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虽然已经被人们广为熟知，但其中仍然存在诸多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四部小说经过了多次排版印刷，却都只是单部销售，并没有成为一个整体。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这四部书才被称为四大名著，其中每一部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正是因为人们的偏爱，四大名著才得到了无数的荣耀，但也因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红楼梦》被称为四大名著之首，它的原名却颇为普通，后四十回的作者还成为一个谜。《水浒传》的成书竟然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莫大的关系。而《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在怪力乱神的背景下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另外，《三国演义》饱受后人质疑，因为书中有着作者太多的主观倾向。四大名著的背后，有着太多太多需要破解的秘密。
“四大名著”的说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历史上，第一个将通俗小说归类排名的是金圣叹先生，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过什么四大名著，只是把当时的《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等六部书命名为“六才子书”，也就是说，最早的名著排名中只有《水浒传》，并没有其他三本。直到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的名字，将《三国演义》加了进去，并使之成为“第一才子书”。
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就流传着“四大奇书”，那时候的“四大奇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据说这种叫法是当时书商的营销手段。清朝文学家李渔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李渔可以在序言中明确地提出，这证明那时候“四大奇书”的叫法已经颇为流行。只不过，那时候《红楼梦》还没有问世。
1949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四大名著”之说，只有冯梦龙所说的“四大奇书”。虽然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四大名著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已经算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常识从出现到流传至今，只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
除了金圣叹和冯梦龙，很多学者喜欢将各类名著进行排名或编为一个系列。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和《西厢记》并称为“宇宙四大奇书”。到了近代，喜欢白话小说的胡适则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在这些排名中，没有一个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列为四大名著，要知道，那个时候《红楼梦》已经问世很多年了。
1949年，这四本书的印量已经特别大，但“四大名著”的说法并没有流行开来。195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冯雪峰提出了四项出版计划，这个出版计划包含所涉及的四部书就是《水浒（七十回本）》《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
据说，这四部书大量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个大学、中学、图书馆和报馆纷纷邀请冯雪峰作报告，解释一下当时政府对古代文学的态度。
这四本书在当时能够重新校对印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古典文学组会议上，各重要负责人一致表示要把古典名著推广开来，因为历史文化必须弘扬。
据相关部门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传》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这四部小说当时在古典文学类书籍中印量靠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四部古典小说的发行确实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195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不过，那个时候，仍然没有“四大名著”之说。
1966年，这四部书被特许出版，“四大名著”之称渐渐有了雏形。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开始大批量重印，到1972年底，这四部书总共发行137万册。到1973年，《红楼梦》又加印了50万册，依然是供不应求。
1975年，北京、上海等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浒传》。由于那时候没有网络小说，也没有丰富的课外读物，所以“四大名著”几乎成为人们的必读书。1978年—1984年，据相关统计，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而《水浒传》则排在第五名。
