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伶尚且如此，女伶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古代，由于封建文化对优伶婚配的限制，大量女性优伶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前面引述的杭州女伶商小玲在演《牡丹亭·寻梦》时仆地气绝，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爱情追求引发了她那郁积已久的内心情感。据说商小玲曾有一个意中人，但由于种种的限制而难以向对方诉说内心的痴情，结果郁郁成疾，这郁积的情思一旦在《牡丹亭》的规定情境中得以引发，便摧残了她那本已赢弱的身心。这种舞台上的自我体验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情感所导致的。
古代女伶的生活颇为不幸的，她们的婚姻选择仅有两条途径：一是嫁与乐人，在风尘中共度艰难的日子，二是被贵客豪门纳为侧室。更为可悲的是，这些充当妾媵的女伶大都没有善终。我们仅以《青楼集》为例，《青楼集》记载的女艺人被人纳妾的并不在少数，但结局都非常悲惨：汪怜怜削发为尼，李真童沦为道士，王奔儿流落江湖，李芝秀后做妓女，更多的则是重操旧业，如顾山山，天然秀等都复归乐部。就是当时艺坛独步的珠帘秀最终也只得嫁给了一个钱塘道士。更有甚者，那些沦为道士尼姑的女艺人，也难以安身，元代京师名伶连枝秀晚年做了女道士，流落到松江，欲于东门外化缘造庵，当时松江人陆宅之竟写了一篇极为下流的募缘疏文，揭其创痛，进行讥刺，结果疏文一出，远近传为笑谈，连枝秀只好飘然入吴，后不知所终。元代女艺人樊事真“余篦刺目”也演成了一场颇为悲痛的惨剧：樊事真曾与文士周仲宏相爱，后仲宏回江南故里，临别时，设饯于京师城门外，周嘱托樊事真别后自重，等待他回来。樊事真洒酒于地设誓道：妾若负君，当剜目以谢君。但不久，事真的母亲贪财硬将她嫁与权豪为妾，等到周仲宏回来，樊事真不忘前盟，竟抽出金篦刺瞎了左眼，一时血流遍地。
女伶不仅要以技艺娱人，还要以色相来取悦于人，那些宫廷、家乐中的女伶更是主人的掌上玩物。曹魏时期，魏武帝曹操喜好音乐，常有优伶伴伺左右，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邺都（今河南临漳县西）筑铜雀台，酣歌宴舞，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歌舞女艺人，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在临死时留下遗嘱，要把陵墓修在邺城西的山岗上，并让女艺人住在铜雀台，每月十五日设帐祭奠，面向陵墓表演歌舞，平时还得常常顾盼遥望。这些色艺佳绝的女艺人，以青春妙龄陪伴着这一具枯尸，终身囚禁，以歌舞娱尸。这种悲惨的命运曾打动了不少后世诗人的心灵，留下了众多咏叹“铜雀伎”的凄艳诗篇，唐人罗隐《铜雀台》诗曰：“强歌强舞竟难胜，花开花落泪满缯，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这种痛苦的苟活真还不如一死了之。与“铜雀伎”相似，唐代也有许多“陵园妾”和“上阳宫人”，在这些“陵园妾”和“上阳宫人”中，有不少就是被抛弃的宫廷女艺人，一旦年老色衰，便终身囚禁，其悲惨的境遇不难想见。
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女艺人，地位是最为低下的。清代戏曲家李渔说：“天下最贱的人，是娟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女伶在中国古代所遭受的正是这双重的歧视和迫害。无疑，这种迫害和歧视给女伶带来了沉重的情感压抑，她们把这种压抑的情感融入到了艺术的创造之中，借艺术来宣泄其内心的幽怨。白居易在浔阳江头，不正是通过声声琵琶而摸捉到了琵琶女内心强烈的怨愤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