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大数据（big data）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其实巨大的信息量对人类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东西。网络时代人们获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知识没有形成系统。所以有人担忧，整天浏览微博、微信上的零碎信息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网络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提供了不受时空限制的信息渠道。况且，电脑、手机、网络都是由人掌握的，尽管万物互联，你也可以不启动按钮，归根结底取决于人自身的选择。
金：大数据与一些新潮名词相联系，如云计算、智能移动终端等。人处在大数据时代，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发明信息工具，怎样应用这个工具？这需要思考。说到为什么要发明这个信息工具，当然不是人类理性的价值追求，它是科技发展到一定时段的副产品。人类的文字开始是依附于纸张，如清朝的《四库全书》，也可以看作彼时的大数据了，哪个中国人能把《四库全书》从头到尾看一遍？估计没有。当年组织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作为主事者，也不一定能从头到尾把所有文本都看一遍。《四库全书》信息量之大，使有限生命一百年的普通人，只能望“书”兴叹。
人类的语言比世界上其他动物要丰富，动物也有交流，但人类听不懂鸟语。通过语言传递数据有时间的局限性，如果仅仅依靠头脑和嘴巴，那么再大的数据存量，人死了就灰飞烟灭了。几百万年前再聪慧的大脑，一旦死去，知识连带智慧就一起消失，数据清零。所以这几百万年人类都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
从人脑载体、纸载体（包括龟甲、牛骨、羊皮、竹木简及布帛等）到现在的芯片，承载和表达知识的手段一直在变，且变得越来越快。最初的经验知识和情感波动依附于人脑，靠嘴巴运用语言说出，靠刀笔（初期是刀刻，后来是笔写）依托文字抒写。数据也好，知识也好，一定要依附于载体。思想附丽语言文字，经过物化，方可传之后世且为他人了解，这是人类最初的数据。
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已发明了文字，使语言这个漂浮的、瞬间的信息载体变为永恒的、固化的信息载体。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世界，物化于岩石、龟甲、竹简等，从而使后人了解前人积累的知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这个时候的载体相当有限，即使纸张已发明，但书籍未普及，并非人人可以享用知识。前人做学问，离不开图书馆，就像理工科研究者少不了实验室，但今天一个小小的智能化手机，就把国家图书馆揣入口袋了。
信息数据传递的智能化时代到来了。一台电子计算机，让数万兆的信息吸收或散发，这就是信息时代的革命。大数据不是人类主动创造的，它是不知不觉产生的。第一代的计算机，有一个房间这么庞大，计算速度也不快。现在放在口袋里的微型计算机，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云计算是上天入地的，通过数字化的处理，打破时空的局限，信息储存在“云端”。国家的云数据库，信息可以永久保存，即使个人的档案，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信息，也都在里面。你说这个东西好吗？
H：好呀。
金：好处在哪儿呢？一台机器，链接无限世界，这就是好处。要想了解一些信息，又方便又快捷。那么弊端在哪儿呢？
X：海量信息给人类思维极大的挑战，要从一堆错综复杂的信息中，选择为己所用的、有价值的知识反而更难了。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互联网上，谁都可以发表文字，信息量异常大。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选择哪些，略过哪些，这是对人思维的巨大挑战。你首先要学会选择，快速处理大量低价值信息，提取高价值信息。如果看纸质书，经过专业编辑处理的可能是精华。大数据对人的阅读认知能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纸质书经过选题筛选、编辑、加工和审核才能出版。数据库的信息是海量的，不加任何选择的，人人可以填充的原生态资源。但也有经过加工的、分门别类的专业数据库，你要研究什么问题，可进入相应的数据库。两类数据库各有优势。开放、创新时代，你是创新，还是胡说八道？编辑卡住你，你的创意思维就不能发表。但通过原始数据库的信息途径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检视，这就是它的好处。至于专业人员的研究，可选择分门别类的专业网站，还可把两种数据库参照比读，这也是一种选择。
