成为考验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力量、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历史实践证明，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开明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推行的维新变法都无法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运动和革命，将这一政治运动推向了最高峰。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大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人民的悲惨状态和中华民族的艰难境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接过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接力棒，引导近代中国逐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过长达28年英勇不屈的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民族解放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
2.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两大历史任务之间有着密切而必然的联系。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是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的根本前提，同时也为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只有顺利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第一大历史任务的成果，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生产力，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我们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不懈努力。面对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确定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进程，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被消灭，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长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在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中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遭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挫折。
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为继续完成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不断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又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4]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在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压力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妥善处理应对国内国际的复杂问题和挑战，带领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深化改革，调结构、重民生、促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进一步显现，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第二大任务在顺利完成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更加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的中国梦。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5]，“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6]。他明确指出，只有完成了第二大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为此，党中央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的改革，并为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制定了时间表。党的十九大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2012年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虽然当前我们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这些问题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总之，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虽然是在黑暗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但却是在光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完成的。这一光辉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实际上，这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优秀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促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二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进程中，实现了两大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艰辛曲折的第一次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在中国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保证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使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实践过程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真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保证了上述构想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医治战争创伤，实行“一化三改”，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建设国家的历史经验，摸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实行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等等。这些重要的思想和原则，是这一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探索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虽然由于当时经验不足、认识不到位，将现代化目标定得过高、过急，在实际工作中又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冲击，甚至还严重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这一时期的探索和成就在中国国家建设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取得了宝贵经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其中，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2.波澜壮阔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带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集中探讨了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伟大理论成果。它是我们党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努力回应新时代的新挑战和新实践的新变化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结合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党将四者紧密结合，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经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已发展成为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部分构成的丰富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首先，这一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一是体现在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和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形态。二是体现在它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其次，这一理论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之间也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这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都坚持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既互相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阶段性与系统性的高度统一。因此，习近平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9]。
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本身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它的产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结果。在这一与时俱进的探索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的新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不断总结和概括实践经验，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系列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科学总结。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武装全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军事、科学和党建等方面进行全面理论阐述的成果。它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进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科学运用与丰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科学结合，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进行持续而系统的理论创新，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实质精髓、理论架构和具体内容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我们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体系，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切方面，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方向，使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不断得以展现。我们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理解、认识和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科学认识和理性看待遇到的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具体来说，人民群众承担着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任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政治、科学、文化等其他社会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有效地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基础，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在不断维护与巩固人民利益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此后，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实施，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一直在强调党的政策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一直在努力地代表与实现人民利益。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特别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江泽民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论断，揭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问题的根本性。胡锦涛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尺度、以人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3.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
一个政党要凝聚人心，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理论。如果思想理论落后于时代，缺乏号召力，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政党必须持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发展，首先理论上不能停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它不断地与时俱进，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创新，坚持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持长久的活力，不断兴旺发达，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在发展上，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出现，这些理论成果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没有理论创新就谈不上与时俱进，没有与时俱进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因此，创新是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创新的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继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不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正在指引我们踏上新的征程。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与时俱进，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不断做出新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一以贯之地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理论主题；持续努力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构建了内涵丰富、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一脉相承的思想精髓
精髓，就理论体系而言，是指能够使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中的基础性观点和方法。精髓是在理论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是这一理论体系得以发展并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内在源泉。每一个理论都有其思想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具有发挥这一重要作用的思想精髓。这一思想精髓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组成部分，贯穿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1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因为正确地把握和运用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形成新理论。把握了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运用好这个精髓，就能够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同时又能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发展创新，从而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坚持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创立的，是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贯穿这些领域的基本规律。人们推崇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称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它的基本原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方面的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鲜明的理论特质和最突出的时代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党强调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定含义和目标指向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这是我党首次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阐述解放思想的内涵和功用。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进一步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突出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的和意义。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坚持这一精髓，就要自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凸显了解放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先导作用和时代意义。习近平强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论及改革的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放在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的作用。这充分表明，对我们党来说，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实践来说，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我们党提出解放思想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出发点，而不是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往往与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存在偏差。这种教条化、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唯物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和分析事物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基础上让人们树立一种面向现实、敢闯敢试、发展变革的新的思维方式。