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配到北大共六年。第二次进北大可没有第一次风光。第一次是站在哲学系的讲台上讲课，是外请教员；第二次，是站在审判台上，交代问题。不过并非一开始到北大，就命交华盖。我曾经考虑要不要写这段历史。写吧，实在不堪回首，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暗淡的一页；可不写吧，就不是真实的我，知道的人也会说我隐瞒历史。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毫无挫折。写，应该写。真的写，写真的。写真的，既可彰显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正确性，又可说明一个人摔跤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能一蹶不振，要站起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十多年来，我尽了我的力量，日夜兼程，总算有点小小的回报。
我是1973年初随同研究所整体分到北大的。我风光过一段，就是讲《反杜林论》，出了点名。我在长安大戏院讲过。那是个三层的戏台，座无虚席。听众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反正很红火，仿佛名角在唱戏。那时讲课没有分文报酬，也没有饭吃，只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接我的人，不相信我就是要到长安戏院做报告的“教授”。他问我的一位同事，是他吗，怎么像一个农民。这件事是后来同事告诉我的。这位司机看我像农民，一点也没有走眼。我就是这样。刚从干校回来，身上也没有像样的衣服，气质嘛，也不是那种器宇轩昂、眼睛朝上的人。他怕接错了，问问别人，毫无贬损的意思。何况我那时根本不是教授，而是小小的讲师。
我还在更大的讲台上讲过课，这就是中山公园音乐厅，这可是个大场子。有多少人，我说不清，只见人头攒动，满满的。有北京市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干部，据说还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不是我有多高水平，而是正碰在点子上。当时******正号召全党学习经典著作，我沾了这个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讲完课，唇干舌燥，腹内空空，原样送回。没有一文钱，也没有一顿饭。现在的青年可能不太理解这种不讲报酬的劳动。
我还到学部，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系统讲过《反杜林论》。听课的是所内人员，有职员，更多的是研究人员。这次待遇好点，讲完课，留饭，是食堂里打的饭，比我在家里好不了多少。还有位我很熟悉的大姐一道去，她是一位名教授的夫人，是近代史所的熟人，可她是听课者，连饭都不多打一份。
我是讲课出名惹的祸。我弄不清为什么党委会调我去写作组。后来有人告诉，因为据说我在北大讲《反杜林论》时，写作组支书是党委常委，也在听课。可能他以为我既然能讲课，当然也懂点马克思主义。当时，写作组基本上是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员组成的，缺少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引经据典的人。1974年，大约4月，忘记是哪一天，我们所总支的组织委员刘同志通知我到北大人事处报到，说是有任务。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只是叫我去报到。我来到北大人事处，一位军宣队员对我宣布说，调你到写作组去工作，这是党的信任，好好工作。几句官腔式的交代话后，从此我就“交上好运”。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点不错。我由于讲课出名而中选，又因中选而调（掉）进“梁效”。这是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梁效”。“梁效”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的谐音。
周一良先生说自己“毕竟是书生”，还出过一本书，书名就是这个。周先生是大学者，世界知名，他自称为书生，够格儿。我只能说我是白痴，政治白痴。在研究班，人家称我为傻小，我不承认，比读书，他们一点不比我聪明；可在政治上，我确实是傻小，或称白痴。当年，不知道什么机关为某重要领导找文字秘书，曾想调我。我的领导张腾宵挡驾，说这个人不行，不会保密。这件事是后来他告诉我爱人的。腾宵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对我十分了解，也十分照顾。他说我不会保密是婉言谢绝之意，因为他知道我不适合这种工作。说得好听些，我是个书生，直白点说是个书呆子似的人物，我哪能弄清那些复杂多变的政治上的事。