20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1981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提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它们是一个完整的“大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这篇文章中，说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典型艺术形象是分不开的。
真正以“四大名著”的名义出版这几部小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较早的名称是《漫画四大名著》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进入21世纪之后，“四大名著”的说法越来越普遍。
所以，“四大名著”的叫法并不是某个权威人士的规定，而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几部书大范围出版后所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也就是说，这四部书之所以被称为“四大名著”，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代表了多么大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为读者增多，约定俗成。
《红楼梦》为什么又叫《石头记》
《红楼梦》为什么又叫《石头记》？这个问题作者解释过，史学工作者也考证过，甚至部分鞭辟入里的文学流派也做出过解释。不过要想更加全面地解答这个问题，将以上途径“综合考量”或许可以得到不错的答案。
就作者设定而言，我们研读《红楼梦》开篇文字就可探知一二。文章开始，作者便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一块石头的前世今生：“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天长日久，这块石头有了灵性，辗转反复之后，它又有了一段游戏人间的经历。其后，空空道人来到无稽崖，灵石把自己的经历合成《石头记》请道人抄送人间，这就是作者为《红楼梦》设定的最初蓝本——书中写：“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就是说从作者自述来讲，《红楼梦》原本就是‘一块石头的自传’，因此原名《石头记》也无可厚非。”
当然，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石头记”这三个字也是有迹可循的。南京古称“石头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威王熊商在这里修筑“金陵邑”，人们逐渐用更为悦耳的“金陵”来称呼南京。就这一层面而言，《石头记》或许就是用地名作书名的典范。
相似的例子我们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如《巴黎圣母院》《瓦尔登湖》等都是用地名作书名；《西厢记》《水浒传》则是用地理概念作书名。实际上用地名、人名、事件名来命名书籍的现象在各国文学史上层出不穷：《柳毅传》《虬髯客传》《唐·吉诃德》《羊脂球》等都是如此。
从文学层面解释“石头记”这三个字，更是精妙。首先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就和“石”紧密关联。古人起名非常讲究，音、形、意三者合一方为绝佳。除此之外，“名”和“字”之间也会存在相对或者类同的现象。比如岳飞的“名”和“字”就喻指相似意象——高山耸立，坚定执着；大鹏飞升，志向高远。班固字“孟坚”，其中的“孟”表长幼，“固”和“坚”则相辅相成。类似现象在国学造诣深厚的金庸身上也有体现，他笔下的“杨过”（字改之）、“谢逊”（字退思）都是此中佼佼者。
可以说，古代显宦人家给孩子起名都经过了多方考虑，小说家们为了让角色更具张力和感染性也惜字如金。不过，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似乎制造了某些不和谐的声音：遍览历代文学作品，我们几乎无法找出第二个主角姓名中字“撞车”的现象。但若以此为据深挖下去，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就会浮出水面。
《说文解字》记：“玉，石之美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名字中的“玉”显然就是作者有意为之。隐约之中，作者似乎在营造一种上天注定的神话色彩……然而，在古人的世界观里，玉是一种易碎、通灵的物品，它可以买卖但不能送人，会挡住灾祸但也记录着仇恨，所以说两块不同的玉石相见之后互生龃龉也是理所当然。
《胭脂斋重评石头记》中说，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他在赤霞宫当值时浇灌了一株绛珠仙草，随后神瑛下凡时仙草也跟着坠入人间，以图报恩。红学研究者认为，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含美玉就是无稽崖下的补天石，它在贾、林二人的爱情悲剧中扮演了见证者的角色。
然而，这块被女娲娘娘遗弃的灵石本来就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身上早就沾染了不祥的气息，由它来见证贾、林二人的爱情只能说是孽缘早定。