X：还有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隐私问题。现在在网上浏览一些网页，输入一些关键词，网购时点击一些商品，都有记录在案。如果删除网上浏览痕迹不及时，没有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很可能会被他人利用。手机的APP在安装时，都会询问是否同意摄取你的位置信息、用户信息等。其实今天想保住自己的隐私，可谓天方夜谭。商家会利用网上数据，对顾客做综合分析，根据顾客平时偏向于买哪类东西，针对性地开发用户需求和拓展市场，了解并把握顾客的心理状态，有目的地进行营销，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
金：大数据时代到来，人的一切行为都与数据相关联了。跟亲人通个电话，发个信息，就会在电脑或手机上留下痕迹，人就没有隐私可言了。信息平台是可以监控的，数据管理的终端，总有人在操控。公安局要了解你的行踪，肯定能知道，它有这个权利，这是极端情况下，执政部门的特殊权利。但普通的业务管理员，如终端服务器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权利查看？如果没有行业的行为规范，他可能会利用岗位的便利，查寻你的数据痕迹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谁有权利去了解及运用他人的数据？这是大数据管理层面的问题，它需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去思考。但法律总是滞后的，问题出来了它才会启动解决程序，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还有，人难免会犯错误，错误的记录就一辈子跟着他。以前说档案跟人一辈子，它很可怕，你不知道里面记了些什么，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档案。去世以后，再把你的档案翻出来研究，发现原来我很崇敬的一个人，档案里却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档案？纸质的档案没有了，大数据的痕迹也是档案。这个数据电子档案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五十年后对人开放，还是永远删除？决定权在谁手里？
有些人想永恒，想生而不朽，想留下永不消失的数据痕迹，证明没有白活。世界70亿人口，每人100年生命，会留下多少痕迹？但谁去关心非洲草原上某个孩子早夭的数据呢？人关心的无非是自己周围的那几个人，子女、亲友、同事之类的。一个人如果能让很多人关心，也是个大人物了。领袖为何引发众人的关注？他与国家利益、个人福祉都有关联。平民百姓，谁来关心你？有人为了网上的高点击率，会找关系买通网管，如超女竞歌，还要花钱让人投她一票呢。
你是担心在网上留下痕迹会有不利吗？
X：我在忧虑，大数据背后，谁有权利来操控我们的隐私？普通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网络大佬或权势组织操控着，没有自由和隐私。你的所想所为，被大数据记录，他人分析你的数据，来达到某种目的，这在电商中尤为明显。我们想做一个自由的消费者，不想被商家控制和利用。就这点来说，大数据时代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烦恼。
金：人不能控制自己和不想被他人控制，这是一个悖论。从你一出生，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你是被控制着出生的。你为什么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你在湖南，不在上海？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从小讲的是湖南方言，现在讲普通话，为什么不讲英语？地域和国家的语言就控制你的思想了，你运用的语言决定你的思想方式了。语言的规则、系统不一样，人的思维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把自己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跟原来的环境斩断关系，就是想摆脱环境和传统的控制。但有时很痛苦，不适应新环境。所以控制有时也是好事，让你很舒服。
大数据本来是为了帮助我们生活得便利，语言、知识等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幸福，让人发展得更顺利。但它又是个悖论，正如“异化”：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帮助自身的手段，结果手段异化成目的，统治并奴役我们。大数据也是这样。就如我们在此讨论大数据这个话题，我们是从实践的、感性的角度去讨论的。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历史的角度去讨论，我们可能不会讨论，也不敢讨论，因为往数据库里一看，海量的信息，可以把你吞没。即使你有高度的信息素养，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你花数小时，以最快的路径提取了关键的信息。但提取整理的思路不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不全或不对，就会误导你。