我大概是1974年4月被派到两校写作组的。我去时这个写作组已经成立了一段时期。据说开始是从北大清华调了一些人整理****的尊孔材料，编写《****与孔孟之道》。这似乎是1973年年底的事，1974年“批林批孔”在全国铺开后，这个组变成写作组。我去时，写作组分两个组，一个是注释组，都是一些专攻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名教授，开始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专门为上头指名要的某篇诗词或这个赋那个赋作注的。要标明读音，要解释原意，用的是毛笔蘸红墨水，字体端正，仿佛朱批。只有这些高水平的古典文学和历史学专家才能当此重任。他们都上了年纪，组里很照顾他们，每天可以回去睡觉，按时上下班。我分在写作组。写作组基本上是北大、清华的教员。清华教员，多半是人民大学分配到清华的政治课教员。我们都是熟人。我在范达人小组，除范外还有何芳川，他们都是北大历史系教员，比我小六七岁。
写作组住地是蔚秀园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我住在二层的一间套房里。我住里间，清华一位教员住外间。他的老爸可是世界名人，“批孔”运动全面展开后，我这位室友不见了，据说是调回清华了。大概因为乃父是世界著名的新儒学家，又在台湾，由他担任“批孔”重任似不合适。他因父亲不受信任，又因父亲而得免灾，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写作组我偶尔能见到迟群、谢静宜。他们有时会来，我们无个人来往和私人接触。我们的直接领导是进驻北大的军宣队员，他是北大党委常委，又是写作组的支部书记。副书记一个是清华的，另一个是北大的。他们三人算是直接领导。
在写作组的两年半中，我曾经在集体场合四次见到过江青。第一次是到写作组不久，大概是6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小厅里，江青主持什么“批儒评法”的座谈会。当时还有其他领导。我们一些人在后排边上，只是听听。接着不久，写作组一部分人，还有几位北大、山东大学的著名教授，随同江青去天津。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去天津，只是要我们待命，用汽车运到火车站，上了专列，还是不知道去哪里，到站后才知道是天津。我们一些人住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在天津只有一次活动，这就是江青在全市大会上讲儒法斗争，我们这些人随同天津市干部坐在下面听。我们是高级跟班，是列宁曾说过的“有学问的奴仆”。不管当时是否自觉，实际作用就是这样。天津之行结束，也随同到小靳庄，据说是京剧之乡，样板戏人人能唱。除我们这些人，还有当时文化部的“头头儿”，包括演《红灯记》李玉和的浩亮，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刘庆棠。小靳庄完事，又摆驾窜到杨村一部队，江青又表演了一番。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干什么。反正当时觉得能跟随江青出去，到处受礼遇，都是高规格接待，自然高兴。还有一次就是写作组全体人员随同去大寨参观，听她在大寨公社一个礼堂中讲儒法斗争；地震时期，江青自称是代表毛主席来看看我们，还分别照过相，或一人或三三两两，连传达员、炊事员都一人来一张，无一遗漏。就是这次，我与江青有过一张合照。二寸大小，黑白的，早已收缴。也许这就是政治，是政治家的笼络人心，是拉近关系的“亲民秀”。反正当时我们这群书生，或者说白痴，面对这种玩弄人于股掌之中的野心家表演的“秀”术，毫无反感，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荣。
在写作组，我最主要的错误是写文章。我们组写的文章可能比较多，其中我参与的错误较重的文章是批“三项指示为纲”、批“翻案风”之类的文章，批判矛头直指小平同志。说句可以指天对日的话，我的确没有发现写作组有人反周总理。总理逝世后，写作组内设有灵堂，我们都戴黑纱。灵堂前行三鞠躬礼，表示哀悼，灵堂大概只设了半天，下午就撤了，当时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撤。在写那些文章时，当时心中明确的批判对象是小平、周荣鑫、耀邦、李昌等，因为批教育领域中的所谓“翻案风”，批“科学技术汇报提纲”、批“三项指示为纲”目的的指向都很明确。当时我绝不以为错，我们的思想长期浸泡在“左”的思想染缸里，染出来的布只能是这种颜色。“近墨者黑”，“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古人的话一点也不错。
我在写作组两年半，就我个人而言，全部文章都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的约稿，或小组接受大组的任务。没有一篇是迟群、谢静宜直接布置的。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党内有个“******”。这是粉碎“******”后揭批他们的罪行时我才知道的。据说当时不少人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这说明我们是不被群众信任的。我自己参与错误文章的写作不是偶然的。尽管调入写作组是党组织的决定，尽管我可以有各种客观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但文章是自己写的，既不是高额奖金的收买，也不是用枪逼着写的。如果自己不是长期受“左”的思想毒害，写出的文章口径不可能合拍。也就是说，写出的文章不可能符合当时的要求；能符合，说明文章的错误自己负有主观责任。
