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报》坚持革命宣传阵地的同时，1906、1907、1908年三年之间，在留日学生中又掀起了一次创办革命刊物的新的热潮。
这些革命刊物，大多是以同盟会会员作为骨干、并以本省的名义出版的。
新出版的革命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
1906年10月，《云南》创刊；1907年9月，《晋乘》创刊；1907年12月，《河南》创刊；1908年2月，《关陇》创刊；1908年7月，《江西》创刊。
这么多革命刊物集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纷纷出版，顿时使当时留日学生界的思想文化战线又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繁荣景象。
这种情况的出现，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在留日学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分会，发展了不少会员。1907年3、4月间，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在华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接着，徐锡麟安庆事件和秋瑾绍兴事件又相继发生，在海内外造成了很大震动。不少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跃跃欲试。他们大抵都是学生，手中现成的武器就是一支笔，自然容易先从革命言论方面着手进行。
2．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虽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因被清方严禁输入内地，从而影响了革命思想在国内的宣传和传播。
创办《四川》杂志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1906年以后，《民报》运进国内就较前更加困难了。为此，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继续出版报刊，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
陕西籍的同盟会会员马凌甫在回忆中说：在《民报》同《新民丛报》论战后，《民报》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使清政府不但对于革命党人的行动防范得越来越严密，《民报》在内地也成了禁物，不仅不许订阅，邮局也不准递送。于是同志们就在东京鼓起省办杂志的浪潮。当时以地方命名的杂志先后出版的如雨后春笋，万簇丛生。
在这种情况下，省办杂志纷纷问世。
《云南》是留日学生中同盟会云南分会的会员创办的。
据李根源在《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一文记载，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杨振鸿、罗佩金、赵伸、吕志伊五人谈话，嘱以筹办《云南》杂志。孙、黄认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在孙中山、黄兴的倡导下，1906年5月，云南杂志社在日本东京成立。李根源由于是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和赵伸一起被推为干事，负责全部工作。总编辑原推吴锟、周钟岳担任，后来因为吴锟急于去北京，周钟岳要回云南，都没有就任，故推张耀曾为总编辑，席上珍、孙志曾为副编辑。由杂志社致函国内同乡和缅甸、越南华侨劝募经费，共募得万余元。
1906年10月15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杂志简章中说：“本杂志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事实上，《云南》宣传内容中最突出的主题还是爱国救亡，特别是以激昂沉痛的文字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南地区的侵略。
在《云南》的《发刊词》中一开始就写道：“呜呼！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编也，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工作，实为同仁爱乡血泪之代表。”接着，它以大段饱含激情的文字描述了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和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
在《云南》杂志中，抨击云南地方当局的贪污腐败的文章占有着明显的比重。第一号的《大事月表》就报道了这年8月20日、23日、30日云南全体留日学生三次致电清政府，控告云贵总督丁振铎“昏髦庸劣，内政外交俱归失败”，要求加以撤换。9月11日，清政府将丁振铎调任闽浙总督。可见，《云南》杂志是按照孙中山、黄兴的嘱咐来办刊的，是紧紧抓住他们所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来做文章的。
随着《云南》创刊，各省刊物如《四川》、《河南》、《晋乘》、《关陇》杂志等也陆续出版。这些刊物的先后出版，从各方面壮大了革命宣传的声势，扩大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省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四川籍的留学生中，原有雷铁崖、邓絜等人曾经出版了一个《鹃声》杂志，对四川屏山县内官府的黑暗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以《鹃声》为基础，另办一个《四川》杂志，推当时正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读书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主持。
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说：于是我便称病请假一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革命活动的方便，我特地给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比较宽大的房子，它后来不仅用作了出版机关，同时也用作了革命机关。由于有《鹃声》的基础，并且雷、邓也继续参加编写工作，经过不久的筹备，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鲜明的革命姿态与世人见面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
这些刊物因为要在国内公开发行，所以在宣传内容上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求防止利权外溢。除《河南》杂志外，一般没有像《民报》那样旗帜鲜明地鼓吹反清革命。但是，只要细细去读，它们的革命色彩仍然十分明显地处处流露出来，在宣传的思想内容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值得注意的东西。具体表现在：