除此之外，贾府上下对奇花异石的偏爱也存在着神秘的隐喻。小说中有多处关于贾府园林的描写：“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莲花样。”“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奇花异石虽然美不胜收，但它们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若干年后，贾府败落，曾经欢歌一片的假山石林也随之一片萧条。可以说，贾府后花园的石山石海和贾宝玉的人生经历形成另一种对照，二者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当然，以大众的观点而言，“石头记”三字过于平淡——即便它有着深刻的寓意，发现者也找到了更富话题性、更具思想外延的“红楼梦”三个字来代替它。有人说《红楼梦》得名于悼红轩，也有人说这是通览全文之后的概括性命名，不过以上种种都与“石头记”三字无关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石头记”并非即兴而起的简单名称，它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诸多深刻原因。
《红楼梦》后四十回真的是高鹗的狗尾续貂之作吗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中，后人认为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原创，而是高鹗所编，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胡适的证据是张问陶的诗句和注解及高鹗自己作的序。
如果说这些证据不够充分，那么胡适的朋友俞平伯提出的三点质疑则相对有力：一是后四十回内容与开篇自叙的话没有关系，二是史湘云到了后四十回没有被提及，三是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写作风格不一样。从这三点可以推断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著的概率非常大。
而且，俞平伯在通读全篇后发现，后四十回中精彩的片段都是以前八十回中的精彩故事作为蓝本，只是换汤不换药。他还认为，后四十回中的“贾宝玉中举人”“贾府恢复世袭职位的权力”和“林黛玉称赞八股文”等内容违反了原作者曹雪芹的本来意图，是高鹗功利思想的体现。
文学家周汝昌先生在《议高续书》和《重排后记》中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非常低，他认为，高鹗后续的四十回其实就是乾隆皇帝与和一起策划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扭曲这本书，抹去揭露社会弊端的内容，以维护皇权的正统地位。这一观点在《〈红楼梦〉“全壁”的背后》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大体内容是乾隆皇帝找到高鹗，让他对原稿进行修改，然后写出续集。据史书记载，《红楼梦》出版后，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还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在盛怒之下，委派和前去查探。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很快就查到了《红楼梦》的来龙去脉，他揣度圣意，当即决定物色高手编造四十回的假书，以改变原书本来的要旨。最后，这个工作交给了高鹗与程伟元。
周汝昌先生认为，高鹗续完后四十回，全文的主旨就变了样，彻底颠覆了之前的设定，而且，后四十回表现了两个核心，一是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夺婚事件，二是“沐天恩”与“延世泽”，前八十回所揭露的各种矛盾纠葛和人生百态，后四十回一点儿也没有提及。
周汝昌先生否定后四十回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在前八十回中埋下的伏笔，直到全书结尾也没有体现出来，很多重要人物身份地位的改变不合常理，与最初的人物描述有出入。
不过，虽然很多权威人士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提出质疑，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即便是周汝昌先生的诸多依据也都停留在主观臆断的层面。
近年来，很多红学家对于《红楼梦》又有了新认识，很多人对周汝昌先生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后四十回继承了前面“宝黛”爱情所埋下的悲剧伏笔，着重刻画了宝玉对于封建礼数的厌倦及其鄙视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特征。其中，贾府内部的财产和权力之争、江西粮道衙门里的腐败现象、广大百姓对世家大族的愤恨等内容都与“宝黛”的悲剧结局遥相呼应，用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破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与腐朽。这些都表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周汝昌先生及一干红学家认为的狗尾续貂。
再者，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往往涉及很多头绪，人物众多，各种事件也交织在一起，记忆力再好的作家也难免会在剧情的安排和布局上出现失误，《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内容经过曹雪芹的数次修改仍然存在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何况后四十回并没有修改的原稿。
即使《红楼梦》后四十回真的不是曹雪芹所创，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文学价值。平心而论，后四十回虽然不如前八十回精彩，但也具不可磨灭的价值，其中司棋、鸳鸯和王熙凤的死亡，以及袭人嫁人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彩情节，这些悲剧的背后，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因此，《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章节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通过叙事结构和脉络进行研究和探索，尽管它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存在很多矛盾和不统一之处，但仍然具有合理性，至少，后四十回绝对不是所谓的狗尾续貂之作，而“腰斩”《红楼梦》的行为，也被很多人看成是不恰当的。
