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这部书，是将我近二十年来探索这个领域所撰的旧稿大幅增删修订，并新写三章（序论、第二章及结论）以及第七章第五节，所结集而成的新书。
在最近两年来改订并撰写这部书稿时，数十年前高中求学时期的往事萦怀心头。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初次接触《左传》，在高中学业压力之下，虽然未能读完《左传》，但是对于书中“君子曰”评论史实的文字，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史记》的《列传》与《本纪》，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我读得兴味盎然，但也为太史公的悲惨遭遇而义愤填膺。高中二年级时，在高雄中学操场边的凤凰木下，背诵《报任安书》，曾为之感动落泪，遥想二千年前太史公的悲愤，似乎感受到太史公“历史的心魂”，穿越时空的阻隔，而对台湾南部乡下来的中学生，发出强烈的精神的召唤，遂决定投考台湾大学历史系。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阅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于钱先生在20世纪中国狂风暴雨的时代背景里，对于学习历史者必须具备的“温情与敬意”拳拳致意，深受感动。对于钱先生晚年所提示“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八字作为治史之矩矱，尤有会于心。但是，我在大学时代同时也接触到“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凡讲仁义道德的，都不是我们同志”之类的治史言论，曾为之震惊莫名，虽已历半世纪，但当年情景至今思之犹历历在目。后来进一步学习，才知道这是五四时代那个狂飙年代中的激越言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其“矫枉必须过正”的苦心孤诣，才经由“同情的了解”而释然于怀。饶宗颐先生尝有言曰：“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循史以迁德”（氏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第57页），此语在21世纪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之今日，仍然值得吾人三复斯言！
本书初稿承蒙台大同事蔡振丰教授、林永胜教授，台师大张崑将教授，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中国社科院杨念群教授审读，提出诸多意见，惠我良多，谨敬申衷心感谢之意，凡采纳诸友高见之处，并在各章注释声明致谢。
儒家思想到底与中国历史思维有何关系？这是数十年来，我魂牵梦萦的学术问题。这部书各章写作时间甚长，但是都直接与这个大问题有关，也环绕着“儒学与中国历史思维”这个主轴而展开。今结集成书，以志我思索这个问题的雪泥鸿爪。学殖荒劣，绠短汲深，读者其有悯我之所不足，匡我之所不逮者，则幸甚焉。
黄俊杰
2014年9月28日
岁次甲午孔子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