1．这些刊物在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时，着重分析了这种侵略与掠夺在现阶段的特点。这些刊物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可分三个阶段：甲午战后他们是积极准备瓜分中国的阶段；庚子事变后形成了所谓“侵略”派和“保全”派之间的对立和争夺的阶段；日俄战后则以列强“协约”、“同盟协商”侵略中国为特点的阶段。这种看法，可以《四川》第一、二号上铁崖的《警告全蜀》、第二号上思群的《列强协约与中国之危机》，《夏声》第一、三号上尊侠的《日法、日俄、英俄协约关系中国及西北之危机》、第三号上孑遗的《排外与媚外》，《河南》第一号上醒梦的《日法、日俄协约关于中国之存亡》等文章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各省刊物中言论最为激进的要属《河南》杂志。
《河南》在一系列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所以沦于现在这样危急的局面，是卖国的清政府一手造成的。这个政府已成为列强假设的政府，成为列强用以制服吾同胞的工具。要救亡，必须先实行政治革命，以推倒颠覆这个卖国的政府。
2．这些刊物指出，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经济侵略是其重点所在。因此，在这些刊物中都强烈地要求保护利权，特别是要求力保筑路开矿的权利，反对利权外溢。
革命派认为，20世纪是经济竞争的世纪，现在的国家是以经济为生命的国家。世界列强的一切经营措施，无不以发达经济为目的，而以政治作为活动的手段。列强的对外扩张，目的也在谋经济界的膨胀。世界竞争也好，国家、政治也好，根本的问题都出在经济上面。
在革命派看来，路、矿二项，在经济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矿产者，属于天然物质，为原始生产；铁路者，属于输运事业，为转所生产。两者实占生产二大部，而为经济之要素。”因此，在革命派的这些刊物上都积极地鼓吹保路保矿、收回利权，以突出的篇幅刊载这方面的论说和报道。《四川》发表了《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殆哉沪杭甬铁路，危哉川汉铁路》等文。《关陇》和《夏声》连续地发表有关西潼铁道的文件和报道，《夏声》还专门开辟了“西潼路事栏”。《粤西》刊载了《对于广西铁路之愤慨》、《广西铁路交涉文件》、《争回权利之一斑》等论说。《晋乘》发表了《设铁道必先讲经费备人才说》、《实业与山西之关系》、《晋人争矿之最后》、《讨晋人公仇梁敦彦》等文。显然，在这方面，革命派的态度比立宪派要激进得多。
3．这些刊物都是以本省名义出版的。他们大力宣传本省的历史、地理、现状，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把爱国同捍卫家乡有机地联结在了一起。我们只要看一看《夏声》第一号上刊载的《四川》、《河南》、《关陇》等杂志的广告，便会对这一点留下清楚的印象。
《四川杂志广告》：登岷峨之巅以瞩中国，西南半壁，六诏危，两岁失，蜀之形势险殆极矣。而地属边陲，民智锢蔽，釜鱼幕燕，其乐方酣。本社同志惄焉伤之，爰组织斯报，以饷邦人，其主义在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卫藏领土，开拓路矿利源，就此等问题，切实发挥，和平鼓吹，使我蜀国同胞，起作神州砥柱。噫！秋色苍茫，海天万里，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我七千万伯叔昆弟诸姑姊妹，其亦将闻风而起乎？
《河南杂志广告》：登嵩峰而四顾，京汉铁路撄于俄，直贯乎吾豫腹心，怀庆矿产攘于英，早据夫吾豫吭背。各国从旁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络而来、集视线于中心点。生命财产之源，将尽于一网。牛马奴隶之辱，谁鉴夫前车。本社同人，惄然心忧，爰萃全力，组成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对于本省，励自治自立之责；对于各省，尽相友相助之义。第一号现已出版，凡我同胞盍其来购。
《关陇杂志广告》：关陇为西北镇钥，天然占优胜之形势。其存亡得丧，在历史上地理上罔不与神州全局有绝大之关系。况自俄人受挫辽阳后，回风西转，撼我昆仑。西北急警，日紧一日。本社同人既切桑梓之危，复深祖国之痛，爰自忘其愚，矢移山志，组织斯报。专以提倡爱国精神，濬瀹普通智识为宗旨。其于强俄在西蒙回藏之举动，及关陇与吾国全局关系之点，尤特别注意发挥靡遗。凡留心西北情势者，幸垂览焉。
以各个刊物卷首的图画来说，《四川》刊登的有《四川省全图》、《夔门》、《瞿唐峡》等；《关陇》刊登的有《陕甘疆域全图》、《潼关》、《太华名岳》、《慈恩寺大雁塔》、《留侯祠》等；《夏声》刊载的有《函谷关》、《潼关》、《骊山下之华清宫》、《灞桥》、《咸阳》、《太华》等；《晋乘》刊登的有《山西全图》、《明逸老太原傅先生山》等；《河南》刊登的有《太昊伏羲氏》、《岳鄂王》、《河南全图》、《嵩山雪月》、《洛阳白马寺》、《明逸民孙夏峰先生隐处之清辉阁图》等；《江西》刊登的有《文文山先生真像》、《江西通省铁路图》等。
以发表的论说来看，单《河南》一个杂志，就有《论豫省古今地势之变迁》、《豫省民族迁徙考》、《豫省语言变迁考》、《论二程学派与豫省学风之关系》、《论豫省近世民生之疾苦》、《河南之实业界》、《豫省近世学派考》等文章。
革命派根据形势的变化所办的这些刊物，对于唤醒内地人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这些刊物号召人们放弃预备立宪的幻想，起来进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暴力革命。当时，清政府正在重申实行预备立宪，国内和海外的立宪派人士正在奔走呼号，要求早开国会。革命，还是立宪？已经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的问题了。因此，这些刊物又发表大量文章，列举事实说明，对清政府决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乞求立宪的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只有革命，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只有革命，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革命派在这些刊物中开门见山地写道：现在清政府同国民已经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国民以为利的，政府认为是害；国民以为害的，政府却认为是利的。相互间已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希望这样的政府把权力让出来，与国民共谋大计，岂非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们醉心于请开国会，共议国之大政，实无异痴人说梦。
综上可见，号召国人迅速觉醒，用激烈的手段，起来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构成了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刊物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