《水浒传》真的是施耐庵一人之功吗
问起《水浒传》的作者是谁，绝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施耐庵。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买《水浒传》，封面都署有施耐庵的名字。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署名有待商榷。
很多人看到的《水浒传》是七十回本，梁山好汉聚义之后就结束了，这实际上是明末文人金圣叹削减之后的版本。作者署名虽然还是施耐庵，书的开头还有施耐庵的自序，看上去确实是施耐庵的作品，但是在对《水浒传》各个版本进行梳理之后，人们整理出三个主要版本：最早的一百回本，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和最后的七十回本。
一百回本的内容是大聚义之后招安，然后是征辽、征方腊。而一百二十回本则是在征辽、征方腊之间又穿插进打败田虎和王庆的故事。而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则是以一百二十回本为蓝本，删改了大部分梁山好汉聚义以后的内容。这本书开始的名字叫《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后来直接简称为《水浒》。
实际上早在施耐庵动笔之前，民间就已经有了很多“草本”，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大宋宣和遗事》。史料记载，《大宋宣和遗事》由宋代无名氏初创、元代文人补缀成书，这其中就有宋江、杨志、武松、孙立等人的生平叙述。
对于杨志的遭遇，《大宋宣和遗事》这样写：“……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颖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
在等孙立的过程中，杨志吃了人命官司。《水浒传》中将其细致描写为“杨志卖刀”，其中的“砍铜钱”“吹头发”“杀人不沾血”尤其精彩。而《大宋宣和遗事》对这一过程则简单描述为“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
同样，在《大宋宣和遗事》中，赫赫有名的“梁山英雄排座次”也初见雏形。不过这里只有三十六人，分别是宋江、吴加亮（吴用）、卢进义（卢俊义）、杨志、李海（李俊）、史进、公孙胜、张顺、秦明、阮小五、阮小七、阮进（阮小二）、关必胜（关胜）、林冲、李逵、柴进、徐宁、李应、刘唐、董平、雷横、朱同（朱仝）、戴宗、王雄（杨雄）、孙立、花荣、张青、穆横（穆弘）、燕青、鲁智深、武松、呼延绰（呼延灼）、索超、石秀、张岑（张横）、杜千（杜迁）和晁盖。除了部分人物姓名不同之外，若干角色的绰号稍有出入，人数也有出入，实为三十八人。比如张顺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叫“浪里白条”，呼延灼叫“铁鞭”，石秀叫“舍命二郎”等。
显然，《大宋宣和遗事》对《水浒传》的成书有着极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已经具备了古典小说的全部特质，施耐庵只要在此基础之上稍作加工即可。
除了流传已久的书籍，有关水浒英雄的民间典故也为施耐庵提供了大量素材。早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不过街头巷尾的说书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施耐庵便以这些民间故事为蓝本，整理成了脍炙人口的好汉故事。
同样，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也并非施耐庵原创。史学考证发现，潘氏原为名门大户人家的千金，婚后恪守妇道，与丈夫武植情投意合、家门兴旺。此时，武植的一位好友黄氏（一说王氏）穷困来投，他误认对方不肯提携自己，于是便散播流言诋毁武植一家。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流言蜚语越传越广，潘氏就成了谋杀亲夫的淫妇，武植就成了又丑又矮、死于非命的武大郎。
施耐庵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热点话题”。经过一番推敲打磨，西门庆的奸诈好色、王婆的贪财好利、潘金莲的浪荡狠毒、武大郎的窝囊无奈便跃然纸上。
现代学者还认为，田虎、王庆、征辽部分都是后人强加进去的。我们从叙事清晰度、可读性、文章风格等方面判断亦是如此：前七十回中主要角色个性鲜明、重点突出，并且出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王庆、田虎部分的描写却乏善可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认一百二十回版本的《水浒传》为“正宗”，那么施耐庵只能算是本书的“主要作者”。
综上可推测，《水浒传》的成书并非施耐庵一人之功。“宋江起义”等口口相传的经典故事，历代文人墨客、史书评话都在不断地雕琢、打磨它们。经过数百年的修改演绎，很多经典篇章已经形成了较好的框架体例，施耐庵只需将其搜集整理即可。从这一点来讲，单纯将《水浒传》的功劳归结到施耐庵一人名下是不妥的。
还有说《水浒传》的作者应该是施耐庵和罗贯中。现在初中和高中课本中所节选的《武松打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片段，都来自七十回本，所以作者只提到施耐庵一人，这不能算是错误，但放到学术意义上来说并不准确，而且，磨灭了罗贯中的功绩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不公平。另外，我们要知道，无论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都不是《水浒传》的最终作者，因为罗贯中是元末的小说家，施耐庵比他出现得早，而我们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一百回本是在明朝末年才开始发行的，所以，最后进行修改编撰的应该还有其他学者。这位不知名的学者使《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他是谁，我们无从得知，只能把这份功劳记在施耐庵和罗贯中身上了。