一切信息都是人的创造，就算他整理得对，那也是在他的知识背景下梳理的结果。你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也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进一步了解，而了解的对象可以无穷地放大：一个信息有链接，链接下面还有链接，再有链接……我们了解一个词语，比如自由，本来想得似乎挺明白，上网一查，突然发现你根本不了解自由。于是上下链接五千年，东西链接数万里，整理消化，殚精竭虑，终于写成一本《论自由》。结果某个高人拿出了新发现的孤本，你五千年的链接消化白做，因为人家的成果甚至比你做得好，不幸，这孤本你不是第一发现者，在人家手里。但有趣的是，发现孤本的高人所花的时间已超出了你花在这项重复发明上的时间。因此，谁是真正的不幸者，又引发了新的争议，而争议的材料将成为下一个对此有兴趣者的庞大信息资料参照库里的新增资料……由此循环往复，数据库的信息以几何级数增长。人本来为解决某个当下问题而研究，结果变成为问题相关的无穷数据而生活了。于是问题更趋复杂化，“大数据”变成了“大数鬼”，成了潘多拉的魔盒中放出的“数据魔”，也成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压迫它的信息“五指山”。
以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为例。研究需要创新，不创新，论文有何价值？文献综述，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是容易的吗？你先要了解大数据。你看东西越多，你越苦恼。我们如何做文献综述？往往是用“由近溯远”法，先浏览最近的论文，最新的成果。这类成果也有参考文献，我们于是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为查阅重点，中文、外文一起查。于是古今中外，囊括其中，涂涂抹抹、修修改改成了文献综述。这样就站上前人肩膀了？未必！古人云，搜尽奇峰打草稿，你不穷尽材料，就不敢说这个话。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你就必须把世界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看完。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因为当你在此无穷地延伸，这个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扩展。所有与这个问题有关联的大千世界变幻无穷，你研究一滴水，而一滴水反映大世界。一沙具有一世界的全息意义，你必须穷究全宇宙。于是悖论浮现：人的脑袋要去做一件超越脑袋的事，人要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自以为站上前人肩膀了，结果沦为笑话——且看前文举证的“高人”一例。
佛家和道学穷究事物贵在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事先做些研究，积累些资料，苦思冥想，差不多了，就顿悟了，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立马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有人说，这不是你的创造，人家已有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你花两年时间还未找到人家的解决法，我花半年时间解决问题了，难道就没有价值吗？你说这是重复劳动，但人家不要去申请专利，而是解决问题，这就是他的价值，即他不怕这价值重复与否。那么做研究，文献综述还要不要做？要做，说明研究是有基础的。但不要夸张，说穷尽文献了，站在前人肩膀上了。规范研究让人不投机取巧。什么都不看，就发明了，这不太靠谱。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平衡点的把握。
有些人更多地需要做文献综述，也有人做得少一点，但他悟性强。你花一年的时间去梳理，我当下就悟到了，同样有价值。也许真的是重复发明了，但重复发明的意义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综述还抓不住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悖论：数据越来越大，了解的对象越来越广，你根本无法控制它，你只能借助既有的信息工具和权威资料，比如百科全书等。但这一定靠得住吗？即使靠得住，你能深刻地把握它吗？所以人生的困境与大数据又是有关联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研究的唯一路径，那不妨找到你生命当下最合适的方式，这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应该采取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人家已有的发明，因为孤陋寡闻，却去申请你的专利了，其实也不怕，撤回就是了。
M：文献综述时，看完了如此之多的资料后，会发现没什么可写的了。因为基本上都已提到，你写的时候，总会觉得那似乎全是别人的东西。
金：文献综述就是说人家的东西。比如《红楼梦》，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再研究下去，估计黛玉有几根头发都要考证了，真不知该怎么研究了。所以选题很重要，大家反覆咀嚼的馍，你就不要去嚼了。选题的独特和新颖是第一位的。
X：在这状况下，做研究是越来越难了，或者说读书人的处境相比从前是更为艰难了。
M：你首先要凝聚自己的问题，不要先入为主，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既有的框架内，如此不可能创新。
