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这意味中美将发生全方位的摩擦。贸易冲突只是中美经济结构及总量规模逐渐换位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伟大的痛苦”，而不是觥筹交错、皆大欢喜的过程。中美之间的争端是超级大国之间命中注定的矛盾和摩擦，对此要做好攻守、文武的两手战略准备，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贸易冲突既是终极也是过程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最浅显的原因是贸易不平衡。美国维持比较优势及中美经济结构互补的重要产物就是中美贸易逆差，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人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顺差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16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和日本的出口额分别为2659.6亿美元、2309.6亿美元、1157.8亿美元和632.6亿美元；自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的进口额分别为4628.1亿美元、2941.5亿美元、2780.7亿美元和1322.0亿美元；美国的前四大逆差来源地依次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逆差额分别为3470.4亿美元、689.4亿美元、648.7亿美元和631.9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03.7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的总额为5056.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7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1%。商人出身、特别看重利益的特朗普，怎么能够容忍贸易失衡状况越来越严重地持续下去？
中美贸易是结构性失衡，不是中国不想弥补贸易逆差，而是中国想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根本不肯卖，更别提在服务贸易、金融贸易上，美国对中国是远远顺差的。对此美国心知肚明，只是拿贸易平衡当作针对中国的借口罢了。不管是对中兴、华为的刻意打压，还是在科技前沿领域对中国“封锁”，都已透露出美国对中国科技赶超和实力崛起的恐慌。毕竟中国GDP一年上一个新台阶：2016年74.36万亿元；2017年82.17万亿元；2018年突破9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已达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在GDP上依然是老大，2018年GDP为20.5万亿美元，但美国的全球占比已从20世纪最高时的40%降至24%。相比30年前美国GDP是中国的17倍，1995年缩减到10倍，2005年不足6倍，到2012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已超过50%，2018年追到了66%。照此速度，市场普遍预测到2028年中国GDP就将首次超过美国。而且从历史看，美国两次被对手（苏联和日本）赶超的焦虑都是以GDP的60%为临界，这让崛起的中国被顶在杠头上。即便美国内部急剧撕裂，可在对华态度上，竟连分歧的两党都形成统一战线，当下美国社会唯一高度统一的意见就是遏制中国。从贸易冲突到产业之争，从国家战略到经济模式之争，从超级大国到生存空间被挤压，中美本质上的六大冲突积累了这么多年，终究走到了中美经济由规模到质量全面换位的历史岔口。
既然中美势必狭路相逢，那么贸易冲突既是终极也是过程。因为中美之于世界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18年中美GDP的增量合计达2.58万亿美元，约为全球增量的62%。一旦双方发生争端，不仅对全球局势不利，仅对中美来说，2018年两国货物贸易额和双向投资分别超过6300亿美元和2400亿美元，每天平均1.4万人往来中美之间，每17分钟起降一次航班，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世纪末中美曾就中国加入WTO进行了长达13年的谈判，到如今中美建交40周年再度寻找共识，双方都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再加上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带着朋友共同发展，遏制中国等同于遏制各国发展的共同机遇，就连美国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然难以快刀斩乱麻。从国家战略角度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将发生全方位的摩擦，贸易冲突只是中美经济结构及总量规模逐渐换位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伟大的痛苦”，而不是觥筹交错、皆大欢喜的过程。
进一步说，中美之间的争端是超级大国之间命中注定的矛盾和摩擦，不止于贸易，更不只有竞争，两国在太多领域有重合的利益和合作的需求。正因“相互需要”，中国还没实力与美国硬碰硬，而在目前政经格局下，美国也不会轻易动手。因而中美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极小，大概率是以战略挤压的方式逐渐逼近，或在分歧长期存在的情况下相互牵制着寻找均衡。
贸易战折射美国困境
贸易战越演越烈，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大战。特朗普强硬地盯上了中国，实际上折射的是大国困境。美国靠工业生产立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特殊机遇，制造业飞速发展。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之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逐渐由之前的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原材料、初级产品，过渡到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技术创新、设计和制造核心高端技术部件，而发展中国家则负责中低端部件的生产及最终制成品的组装。巨大的经济落差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成本差异。在利润的驱使下，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制造业空洞”，美国国内仅保留了一小部分极高端制造业和庞大的金融行业。“二战”后，美国第一、二、三产业占经济规模的比例分别从大约8%、47%、45%发展到2017年的1%、19%、80%，制造业严重萎缩。由于美国农业不但自给，而且出口居于世界前列，结合美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认定美国的第一产业非常发达。这就使美国这个巨人的身材变得相当畸形——有着硕大无比的脑袋（高科技核心技术）、粗壮的下肢（农业）和太过瘦弱以至于无法支撑头部的躯干（制造业）。物质消费作为一切的基础决定了货物贸易仍然是当前世界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逆差的产生和持续扩大就不足为奇了。