玄奘取经的目的是什么？过程和小说描述的一样吗
一部《西游记》让唐僧家喻户晓，后来人们根据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更是让西天取经的故事尽人皆知。在《西游记》中，唐僧出身传奇，被母亲用木盆放到江中，被金山寺的和尚收留，成人后取法号玄奘，为他之后西天取经埋下伏笔。
但事实上，《西游记》中玄奘的出生经历皆是虚构，只是为了顺利让玄奘与佛祖结缘，如此西天取经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玄奘取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小说中的内容是：玄奘开坛讲解佛法的时候，观音菩萨前去试探他是否通晓大乘佛法。玄奘只是通晓小乘佛法，并没有入得大乘佛法的门径，为此，他虚心请教菩萨，被告知要到西天大雷音寺才能取得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于是，玄奘向唐太宗请缨辞行，踏上西天取经之路。但是，历史上的玄奘真的是基于这个目的取经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去天竺一带的人不下十人，在玄奘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作为先行者到达了天竺。例如，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就曾经到过天竺，并写了一本名叫《佛国记》的书，在当时影响深远。而玄奘有幸阅读了这本书，激发了他去天竺求取佛经的决心。另外，唐太宗时期中国佛教出现了派系分化，每一个派系对于佛法内容的诠释都不尽相同，玄奘意识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整个佛教出现分裂甚至一蹶不振。所以，学习更上乘的佛法，解决佛教派系的争端是玄奘西行的主要目的。
在小说中，唐太宗亲自送行，亲手将通关文牒交到玄奘手里，并亲切称呼他为“御弟”，这说明唐太宗对玄奘西行之事非常赞同。但实际上呢？史学家认为，玄奘当时出行的主要障碍就是朝廷不支持。所以，历史上的玄奘是在没有经过朝廷允许的情况下偷偷出关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偷渡”或者私越边境。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边境战乱频仍，唐太宗便颁下谕旨，不允许国人走出国境。为此，玄奘几次申请朝廷的通关文牒，都没有被允许，无奈之下，玄奘就趁着贞观三年（629年）长安发生自然灾害，混入灾民群到达了凉州，又从凉州想办法偷偷出了国境，虽然其间数次被抓，也受过重罚，但他依然凭借过人的勇气和求取真经的一腔热血克服了种种困难。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唐僧是一个刚毅果敢的卫道者，而不像小说中描述的是个看上去文文弱弱的胆小书生。
在《西游记》中，玄奘西行的阵容强大，所携带的行头华丽，他不仅收服了四个本领高强的徒弟，还带着唐太宗与观音菩萨送给他的宝物，如九环锡杖、华丽的袈裟和金钵。但是，这些都属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是否带了如此多的佛门宝物，又是否收服了几个本领高强的徒弟呢？
据史料记载，玄奘在西行途中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但都只是路过某个地方寻找的临时帮手，算不上徒弟。唯一的徒弟叫石磐陀，是玄奘在西行到瓜州时遇到的。石磐陀受到唐僧的感化而决定跟随他，在石磐陀的帮助下，玄奘成功渡过葫芦河，走过玉门关、白虎关、红柳园和星星峡等地，进入了新疆，据说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的原型就是石磐陀。可惜的是，石磐陀并没有跟随玄奘走到最后，而是中途反悔，因为当他得知西天路途遥远，路上的艰险又数不胜数时，便跪求玄奘让他回去。玄奘就给了他一些盘缠，让他离开了，从此，玄奘又是孤身一人上路。
至于玄奘在取经路上带的行头，肯定没有小说中说得那么夸张，不过，化缘的钵肯定有，但并不是金钵，而是木制或者陶瓷所制。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玄奘的袈裟无一例外都是红色或者黄白相间，但实际上，唐朝的袈裟基本以黑色和灰色为主，红色的袈裟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玄奘西行所穿的袈裟无外乎黑、灰这两种颜色。而取经过程的艰难险阻是有的，但也就是穿越崇山峻岭，攀登峭壁，或者遇上哪个国家战乱或者劫匪之类的，绝对不像小说所描述的那样遇到了妖魔鬼怪。
《西游记》中取经的最终目的地是天竺的大雷音寺，佛祖就在那里等着玄奘。而实际上大雷音寺并不存在，而且玄奘不会去见释迦牟尼。因为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并且只活了80岁，而玄奘西行发生在唐初，也就是6世纪，前后相差了1200年，玄奘去见释迦牟尼明显不符合事实。
6世纪，代表着佛法最高权威的佛教圣地是天竺的那烂陀寺，同时，它也是天竺的最高学府，玄奘其实就是去那里求大乘佛法。据说，当玄奘到达那烂陀寺的时候，受到了寺中僧人的热情款待，寺中长老甚至安排了两百多名僧众接待。在天竺的时候，玄奘除了学习大乘佛法以外，还学习了流传于天竺的各种佛学经典。在戒日王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玄奘名声大噪，自此，玄奘在印度声名远播，无人能及。641年，玄奘辞别戒日王准备回国。
《西游记》中，护送玄奘回东土大唐的是神仙，而事实上，玄奘的确是被护送回去的，只不过护送他的是各国派出的使者。大约在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