思维改变行为，观念决定命运。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精髓，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得益于思想的解放、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观念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思想确实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在中国最初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实行的。毛泽东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通过总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得出了这一科学结论。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中国化的重要概括。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14]。1977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两个凡是”思想路线，多次详尽地论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5]“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6]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不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且给这条路线添加了“解放思想”的新内容，继毛泽东之后又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邓小平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为实现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而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实事求是本身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环节：“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存在”、列宁所说的“物质”是基本一致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对象的高度概括；“求”指的是研究，它包括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这两个阶段的认识过程，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辩证过程的高度概括；“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高度概括。规律是事物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们经过实践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检验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做的科学判断完整、深刻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的集中概括。实事求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体现在一个政党的理论思维和工作方法上，就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恩格斯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首先是一种实践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7]。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原则和目的。因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割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18]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绝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二者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的，它们都要求人们从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9]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同时又突破陈规，不断地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把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精髓，就从思想方法上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联系，也就把握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二）贯穿始终的理论主题
主题就是对某一理论的总体内容和内在性质的总结概括。只有科学地归纳和把握理论主题，才能正确认识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主题，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展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说明我们已不是在研究一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而是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理论主题经历了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升。
第一阶段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具有根本指导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和理论创新的各个阶段。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深化和拓展。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理论和主体内容，旨在开创性地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把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将其称为“邓小平理论”。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邓小平理论主题的高度概括，是对其理论总体内容的科学抽象，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后的创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的理论重心，仍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范畴之内，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核心都是在探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既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阶段提升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提升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上“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通过“八个明确”的理论阐述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来，意味着经过近40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一宝贵成果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和重要历史任务。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的来看，无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主题仍是极为稳定的，并无实质性变化，只是有了深化和提升。实际上，作为新时期四大创新理论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引领着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进程。四大理论成果各自侧重于探索和解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各有创新、各具特色，前期侧重于“如何建设”，后期侧重于“如何建设和发展”，但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贯通、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理论主题都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一脉相承。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2]。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从这一点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题之间继承与发展的紧密关系，它主要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如果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就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题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宏大理论主题下，探讨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建设和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由于它总体上隶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立足于中国，因而也体现了中国的个性和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理论主题就是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可以展开为四大基本问题。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这四大基本理论问题为线索展开的。在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这四个基本问题：（1）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3）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4）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四大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这四大基本问题展开，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这一理论体系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持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回答的历史课题。破解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好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科学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怎样明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怎样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劳资矛盾突出，无产阶级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俄国和中国这样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极大地加快了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步伐，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临许多未曾想象的困难。在这样的现实中，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极具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因此，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持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针对这个问题，列宁曾经结合俄国国情进行过一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列宁的探索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落实和践行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诸多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主要包括实施和延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等举措，结果发现这些设想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却并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的要求，在实践中行不通。二是探索和创新阶段。为了解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应俄国现实要求的问题，消除由于延长这一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列宁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时间虽短，却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也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解决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但始终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由邓小平创立、其他后继者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出色地解决并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中的一些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回答，而且是持续而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历史课题。
第一，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反对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当作现成的模式，不加区别地盲目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变革。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才有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科学的，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但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3]。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却违背了这一准则，僵化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把这些构想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模式不加区别地运用于落后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挫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将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根据实践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
第二，如何确定自身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问题。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所以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一定会成为其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因此，这些国家的初期奋斗目标一般都是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追求基本实现现代化，而且这些目标的设定和实现一般都应该是阶段化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中高级阶段才会制定更高的奋斗目标，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它应该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此，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前提，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国家还要不断地调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地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创造条件使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实践证明，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路径。
第四，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也成为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生产关系层面建立的社会制度优于资本主义，但在生产力层面体现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却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短期内很难得以充分显现。二是这些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并处于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时，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有相互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由于这些落后国家是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4]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但却不能无视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文明成果。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来服务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和困扰，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带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答。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执政党建设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型大国关系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理论，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而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困扰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厚的历史积淀，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努力，使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逻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一创新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深厚的历史积淀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往往是和一国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其对这种变化做出的回应密切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坚实的思想渊源、丰富的实践依据、变化的时代条件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等。