产业结构改变还促使体系内的固有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作为“二战”的最后赢家，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确定了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直接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又和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美国国际收支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个悖论就是有名的“特里芬难题”。“二战”后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结束，美国工业的市场扩张不自觉地起着缓解“特里芬难题”的作用。但是由于之后工业外流，顺差缩水，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代，美元保持稳定和顺差的要求及机制限制（也就是特里芬难题的第二条）自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核心货币，也就是说特里芬难题的第一条仍然在起作用，于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同时，美元体系和美国贸易逆差使大部分充斥全球的美元必须回流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就令美国政府可以长期无所顾忌地发行国债和大搞赤字财政。美国企业和居民也可以轻易得到廉价贷款进行投资和消费，加速信贷消费型经济的形成。这令美国整体债务激增并达到占GDP 300%的比例。制造业空洞和大量的廉价美元，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房地产带动的过度金融化时代，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产值占GDP比例高达33%，金融泡沫催生债务飙涨并反过来强化金融泡沫，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制造业空洞、经济金融化、债务攀高等这些美国经济中结构性、常态性的问题，是各大公司“土豪”式逆回购推动的股市走牛等表面上、非常态的繁荣所无法掩盖的。并且，这些问题还挤压就业，导致中产阶级返贫，美国社会快速地由橄榄型变成哑铃型。1971～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比从62%减少到43%，社会明显分为富裕层和贫困层两极，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和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民众的抱怨声越发高涨，特朗普这位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总统候选人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民众和时代选择了特朗普上台。另外，次贷危机后，美国拼命量化宽松，过剩货币爆仓推动了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全面引爆股市、债市危机。
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结构性颓势的原罪在其内部，但特朗普却赖上了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
贸易战触及中美技术经济之根
中美矛盾冲突已经触碰到技术经济之根。这主要表现在3个层面：
一是芯片之根。芯片素来有“高科技王冠上的宝石”的美誉，在这个领域美国堪称世界霸主，手握信息技术的撒手锏。大家都知道，中美冲突直戳中国芯片软肋，暴露出中国的“芯”痛。而芯片之根，即生产芯片的光刻机更是中国的痛中之痛。目前，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是生产光刻机技术的霸主，其工艺使得芯片已经达到了7纳米，还在研发5纳米工艺。全球在28纳米以下的高精度芯片光刻机市场，只有ASML一家供应商。而中国光刻机技术最先进的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其光刻机量产的芯片工艺是90纳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根据美国牵头制定的《瓦森纳协定》，欧洲和美国的企业在高技术上对中国采取严格的技术封锁，一直以来ASML都拒绝向中国出售最新的光刻机产品。不过，去年ASML破天荒地接受了中芯国际的订单，计划于2019年交付一台7纳米EUV（极紫外光）光刻机。但诡异的是，2018年12月时ASML的主要元件供应商Prodrive工厂意外发生火灾，ASML的2019年订单将顺延，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芯片产业产生影响。
二是芯片技术架构及操作系统之根。由于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4]，因此华为通过购买或转让的方式获得美国技术，需获得有关许可；若未获得许可，相关企业不可以向华为供货。为此，英国芯片设计商ARM已经宣布中止与华为及华为关联企业之间的所有合作。因为ARM虽然是英国的公司，但是其芯片设计包含源自美国的技术，因此美国政府的禁令对他们也有效。这意味着什么？看看ARM是干什么的就知道了。ARM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IP）提供商，目前全球约99%的智能手机都在使用ARM的芯片架构，可以说在数字电子产品的开发中处于核心地位。华为海思麒麟芯片就是在ARM芯片架构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到，不单是芯片制造之根掌握在别人手里，芯片的底层技术架构也掌握在别人手里。此外，手机上的操作系统同样是别人的。虽然华为花了10年的时间打造了“备胎”，但操作系统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生态来支持，而这个生态的建设是需要时间和技术来支撑的，还有待实践的验证，需要时间来考验。
三是互联网之根。这是比前面两个更厉害的根，因为事关互联网主权。架构互联网必备的基础设施是根域名服务器，操控了根域名服务器就意味着操控了互联网。正因为根域名服务器极其重要，国外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将其称为“真理”（TRUTH）。在IPv4体系内，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唯一主根服务器部署在美国，其余12个辅根有9个在美国、2个在欧洲、1个在日本。多年来，中国域名解析都是依靠外国，并且美国事实上手握根服务器资源的唯一主导权，掌握着互联网中枢神经，互联网安全被美国人捏在手里。因此，近年来，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坚持维护互联网主权，并已着手部署构建互联网主权，以打破互联网受制于人的局面。这无疑对美国固有的利益形成挑战，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将不断显化。
贸易战前景：“上甘岭”化
中美之间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博弈。就客观形势而言，中美贸易战可能的前景无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种前景，速战速决。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卡尔·伊坎称“对华贸易战宜速战速决”。特朗普政府层面也抱有这样的企图——屡次扩大加征关税清单的产品规模，似乎就是想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威逼中国屈服。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推动金融体系去杠杆，因此现阶段是中国最脆弱的时刻，美国的贸易大棒会迫使中国为避免风险而妥协，不得不向美国出让更多利益。但事实是，中国对金融已做了一系列整肃，已做好防范金融风险的准备；当下是国际贸易多元化的时代，多数所涉产品可以通过从他国进口和自产来解决；更何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任何国家都不想失去、也无可替代的庞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向好的经济基本面，这是应对贸易战的最大底气、最大容量。