“尊刘贬曹”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很多研究《三国演义》的人会发现，书中提到的魏、蜀、吴三个国家，罗贯中明显偏向刘备所建立的蜀国，与蜀汉相对的势力大都遭到了贬低。较为明显的是曹操的势力扩张属于武力强占，而刘备则带有鲜明的“和平演变”的味道。
小说第十一回写道：“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语言豁达，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让与玄德。玄德愕然……再三相让，玄德那里肯受。”可以看到，小说将刘备塑造成了一个单靠气场就能令人折服的大英雄，而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令人钦佩。后来陶谦亡故，刘备在州府百姓、地方官僚以及关羽、张飞的力劝之下才接掌徐州军政。
类似的现象还有刘备夺取西川，当时刘璋手下文武官员先对刘备设局，后者被逼无奈才予以反击。双方争斗的结局依然是歌舞升平——刘璋为了保全成都百姓选择投降，刘备则以礼相待。
小说中写：“（刘璋）亲赍印绶文籍，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绶文籍，并马入城。”“握手流涕”“奈势不得已”“共入”“并马”……短短数言将刘备衬托得高大无比，甚至到了迁徙刘璋一家之时，作者也表示这并非刘备本意。
“尊刘贬曹”的思想展开后，刘备集团和非刘备集团的对立角色也被赋予了不同特质。正史中周瑜是在征战途中染病身故的，但依照“尊刘”思想，罗贯中将他写成了嫉妒心极强并因此送命的东吴大将。
《三国志》的出现比《三国演义》早了一千多年，前者是史书，但“尊刘贬曹”的思想在这一千年间逐步形成，其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宋朝，尤其到了南宋，这种思想开始生根发芽。为什么这样说呢？
和西方很多国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彻底结束了分裂局面，实现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宋朝的封建制度已经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地步。但是，宋朝出现的一整套政治体系和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个朝代的实践演变，魏蜀吴三个国家的不同政治形态，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不同实践，到了宋朝，人们认为当年蜀汉的制度实践相对较稳固，也很容易被后人接受。虽然蜀汉在三国之争中是失败者，但中国古人并没有“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所以他们依然选择了蜀汉的政治制度。
那么，人们为什么认为蜀汉的政治制度优越呢？这需要将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制度做一个深入的对比。首先，魏国体现的是强权政治。从曹操起家的“唯才是举”政策就可以看出，曹操崇尚的是实力与权势，他认为武力决定一切。但是，他过分夸大了权势与实力的作用，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很容易造成集团内部的矛盾和仇杀，每个有权势的人都可以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一股割据势力。而且，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宋朝的统治者吸取了教训，从封建制度的理念上就把魏国的体系排除在外。蜀、吴两国，则没有像魏国那样崇尚权势和实力。
吴国的政权与魏国完全不同。曹魏的当权者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有能力的平民，而吴国则更接近于贵族政治。例如，周瑜和陆逊等人都是出于江东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并不仅仅靠武力获得权力，更多的是依靠出身和家族的荣耀。
蜀汉政治也很特别，它不同于曹魏和孙吴，刘备、关羽和张飞都可以被看成是平民，刘备的皇室血统也已经年代久远，只能被作为征战的噱头，却不能被当作一种“硬实力”，关羽和张飞更不必说，父辈祖辈连官都没当过。蜀汉因为是平民建立的，所以它没有像曹魏和孙吴那样拉帮结派，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一个要求，孔子就曾经说过“君子不党”，目的是要保证公正性。
蜀汉是知识分子掌权，这使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弱于任何名门望族，这种理念在宋朝形成并完善，当然，这种制度仍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蜀汉的平民知识分子掌权的理念并没有延续下来。曹魏的权势不能延续，因为导致了内部割据纷争。孙吴的贵族政治也不能延续，因为权力垄断会使腐败蔓延的速度加快。建立在平民基础上的知识分子开放政治，诸葛亮虽然不遗余力地加强制度的延续，但收效甚微，因为蜀汉政权的核心人物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与蜀国当地平民知识分子和谐相处的有效办法。直到300年后，隋朝建立了科举制度才改变了这一不利的现状。又过了400年，宋朝建立，科举制度更加完备，知识分子终于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这就是从宋朝开始“尊刘贬曹”的真正原因。
所以，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民间对刘备集团的惋惜和拥戴显而易见，罗贯中在挥毫之际也深受世俗影响。王纲正统的观点对维护社会稳定、禁锢百姓思想有着深远意义，这也是支撑“尊刘贬曹”思想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