1.历史背景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应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挑战中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各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以及深刻的历史启示。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复制苏联模式阶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开始辐射并被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复制。二是探索改革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始兴起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南斯拉夫率先突破斯大林模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兴起的先行者。随后，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三是动荡危机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开始动荡，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遇到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四是低谷回升阶段。苏东剧变后，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世界社会主义走出苏东剧变的低谷并开始缓慢回升。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探索中，既有伟大成就，也有严重失误，经验丰富，教训也十分深刻。
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初步显示了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占世界人口总数近1/3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消灭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制度，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成为制止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这一切再次验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增强了人民对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心。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或体制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阻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现象，只有改革才能消除这些弊端，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但这种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历程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最后，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做出创新性回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二战以后的最低潮。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尖锐地摆到了各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这一新的历史性的课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艰巨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的国家建设模式。当这种模式弊端凸显，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通过改革冲破苏联模式的禁锢，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世界社会主义迎来改革浪潮的大背景下，在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另外，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警示素材。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从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主张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管理职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削弱了公有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在实现目标的道路和方向上主张通过民主、和平、议会的道路去掌握政权，通过改良来变革现实社会；等等。虽然这些主张在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主张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历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就很有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不坚持公有制的基础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很有可能转而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采取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经济混合化。那么，国家将会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危机，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历史事实表明，照搬苏联模式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适合中国国情。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足发展带来的挑战中形成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判断，资本主义将走过属于它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20世纪初，在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并没有按照理论规律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变化。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部分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垄断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国际化，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强化及经常化，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应付困难和危机的能力。二是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措施，社会福利制度的普及化、全民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垄断资产阶级采取的某些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关系和阶级矛盾，使得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三是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国家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灭亡，绝不是短时期内会发生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各国采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渗透和干扰，所以，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变化。它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渗透；既要互相交往，又要互相防范；等等。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判断和选择，在理论上做出回答和应对，包括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带来的新压力等等。这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必须明确回答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准确判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从而制定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思想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两个最主要的思想渊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二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它们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发展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胜利的一般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以及列宁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有计划地进行调节，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革命目标。五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六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勾勒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和基本要素，虽然他们没有设定未来社会的具体构成和实施方案，但是他们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把握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准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方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守和坚持的基本规定；揭示了未来社会的实现过程、发展方向和一般特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原则指导。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探索和创新空间。
实践表明，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方向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5]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和理论上升华。这一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理论基石，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历史任务，坚持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宗旨，坚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根本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坚持，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同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宝贵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成果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与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而取得的思想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探索虽然艰难曲折，但仍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观点和主张。
从实践方面来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从理论方面来看，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于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发展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理论逻辑联系上看，虽然二者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但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邓小平曾深刻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6]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党的十七大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27]。
3.实践依据
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依据。
首先，改革开放前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道路。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果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准备。从1955年底到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这一阶段，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一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以及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并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是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要建设一个“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的目标以及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三是提出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设想和政策。但是，这期间的探索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由于“左”的倾向的发展，1957年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开始逐渐偏向，以致发生了“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些探索中的挫折也警示和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历史教训与深刻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来源于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失误的反思。一是对“大跃进”运动失误的调整。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及时对实践进行了调整，在理论上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在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上，提出了利用价值规律和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发展策略问题上，提出了要坚持按劳分配，走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业化道路等。这些调整和探索，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先导和探索基础。二是对“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从汲取实践教训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科学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结果。我们党重视历史实践，并善于总结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这一切成为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正是因为党科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中，并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的进程中。
其次，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实践是理论的本源，实践在一个新的层次展开，理论也必然要随之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拓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实践进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每一步进程，都展现出实践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理论的发展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实践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必然会推动理论的不断深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走过了风云激荡的40年，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突破到各方面体制的不断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实践进程中的每一步都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事实证明，我们党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基础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历史任务，才能够在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形成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和吸取挫折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一直在实践创新与理论探索的辩证统一中与时俱进、书写未来。