对我们组来说，最要命的一篇文章就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我们小组三人共同的责任，虽然初稿完全是按《光明日报》提纲的要求，由何芳川拟草稿，我们共同修改完成的。何只用了半天就写好了，我们共同修改后交《光明日报》。这篇稿子是《光明日报》的命题作文。约稿时间是9月16号******追悼会后的第二天，20号我们组三个人按约去《光明日报》社当面听取《光明日报》副主编提出的详细要求和写作提纲。24号交稿，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接触过这篇文章。为什么10月4号突然在《光明日报》头条发表，我们一无所知。过去我对这篇文章的认识有着一种抱屈情绪，总觉得这是一篇约稿，而且提纲是由《光明日报》定的，文章早在9月24日即已交稿。这说明我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在******逝世后，自己思想深处仍然是要继承******的革命路线，率由旧章，本质上是一种“按既定方针办”的思想。即使没有《光明日报》的约稿和提纲，由我们自己拟题写这类纪念文章，调子也不会有多少变化。因为当时就是这种思想，就是这个认识水平，有无约稿，是否分配到我们三个人，这一切偶然性背后有一种必然性，即以当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写出的就只能是这种调调的文章。虽然是《光明日报》的约稿和提纲，但具体的错误观点和行文出自我们之手。几个小人物的并非有什么指示的约稿之作，在中国政治中起了那样大的作用，当然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此事看似偶然，实际上体现着某种必然性。经过严格审查，我们写作此文的来龙去脉终究查清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幸中之万幸。我们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政策。这时我已年过不惑，职为讲师。当时讲师似乎是不算太低的职称，实际上水平也不过尔尔。“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古话我读过、听过。这只能是对个人为文而言。那种阳为“批儒评法”，实际上是在当枪手的文章，寸心难知。
粉碎“******”后，“梁效”半夜被查封，我在家睡觉，不知道。第二天，我照常去北大招待所上班，走到半路才知道这件事。写作组房间里的一纸一字、任何与文字有关的东西都被查封，只有洗漱用具例外。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进过北大专家招待所。这是好事，便于彻底清查。我在写作组待了两年半，学习班办了两年多，我分配到北京大学六年多，基本上是在搞大批判和被批判中度过的。只有自己受批判时才体会到被批判的滋味。虽然两种批判的性质不同，但内心感受到的压力是相同的。
学习班期间，我们集体住在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二层。此时，未名湖的景色对我们已经不存在，我们每天就是写检查、交代，或者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最大的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大概有上万人吧，我们低头鱼贯而进，弯腰而立，低头而退，哪能知道确切有多少人。我们是幸运的。虽然免不了训斥、批斗，但从无逼供，也从无体罚，很文明，很讲道理，晓以利害，是教导和劝说。而且最后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我至今仍然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政策。这么大的运动，这么猛烈的斗争，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最后受到如此实事求是的对待，我内心是感激的。如果是“**********”时期，我们的命运简直无法想象。
我们这群人并没有辜负党的正确政策。学习班结束后，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批人中有不少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古典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印度问题研究等领域成为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对中国学术界多少有点贡献。我想，如果当时采取“**********”时期的处理方法，扫地出门很省事。在扫帚下，这些人都是一堆垃圾；而在实事求是的处理下，吹吹灰放在桌上，可以成为一盘菜肴。当时，这群人正当壮年，仍然大有可为。后来这些人的成就，证明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古代求贤有“千金市马骨”的故事，既然能善待这些本来已经批臭的“落水狗”，何况那些真正的千里马呢？对我们这些写过错误文章的作者能够予以实事求是的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于我们以后敢于接受上级委派的写作任务，大胆从事写作是有好处的。否则，前车之鉴，都会把集体写文章、奉命写作、参加写作组视为畏途。这对于党的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不一定有利。