金：从哲学层面思考，研究有两条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研究，就是把现有的解释系统，弄得十分清楚，有了这个依据，再去思考你的问题，你的研究方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我目前的困惑是什么？现在要破除的障碍是什么？基于这个现实的问题，我去找相应的解释系统。像梁漱溟，他一辈子苦恼，他是做自下而上的研究，也是问题取向的研究。另一位大学问家王国维则去德国留学。德国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三分法，他把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体现教育学的完整体系，属于自上而下的研究。他还将德国的教育学系统引入中国，帮助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梁漱溟是做本土化研究，他没有去留学，他是因人生问题苦恼，钻研和破解困扰自身的问题，然后运用解释系统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于是从文学、哲学、佛学一直探究到儒学。这是两条研究路径。
我个人比较倾向梁漱溟的研究路径。不过，王国维对自己的人生问题也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受中国和西方两种学问的系统训练，最后还是跳了昆明湖。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忠于清廷，皇朝覆没，他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我认为这只是抓住了表象，深刻的内在动因是，王国维是传统文化的最高承载者，在传统文化被宣判死刑的转折年代，他看不到自身生命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越是传统文化的最好承载者，他的生命就越痛苦、越分裂，最后就跳湖自杀了。如果这个解释能站住，那就是王国维也没有解决好自己的人生问题。他的人生问题是他身存其中的社会的问题，个人问题即社会问题，他拿既有的学问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王国维说，“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西方实证哲学可信而不可爱，赫尔巴特不就是用实验心理学的系统来解说教育学，带动科学教育学的发展吗？
王国维试图把科学教育学系统拿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可信不可爱。解释似乎很在理，但不可爱，也不解决问题。“可爱者不可信”，《红楼梦》、唐诗宋词，很可爱嘛，你用这个来解释中国的落后，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这不是笑话吗？这只是一种文人雅好。可爱的东西不可信，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可信的、能解释的，它又不可爱，不可爱就不能展现生命的意义；可爱的东西，让生命有意义了，但不能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他就为此纠结，解脱不了，人格彻底分裂，走上不归路了。
大数据以后对人的挑战会更大，仿佛吸毒，我们已离不开它了。现在的年轻人，比如我女儿，无论做什么事，手里都拿着手机。医院里写病历都是用计算机，不是电脑就是移动手机，很少看到她拿一支笔写，或者拿一本书看。眼睛的近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因为看手机比较费眼。我也这样，老是看电脑。以往读书人就是看书，现在就是看电脑，离开电子书，生命还存在吗？大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方式了。看来一些古老的预言，真蕴含了深刻的哲理：上帝不让人去吃智慧果，你吃了，就走上不归路了。
H：大数据在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大家还只是用手机、电脑收集数据。据说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人数，中国居世界第一，但是数据的传输量（收集和使用量），美国是中国的四倍，这说明美国人的数据使用意识比我们强，目前中国还是缺乏数据意识。这一方面与科技发展较落后有关，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影响，我们不喜欢用精确的数据说话，量化的、实证的研究比较少。
金：中国的数据传输硬件不差，使用数据终端的人数已超过美国，但传递的信息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里有语言的因素，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数多，地域广。真正的信息，包含新的内容。你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重复七遍，实际上只有一遍的信息。
H：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政府就已开始用数据进行民意调查了，但中国要到21世纪才开始，也就是说，使用数据的意识，美国比中国强很多。
金：这就不仅是讨论内容，还涉及形式了。中国人的移动智能终端不少停留在消遣、游戏和学习层面。至于统计和调查层次的运用大概是远远不够的。
H：我们在大数据时代缺乏一种筛选或使用数据的习惯和意识。也许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选择信息的能力，形成信息素养的意识。