4.时代条件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把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创立了有关时代主题的理论。列宁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28]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世界的时代主题逐渐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两大主题。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我们认识时代的重要依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9]他认为，国际社会在反对霸权主义、战争威胁，不断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理论体系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正是因为与这一时期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密切相关。一是国际形势由剧烈冲突向相对和平转变，给各个国家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更加凸显，计划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体制障碍。尤其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时代的发展向各国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找到一个适应时代主题和本国国情、能够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的问题，摆在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选择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1982年到200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过了从提出命题到形成理论体系的光辉历程。可以说，正是对当代世界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不断回应，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些概括深刻把握了时代基本矛盾的演变。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明确肯定“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31]，而且进一步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32]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虽然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33]。这些认识和判断是确定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习近平提出了求同存异、共商共建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目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面对时代主题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们党一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努力解决好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迎接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主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理论思考。因此，在深刻复杂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不断解决时代课题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5.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自己和推动历史进程中创造和积淀的重要成果。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源流，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已有积淀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条件，同时又制约和影响新时代新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含了多种内容不同却有内在联系的流派文化，体系庞大而驳杂，内容浩繁且精深。它以经史典籍、辞赋诗词、戏曲小说、民间故事、风俗习惯等各种形态传承至今，流播广泛、影响深远，渗透在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的经世致用、整体思维、中庸思想、革故鼎新等东方思维方式，以及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义利统一等独特价值理念，都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之中。
从大文化的范畴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需要和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交流互鉴，通过汲取精华来发展和提升自己。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和深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产生于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实践，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它有自己独立的成长发育机制，它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时也有自己的内化机制，这种内化机制和内化能力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点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为它是发展、创新的，更体现为这种发展、创新是可持续的，这就要求它必须有一个可依靠的绵绵不绝的文化动力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任何理论的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这既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文化前提，更是促进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力一方面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来自它赖以生存的、具有几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渗入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灵魂深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它是一种潜在的软实力，在适合的条件下会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根本原因。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明问题、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使人们从中得到启迪。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又与时代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历程、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二）科学的逻辑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所有内容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构成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的统一整体。
1.一以贯之的精髓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精髓、贯穿始终的理论主题和持续回答的历史课题，这是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根本原因。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思想精髓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精髓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组成部分，贯穿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始终的理论主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一以贯之地贯穿于四大理论成果，虽然各自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各有创新、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贯通，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邓小平理论开始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一直在持续回答这个问题，持续破解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难题。四个理论成果解决了一些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难题，从而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困扰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难题。
2.科学系统的逻辑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它形成了一套由总论和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从总体层面和具体层面回答了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个由“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线索贯穿起来的逻辑结构。
总论部分主要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基本依据和发展动力这些基本认识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经典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初步探索和对未来社会的论证，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他们就此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条件和价值目标，并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本质属性进行了回答，最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总任务。在确定了根本目的和总任务，明确了发展方向和目标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在现阶段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这一问题，就此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并做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判断，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为确定现阶段的发展动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在明确了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完成的历史任务之后，就必须确定解决矛盾和完成任务的根本动力，为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解决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
分论部分主要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依靠力量、和平统一、内部保障、外部条件和领导力量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具体策略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论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进行科学布局的问题，明确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论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和依靠力量问题，明确了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时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统一论明确了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强调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行稳致远，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军论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保障问题。强调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挑战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同时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论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问题。明确了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选择，要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论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为不负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关于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的理论、主张的集合体，它通过构建科学的逻辑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课题
不断向前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发展规律，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将走过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按照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应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关注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特殊性问题，也研究了这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答案，因此，当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解答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列宁进行过探索，斯大林建立了苏联模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制苏联模式后也努力进行改革创新，但都没有找到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路径，因而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难题，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理论主题；持续努力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构建了逻辑严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解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难题，也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课题。
2.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将其概括和提升为马克思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了人们在运用它的基本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5]。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创造性地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变化和当代中国的实际，不断地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紧紧抓住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把这三大理论成果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继续回答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根据新的实践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做了理论分析并提供了政策指导，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生动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奠定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共同思想基础，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维系和支撑，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共同思想基础源于共同的利益、生长于共同的事业、凝结于共同的目标。共同思想基础，是政党、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现实理想和价值追求，必然会成为共同的思想来凝聚和统一人民的思想和意志。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得以实现，改革开放则标志着中国正走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征程上。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党和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变的新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内政治风波以及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战胜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等方面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予的信念力量。
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引领我们战胜一切风险和挑战的共同思想基础。一方面，共同思想基础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有一个统一人心、凝聚力量的精神支柱。多年来，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引领下，中国社会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共同思想基础是推动伟大事业前进的思想保证。任何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只有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凝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把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兴盛与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引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它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4.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形成的若干重要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始终，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是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的统一。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此基础上党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了阶段性目标。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阶段的目标做出了系统的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目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为基础，设定的现阶段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为核心，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理论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辐射力，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是指导我们继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世界罕见的速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风险和挑战的主心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6.
[6]同②56.
[7]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8.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4.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4-115.
[15]同①143.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1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4.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5.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
[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
[28]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3.
[2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3.
[30]同②105.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
[32]同①35-36.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5.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6.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