由《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我想到何芳川，想到我自己。何芳川自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历史系，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后任北大副校长、海外教育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和多校兼职教授，出版过不少著作。可以说，在事业和学术两方面都有建树，取得了史学界公认的成就。不幸的是，正当有为之年，他突然于2006年6月29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我接到北大治丧委员会通知，惊愕不已。我深知他为人单纯，才华横溢。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我知道以他的地位和声誉，一定是死后哀荣，吊者冠盖云集。我只能心中默默祝愿他地下安息，并以诗悼之：
犹记北招识君时，文采风流李杜诗。
落水幸喜未灭顶，翻身弹指痛仙逝。
祸福无常天难料，赤心不改世人知。
大才遽折应一哭，毁誉死后两由之。
我自己从北大学习班回来后，内心有过起伏，开始有点消极，但很快得到克服。回到人民大学时我已四十八岁，但随后也得到信任和重用，曾担任过两届哲学系主任，担任过校内外多种社会职务。这说明领导信任我，理论界同仁理解我，并没有因为我的错误而嫌弃我。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写的东西，是我“**********”期间不知多少倍，有些文章和书，在哲学领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我感谢党的信任，感谢中央的英明政策，没有实事求是政策，这些人只能成为“******”的殉葬品。
可悲的是我们在粉碎“******”之前，根本不知道党内有个“******”。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经过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怀疑中央有两派，第一个罪名就是“分裂中央”。我从新中国成立后入团、入党，受的是“驯服工具论”的教育。对党中央、党的领导怀着无限信任，对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从来不会有任何怀疑。虽然“******”临近灭亡前，耳语满街，天怒人怨，我们还是稳稳坐在小楼里炮制文章，浑然不觉。我一辈子搞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未能得其皮毛，连一点点政治嗅觉都没有，更何言辨别政治方向。我是跪着写作，不会站着思考。可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思考，以自己当时那种思想状态，能思考出什么名堂呢！
古人说，“少年处不得顺境，老年处不得逆境，中年处不得闲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少年得意往往忘形，现在某些“富二代”、“官二代”年少疯狂，不知王法，屡屡犯事；老年则由于身体和精神衰弱，难以承受逆境。我们当时正处于中年，而党的政策又实事求是，因此结局是很圆满的。
我还想到我们小组的组长范达人。我看到过国内报纸海外版的一篇报道：东方神医范达人。我知道范在问题解决后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教书，可不知道他一跃而成为神医。据报道他退休后开了一个按摩医疗所，还带了两个美国徒弟，生意还不错，被誉为“东方神医”。我不禁哑然失笑，看起来，美国人也“崇洋迷外”。崇东方之“洋”，迷异国神秘医疗之“外”。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本领，可能是他早年在部队中当过卫生员，学过一点按摩。人又聪明，能糊弄外国人。当然也不排斥真有点什么祖传秘诀之类。人总是要生存的。他在美国以按摩为生，这是我从报纸上知道的一点点关于他的消息。
在写作组时，范比我小六七岁。当时可能只有三十出头，人很精干，也能写，听说是北大历史系的青年才俊。我们既入火坑，理应自责自省。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命运比起有些平白无故受冤受屈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好多了。我们是错有应得。他能出国，能上哈佛访学，这说明现在究竟不同于极左的时代。他曾多次回国，我从未见过。这些往事，是人生中的一段遭遇。错误已经铸成，噬脐莫及。人到八十岁已属高龄，去日苦多，青春早已不再。去国日久，能无故国之思？
我们“左”的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左”的错误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甚至像我们这种类型的人，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种性质的错误希望永远成为历史，也肯定会成为历史。不仅我们的错误，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也即将成为历史。现在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比我们幸运得多，他们能做出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