金：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物质产品流通的层面：马云的电商时代来临，传统商业真是溃不成军了。以书店为例，现在大家网上购书了，我看校园内书店老板的脸色特别憔悴啊，他是苦不堪言。只是偶尔有学生或教师来买几本书，书店几乎要破产。他怎么这么惨？即使有人进书店，看到喜欢的书，手机一拍，就上网去购买，书店成了体验店，老板活不下去了。不仅书店，很多时装店、食品店都是这样。像我女儿买东西都是网上下单；我是传统做派，宁愿多花点钱，让别人也有点生存的空间。但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有便宜为什么不占，不是很傻吗？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过几天就能送货到家，太方便了。所以大数据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电商时代传统商业如何存活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数据时代对教育的挑战。现在有义务教育法，人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不上学不等于没有接受教育，我在家里也可以接受教育。根据国家法律，公民必须获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但我未必进入学校，我还节省了纳税人的钱。大数据时代会否产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回归家庭的现象？再说高等教育，以前为什么要上大学？理科生少不了实验室，文科生离不开图书馆。但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已进入个人的口袋，实验室也社会化了。只要你愿意学习，付点钱，大学实验室也可向社会开放，我为什么必须以学生的身份进学校来学习？那学校教师怎么活？
H：说到大数据，好像数据无处不在。但真要找些原始数据，又觉得挺难。比如说麦克斯公司做了关于毕业生的调查，但你要获得这方面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以及统计结果，并不容易。大数据时代，很多信息还是无法获取的，有些数据是不开放的。
金：麦克斯公司是盈利的公司，它的数据涉及客户利益，也是它的智慧劳动和专利所在。而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更是需要保密的。除此之外，其他都要公开。大数据时代，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特例。公民向政府申请公开相关信息，只要未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就必须公开，这是底线。当然国家安全标准怎么定，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职能部门可以把相关信息扯上国家机密、国家稳定，这条安全的底线谁来界定？还有一种极端情况，伪造数据、篡改数据，谁来检验？检验出信息造假，怎么追究，如何惩罚？这些就是大数据时代的新问题。
现在做课题研究为什么难呢？就是数据要不到啊。一些地方部门的数据、教育部门的数据，还有基层学校的数据，都不公开。有时候要了解数据得靠公关，搞私人关系，对方支持你，才公开一点点，不是全部都公开。所以做研究很难，花很多时间，而且结论可能还是站不住的，因为没有准确把握数据。那你怎么去研究啊？
包括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真的都难以研究，是个白搭的活。你自以为研究得天衣无缝，到哪一天一解密，没准你研究的东西就成了笑话。再说，一旦公布，也不需要研究了，只要有点文化，有点思考辨析能力，一看就知道是非结果了，你还研究什么？当代历史研究难以盖棺论定，很多资料是封闭的。你盖棺了，尚且不能论定。一旦全部公开，人人可以盖棺论定。所以我们要去获取大数据。但最可怕的问题是要不到真实的大数据，往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失真的假数据、伪数据中迷失了方向。这又是一个悖论！
H：这在当下中国比较严重。
金：所以现在提倡透明政府嘛。
H：我们享受了大数据时代的各种便利，但没有真正参与大数据的构建。比如学校应该提供相关数据，用数据说话。但很多学校都是以文字塑造“高大上”的形象，即使用数据说话，也感觉有水分。
金：你举个例子，用文字怎么说明，用数据又如何。
H：比如高校课堂教学评价，就应该有具体的数据，如教授上课率、学生评价率、得分率等。但现在很难找到这类数据，大都是文字性的介绍，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给出相关数据。如，说有学校层面的督导、院系层面的督导，督导到底是多少人？如何构成？都没有具体数字，是很模糊的说明。
金：这个问题有意思。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是有些数据不开放，甚至伪造数据、扭曲数据；另一方面，运用数据的路径不对，沿用笼统的描述性质性话语，缺乏坚实的数据来支撑质性的话语。比如说加强督导，那么连续性督导的时间节点是什么？督导了多少学校？督导组成员构成如何？督导哪些内容？督导打分的依据或标准何在？等等。当这些数据都呈现时，我们方能作清晰的判断。
H：按道理来讲，这些是应该公开的内容。
