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优伶出身于卑贱的家庭，在古代优伶史上，优伶的来源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在奴仆中选取体貌端正、嗓音响亮，或者有一定特色的人教以音乐、舞蹈和滑稽调笑，他们仍然是奴仆中的一员，但他们已独立分化为一种专供主人声色之娱的精神工具。在战争和朝代更迭所获取的大量俘虏中选择并降为优伶，这些俘虏有的本来也是从事这种职业的，朝代的更替并未能够改变他们的身份，于是，他们以自身的技艺来侍奉新的主子。把罪臣的妻子儿女降低身份，充当优伶也是中国古代优伶的一个来源，从这种惩罚性的行为中我们正可看出优伶地位之卑下。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将罪臣之妻女降隶教坊充任优伶是颇为常见的事，唐代有一位善演参军戏的女演员阿布思妻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唐代天宝末年，蕃将阿布思伏法，他的妻子隶身乐籍，“令为参军之戏”，后来由于唐肃宗之女政和公主的说情而得免，但政和公主的一番话却是令人玩味的：“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优”乃是帝王的“笑谑之具”，因而倘若阿布思之罪是冤枉的，那其妻子则不合令其与“群优杂处”。“优”仅是一种“工具”，只有卑贱之人才能充任。
优伶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金钱购买的，这无论是宫廷戏班、职业戏班还是家乐都是如此，因而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优伶制度实则是古代奴隶制的残余，“卖身为优”与“卖身为娼”和“卖身为奴”并无二致。
在中国古代，宫廷戏班的演员有来自于前朝的艺人子弟、年轻太监和罪臣家属，但这还不能满足宫廷对于优伶艺术的需求，因而在民间采买贫家子弟是其一个重要的途径。比如清代，江苏织造、盐政等便照例要兼管戏曲，他们不仅要为宫廷购买戏曲用品，参与对戏曲的查禁，还要为宫廷戏班物色演员。乾隆年间，江南织造、盐政等官“指称内廷需要优童秀女，有广购行觅者”，且更有“勒索强买等事”。有的官僚还以此作为邀功进身的阶梯，如清代苏州织造兼两淮巡盐李煦就曾在苏州买了一些女孩子，教成一个戏班，来“报效”康熙皇帝。民间职业优伶的来源也是如此，职业戏班的演员除来自演员子弟和“票友”“下海”以外，从民间采买儿童，教以歌舞，是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在职业戏班日益兴盛的时候，采买贫家子弟以充优伶就更为常见了。一般地说，民间职业戏班购买优童是由艺人自身出面的，《清稗类钞》有这样一条记载：“京师给人辄购七八龄优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金台残泪记》也说：“八、九岁，其师资其父母，券其岁月，扶至京师，教以清歌，饰以艳服。”且一旦买卖成交，规矩非常严格，《清稗类钞》又说：“契成，以墨笔划一黑线于上，谓之一道河，十年以内，生死存亡不许过问。”“家乐”中的演员是家庭奴仆的一部分，因而其来源更是以购买为其最为重要的途径。我们举明代上海豫园主人潘允端购买家乐情况为例：
潘允端（1525～1601），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四川右布政等职，万历五年致仕返里，筑豫园自娱。其记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的《玉华堂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家乐情况，潘氏有家班优童一部，这些优童一进豫园，主人便分别给他们起艺名，以“呈”字排列，以别于一般的奴仆，他家优童先后有呈春、呈节、呈良、呈干、呈茂、呈艺、呈丽、呈鹤、呈辅、呈嘉、呈环、呈清、呈端、呈翰、呈翼、呈璠、呈章、呈珍、呈璧、呈宝、呈吉、呈泰等，这些优童有“串戏”的，有“吹弹”的，也有清唱的。购买时，依其色艺之高下价格颇为悬殊，且举几位优童的购买情况：
呈翰 二两五钱 万历十六年
呈清 一两 万历十六年
呈春 十五两 万历十六年
呈节 八两 万历十六年
呈良 二两五钱 万历十七年
呈鹤 二十两 万历十八年
呈辅 十两 万历十八年
呈嘉 十二两 万历十八年
古代优伶“卖身学艺”一般是由生活所迫，如元代女艺人真真因为父亲在当济宁管库时挪用公款，不得已卖身为父归还公款。前引吴伟业诗《临顿儿》中的贫家子弟也是因为“阿爷负官饯”而被迫卖身朱门大户的。明中叶之后，优伶的来源大都是江南苏州、扬州地区，其原因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民间生活困顿，唐甄在《潜书·存言篇》中曾指出：“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由于优伶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购头，因而一经买入，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杀予夺全凭主人处置，他们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在中国古代，宫中优伶除极少数可以请假出宫或告老还乡之外，大多数的优伶被终身禁闭在宫中。清代诗人袁枚在乾隆年间，曾于苏州虎丘路遇两位三十年前结识的艺人吴文安和陆才宝，这两位就是“供奉大内”的优伶，虽然这次被例准葬亲南归，但他们“自言身比天花坠，一到人间一世终”，明显地表露了对长期禁闭的不满和怨恨。家乐中的优伶境况也是如此，家伶即是家奴，甚至在主人死后，他们一旦出外应酬谋生，也会被人看成为失节。白居易不就是这样说吗？“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死不相随”，表露了内心极大的怅惘。清代诗人查慎行一次在京中观剧，于戏班演出中看到了名角管六。管六曾是宝应乔莱家乐“赐金班”的台柱，曾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乔莱死后，他便移至京师梨园谋生。这本是件十分寻常的事，但查慎行却竟然为之闷闷不乐，他还专门为此事作了四首诗，表现他内心的惆怅，其中第四首有这样两句：“自琢新词自裁扇，教成歌舞为何人？”查氏的语气与白居易同出一辙，但这种貌似动人的感叹正深切表现了人们内心对优伶强烈的占有欲。优伶是私有的，连带其艺术也应是私人独有的专利品。明末有一位叫做金凤的女艺人，年轻时因貌美而深得严东楼（严嵩之子）的宠爱，东楼败后，金凤参加了揭露严氏父子罪行的剧本《鸣凤记》的演出，演出虽然非常成功，但观者都指责金凤无耻。
中国古代优伶的来源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卑下，而地位的卑下又反过来促使了优伶来源的下层性。这种境况使得古代优伶永远地处在社会的底层，受人侮弄，遭人作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