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据我老大哥的叙述，他宁可相信这漕帮起源时期的第三个性质才是最重要的。
清代漕粮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运往北京通州各仓，供应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禄。每年由八省经漕河运道入京的船数，大约在六七千艘左右。每艘船由一名卫所军士领运，他的头衔叫旗丁，形同船长。旗丁再负责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纤夫、扛工等。这些人力的总数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余万。每年这为数十多万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时间，约在八九个月左右。但是除了获准有限额地携带一点免税土产至沿途各地贩售、赚点蝇头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银”——也就是正式薪水——却少得可怜，不过一二两到三四两白银之间。即使在道光年间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银”也不过在十两银子上下，可谓清贫如洗了。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结合起来，其实有经济上的动机——他们可以集众人之资，从事小规模置产营利的活动。用我老大哥的话说，就是：“像婶婶标会一样。一个人耍的是小钱，一百个人耍的就是大钱了。粮米帮上一个人是光棍，十万个人就是大爷了。”
漕粮运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上。可是其余的三四个月里，这些出身各省的贫穷苦力又该如何栖身呢?最初他们大都流落港市街头，捱不过饥寒而瘐死客地的大有人在。后来出了三个罗教徒，分别是江苏武进人钱坚、常熟人翁岩和杭州人潘清。这三个人在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聚集了一批罗教信徒，斥资建了一座小庵堂。庵堂里供奉了佛像和罗祖净清法师的塑身，除了让人前来上香膜拜之外，到那漕船回空的三四个月里，还提供简单饭蔬和被席，让漕帮里的人丁食宿。这个设施给许多舵工水手带来了启示：他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不同的水陆码头盖庵堂、供佛像，平日酌收香火钱，到回空期供帮中人丁膳宿。至于帮中人丁则仅需缴纳微薄的供养钱，雇一两个长期看管庵堂的人手。那么，非但漕船回空期间帮众彼此有个照应，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就庵堂附近觅一空地掩埋，不致暴尸旷野，变作荒鬼孤魂。我老大哥接着打了个奇怪的比方：“这就好比说，叔叔婶婶离了老家、投了军，跟着部队上了台湾来。自己混生活，不如大伙儿一道混生活，这就好比当年漕河粮帮里的爷们儿一样，算是入了教了。入了教，教亲要彼此帮衬。苦虽然苦一点，可是教亲终究是教亲，有苦大家一同吃，有难大家一同当。你好比说住罢，住这眷村；你好比说吃罢，吃这眷粮。破瓦泥墙、粗茶淡饭，这和从前咱们帮里的庵堂没有什么两样，可大家伙还是一般快活。这么说你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