金：但也有个问题让我困惑，现在高校普遍采用数字化的管理：课题多少，论文多少，经费多少，获奖多少，以及相应的层次级别。以前是笼统的管理，现在是量化的管理。可又有人在批评量化管理，因为量化的标准本身有问题，而且量化之后，出现造假现象，所谓“数字出官”、“数字出才”，数据的价值和意义又被扭曲。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一是崇拜数据导致学术GDP的弊端；一是缺乏数据或封闭、掩盖数据；再一个是有很多虚假的、扭曲的数据。所以要把这些问题拆开、理清，让数据回归数据本来的面目，让数据发挥真实的作用。如何做到？
L：比如一些高级中学，升学率高时，就会公布具体数据：高考本科上线率多少，“一本”上线率是多少，“211”、“985”是多少。数据公示后，给人感觉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好。但如果哪一年考得不理想，学校就不愿意公布具体数据了，对于升学情况仅给出模糊的描述性语言，一带而过了。
金：所以我最近倡导教育界应注重滞后评价、长时段评价。既要看学校公布的“一本”多少，“211”多少，“985”多少，这是当年的数据；还要看五年、十年之后，接收这所学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的评价，还要看受教育者自己对母校的评价。要用滞后评价、长时段评价的数据来制约求学阶段的急功近利。前不久，中央教育部门的官员专门找我谈话，表示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
H：他们感兴趣的是学校办学方面吗？
金：主要是关于高校学科评价方面。我给全国政协的一个提案，主要针对高校的学科评价，被光明日报记者写成内参，得到主管教育的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对人才的评价，在学科评价上抓住了一个敏感的切入点，但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相关的教育部门很重视。
Y：现在生活中主要有两个工具，一是电脑，一是手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数据。但大数据只是一个参考，不能作为事物的终极判断。现在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数据库中心，都会根据数据预测趋势，会改变管理过程中的某些方式，这样看来，数据的功用还是挺大的。但同时，它也有弊端，根据数据来预测趋势，大家都往那个方向靠拢，就有可能遏制创新。比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大屏手机比较流行，一直以创新理念为核心的苹果公司，现在也一窝蜂往大屏手机的趋势靠拢，新上市的iPhone6就是例子。这样利用大数据分析大众的心理，通过媚众来满足所谓的大众需求，其核心——创新理念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L：还有一个问题，大数据时代信息的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历史中，最初人们靠的是口耳相传保存和传递信息，之后石碑、青铜器等成为信息的载体，再后来人类用纸张来记录信息，新的载体逐渐替代了旧的载体。会不会有一天，大家不用纸张记录，通过芯片、电子网络来记录信息呢？纸质书会不会被取代、从大数据时代消失呢？
金：这是有可能的。为适应人的使用习惯，电子书可以做成纸质模样，卷折起来可放入口袋。电子书也会越来越薄，像一张小型报纸，或做成一本书。你可以翻开，有无量的藏书供你阅读。也可以继续出纸质书，供有此雅好的少数人珍藏，把纸质书作为古玩，这都有可能。
L：数据可能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结果，但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未必知道。其实数据是一堆冰冷的信息，你需要去认识和了解它。我们看到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意义隐藏在数据背后，等待挖掘。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了解数据的来龙去脉，大数据还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来支撑。
金：当然大数据越来越多，也可能成为人类新的信息包袱。物极必反，当事物到一个极端的时候，自然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回归简单。数据是为我们服务的，真的成为负担，就把这个包袱去掉好了。衡量数据价值的标准就是当下的感受。人作为有机体，会有一个生理的极点。把握平衡点，就是佛家说的放下。需要的时候就取：数据的汪洋大海，我就取一瓢饮，这一瓢水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让我很舒服。其他的水再多，与我没有多大关系，就可以舍弃。
你自己当下的生命感受就是判断的标准，你的需要就是你最高的衡量标准。我们不需要虚悬一个价值标准，也不必杞人忧天。顺其自然，让信息世界这样去发展，我们还是按照自身生命指示的正常途径去生活。比如我女儿，自然的疗法就是她眼睛疲劳了，就会不看视频。如果数据之大、之复杂，影响到生命健康，她肯定能下定决心，控制自己的行为，不会再沉溺于数据世界。自己的事情，旁人着急也没用，用自然的解决法就行，不用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