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却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经过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清王朝已经到了虚弱不堪的境地。在列强铁蹄的淫威下，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实行侵略和掠夺的利用工具。民族危机、国家危机一时是那么的严重，那么的令人触目惊心。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这一片破败的政治气象中，先进的人们在默默地思考：祖国的命运会怎样？前途何在？出路究竟在哪里？许多人从一系列创巨痛深的事变中，已经痛切地感到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腐朽已到极点的清政府身上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那些枝枝节节的花样翻新的名为改良实为自保的新政上面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想变弱为强，振兴中华，驱逐列强，中国就必须从政体上进行一次彻底性的变革，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新的因素在酝酿着、萌发着、滋生着、成长着。
在中国的新生民主革命因素中，首先觉悟的是知识界的人士。
当国内政治局势处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在日本东京、横滨的中国留学生中，却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动。于无声处，一个新的反清革命的策源地将要在这里逐渐形成。
这时的日本，正处在资本主义的狂飙上升时期。
甲午战后，由于从中国掠得了巨额赔款，加上夺取的广大的土地和市场，使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1903年时日本的公司和工厂数，比1894年前分别增加了5.2倍和13倍。纺织业，1903年的资本额、纱锭和产量，都比1893年增加三倍以上。由于日本在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大获暴利，国营军需工业就一直成为本国工业发展的领头羊。1901年，日本生产的生铁产量已经占全国总产量的53%，钢材产量更占全国总产量的83%。
日本的崛起与国势的强盛，对刚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旧中国前来求学的青年留学生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
当时，中国在日本设立领使馆，外交往来需要用日本文字。迫于对日交涉的需要，清政府就从国内招募少量的学生留日，这是日本有中国留学生的开始。
1898年，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开始派遣学生到日本学校学习，但规模并不算大，仅六七十人。同年，横滨华侨也先后开设了大同学校、华侨学校，极力招揽中国的学生。到1899年，我国留日学生人数还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沈翔云等为最激烈”。
戢翼翚是1896年应驻日使馆培育翻译人才之招，从湖北东渡日本留学的，是中国最早一批留日学生中的一员。他活动能力很强，在留日学生中有着一定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戢翼翚“倜傥有大志，同学多宗之”，为“在留东学界执牛耳者”。
沈翔云也是到达日本留学的较早的一员。他年轻时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1898年由湖北遴选派送日本留学。
这时，孙中山已从欧洲来到日本，梁启超也已到了日本。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一书的记载：孙中山来到日本后，“翔云偕同学戢翼翚、吴禄贞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可见，孙中山这次重到日本后，同留日学生中一些激烈分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联系。虽然，这点联系当时还很薄弱，但对推动以后留日学生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为了积聚改良派的力量，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创设了高等大同学校。学生主要由两批人组成：一批是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如林圭、秦力山、范源濂、蔡锷、李群、周宏业、蔡锺浩、田邦璿、李炳寰等人；一批是原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如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人。这些人在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后，思想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以卢梭、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希望能为中华之崛起尽一份职责。这些学生都是年轻人，关心祖国的命运，激情四射，接受新生事物快，以后在政治上逐步分化，许多人逐渐加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中来。
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增加到一百多人。在这以前，他们都是各自分散求学，没有结成什么团体。但就在这一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这个组织，本身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对于集结进步学生、逐步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对以后留日学生中激进分子逐步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下，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0年夏秋之交，唐才常等人在国内积极策划自立军勤王事件。唐才常自己也到过日本从事联络。那时，留日学生中一些激进分子，政治上还十分幼稚，还分不清革命和改良的界线。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论调确实蒙骗了一部分爱国青年。戢翼翚、沈翔云和高等大同学校的秦力山、林圭、蔡锺浩、李炳寰、田邦璿等人以及其他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黎科等二十多人，还回国参加了自立军勤王事件。自立军勤王的失败，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分化。许多人从血的教训中，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看清了清政府的落后与残忍性，开始越来越倾向革命。
当时，在日本出版的有影响的中国刊物，只有改良派的《清议报》，但随着留日学生在政治上的分化，到1900年下半年，又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刊物：《译书汇编》和《开智录》。
《译书汇编》是留日学生倡办的第一个刊物。主持编辑是江苏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他们都是励志会的会员。据刘成禺、冯自由记载，戢翼翚也参加了它的编辑出版工作。
《译书汇编》专以翻译欧美与日本政法名著为宗旨，尤“以政治一门为主”。编者在《译书汇编》第一期的扉页中写道：“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故本编亟先刊行此类，至兵农工商各专门之书，亦有译出者，以后当陆续择要刊载。”
当时，《译书汇编》刊物所译内容主要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伯盖司的《政治学》、伯伦知理的《政治学提纲》、斯宾塞的《代议政体》及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和《近时外交史》等。
在《译书汇编》中，编者通过这些翻译的作品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鼓吹的新的观念。它们第一次把卢梭《民约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鼓吹：“人皆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别，既无从属他人之责，又无制驭他人之权利。”“若夫民则固未尝仰衣食于君，而君则实仰衣食于民者，何得视民为奴隶也哉？”这些观点显然已经同改良派的《清议报》的宣传有所不同。
在《译书汇编》刊登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一文中，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倡自由平等之大义”的法国大革命。
作者指出：在革命既经奏效之后，再要复兴专制政治，逆于世界潮流，已经不再可能。
《译书汇编》出版后，在横滨、上海、苏州、香港等地广为发行。同时，《译书汇编》的编者们也在积极为内地读者代办选购新书的业务。
《译书汇编》这个刊物一出现，立刻如一阵春风，在留日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开智录》则由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等人所主编。
郑贯一，广东香山人。年轻时东渡日本，在太古洋行横滨支店服役，后入大同学校、高等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冯斯栾同学。1900年冬，高等大同学校因款绌改组，郑贯一改任《清议报》助理编辑。当时，《开智录》创刊的原因是：
《清议报》言论大受康有为直接干涉。稍涉急激之文字均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撄其锋。郑乃约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
在《开智录》中，郑贯一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集中地。
作者大声疾呼：
所谓帝国主义者，将首着鞭于何地乎？非争驰于太平洋西岸之大陆乎？
然欲破其势，挫其锐，摧其锋，屈其气，败其威，非高摇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国民独立不羁之气，必不能。呜呼！我国民其将长甘居于黑暗终古无天之地狱乎？抑将欲昂头于天外光明之乐土乎？即择于此时矣。
《开智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由”、“独立”的口号，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独立不羁之气”上，而不是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从这种认识出发，《开智录》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义和团运动，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崛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产物，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清议报》污蔑义和团是“团匪”的谬论。
《开智录》明确提出了反满的思想：
我国人日言为外国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
这种宣传，在清末报刊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开智录》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1901年夏秋间，孙中山资助《开智录》印刷费200元。同时，郑贯一利用他担任《清议报》助理编辑的便利，就借《清议报》作为印刷和发行机关，每半月出版一期。因此，凡是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十分爱读，尤以南洋群岛为最。
一叶落可以知寒秋，窥一斑而见全豹。
《开智录》的问世，标志着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进行反清革命的鼓动与宣传的活动了。
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在政治上的分化逐渐明朗，革命和保皇的分野也日渐清晰起来。
虽然，1900年和1901年之交，留日学生中酝酿的这种新变动，表现得还很稚气，但它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是新的叛逆的种子，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新的元素既已产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20世纪初留日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一场新的反清革命风暴开始在日本酝酿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