“一阵风也许能让一个湖泊掀起巨浪，但只会让大海稍微波动几下，又恢复到它自身的节奏”，中国能够扛得住贸易战的冲击，因而不惧怕、不妥协。引用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一句话：“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鉴于此，美国即便摆出快速决战的架势来试图击垮中国，也会幻想破灭。更别说特朗普从骨子里就根本不是一个能消停的人。中美正在进行着“位置之争”，国际地位的一大表现就是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奥巴马“决不允许中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特朗普也必然走上同中国争夺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贸易战之路，这叫“势比人强”。再加上特朗普有着将逆反进行到底的性格，上任至今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其正按照竞选的承诺，为世界展开一幅令人陌生的画面。这意味着贸易封锁不仅不会戛然而止，反将会再度风云突变。中国不会“束手就擒”，美国也不大可能“迷途知返”，这决定着中美贸易战速战速决的概率偏小。
第二种前景，走极端，彻底闹掰。即贸易博弈最大的筹码是发动战争，国内外不乏这种声音。根据政治学家布鲁斯·拉西特和约翰·奥尼尔《三角和平论》一书的理论，对任何一对国家而言，有3个变量决定它们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一是经济关联度，二是民主传统，三是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当变量值达到最佳理想值时，战争爆发的概率减少71%。一方面，中国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一旦中美开战，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变成战场，而中国与周边邻居（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高度依存，这样的一体化在促成中国和其邻国共同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东亚经济在面对战争、贸易中断时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与中国撕破脸皮、断交甚至武斗的胆量。因为：首先，美国已经在全球发动了多次战争，眼下美国的经济和财力已不足以撑起一场中美战争了；其次，美国人生活必需的中低端制造品大多来自中国，美国跨国企业依附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而且短时间内找不到替代，直白地讲，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很高，美国彻底与中国决裂，自己也不好过；再次，特朗普遏制中国，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倘若真的与中国绝交、冲突到引发战争的地步，俄罗斯或趁机发展，这又背离了美国战略利益。结合这三方面，中美关系完全破裂的概率也较小。
第三种前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又打又谈。速战速决的可能性较小，断交、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小，中和二者，战线拉长又不彻底闹掰的可能性加大，而这种“战局”的表现形式即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又打又谈。就美方而言，客观上，中国强硬反击，美国借贸易战打压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坐下来和中国谈；领导人个人因素方面，特朗普谙熟做生意的艺术，并会把“提出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无从下手——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谈判、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受了事——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的生意经用在中美贸易博弈中，反复施压、谈判必不可少；国内政治形势上，不痛不痒地打持久战，反倒可能使已经处于分裂状态的美国社会团结一致，特朗普从而为自己政治加分。就中方而言，中国具有“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文化底蕴，执政党善于审时度势，善打游击战、持久战、攻坚战，善于利用中庸之道化危为机。当美国挑事时，中国不会在其威胁下不战而退、俯首称臣；当美国骑虎难下、碍于面子又不能缴械认怂时，中国会争取坐下来谈。谈是为了避免打，但打也似乎不影响谈，在打和谈中有望相互妥协，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的平衡。内因和现实都揭示了贸易战“又打又谈、长期拉锯战”的趋势。而这与历史上那场上甘岭战役的打法如出一辙。1952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采取灵活战术、持久战术，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借此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终于迎来朝鲜战争的转折点。由此可断，本次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上甘岭战役化”将是最大可能。
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战“上甘岭战役化”，意味着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投入的准备，当年的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争中最惨烈、被称为“绞肉机”的战役，眼下的贸易战关键词也是“耗”，而中国是最不怕耗的。道理很简单，庞大的市场和资源在中国，制造业也在中国，中国企业可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美国失去中国制造或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巨额税收，却必然给其国内带来恶性通胀，这样美国经济将撑不了多久。因此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也将和上甘岭战役同样惨烈——双方谁都没讨到便宜。只不过相较之下，美国千方百计打乱中国崛起进程，而中国以拖延为主，时间更多地站在中国一边，中美国运一个向上走、一个向下走的趋势将更明显。经此贸易战，或将奠定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上甘岭决战后朝鲜半岛停火，夺得话语权的中国不仅稳固了共和国重镇东北地区，还迅速解放了东南沿海绝大多数岛屿，为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提。这次美国不惜与全球为敌，将盟友推向中国，它与中国的贸易战打得越凶狠，那么最后妥协时中国在政治上将得利越大，并将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以此为基础，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成形。
贸易战从深层反映了治理全球经济的新规则尚未达成，无法管理全球经济中主要经济体的差异，无法调节或消除各国内部经济民族主义或利益集团的压力。贸易战始于全球经济缺少规则，而贸易战将止于新的全球经济规则的形成。全球经济规则不可能由单一的经济体来制定，贸易战的胜方中国或将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经济新规则上谋求最大共识，进而开启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