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本来是预定在1911年3月进行，但因为内外危机的严重，后来提前将近半年，在1910年10月上旬举行。
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这时，给人们刺激最大的是日本正式吞灭了中国的邻邦朝鲜。
1910年7月，日俄两国签订了共同瓜分中国东北和沙俄承认日本吞并朝鲜、日本承认沙俄控制蒙古的第二次日俄协约。8月22日，日本就强行吞并朝鲜，签订了所谓《日韩合邦条约》。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个侵略的举动，显然预示着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必将加紧进行。
从国内状况看，这时也已经是危机四伏。
清政府既已拒绝第二次请愿，为什么立宪派还要冒被政府问罪的危险继续请求呢？原因只有一个。孙洪伊第三次请愿时上资政院书中说得明白：
以国家危急存亡，实迫眉睫。今日事势，已迥异数月以前。更阅岁时，安知所届？
请愿代表在《上资政院书》中写道：
洪伊等窃见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见。内之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长沙莱阳，几酿大变。虽幸获戡定，而善后之策一筹莫展。乱源不拔，为患方滋。此外，各地无不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亦然，不可终日。此等现象皆起于最近数月之间，非惟洪伊等所不忍闻，当亦我皇上所不及料。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诸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事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
这段引文虽然长一些，但你如果认真细读，立宪派的那种坐卧不宁、忧国忧民、迫切异常的心情就会淋漓尽致地在你面前再现出来。
立宪派强烈地预感到：数月以来，“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现在已经发展到“朝不保夕”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自然比前两次都要大得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1．在各地掀起具有一定群众规模的要求速开国会活动。这次发动签名，原定准备征集2500万人。虽未见到最后的确切统计，但签名人数远远超过前两次是无疑的。顺（天）直（隶）绅民在这次请愿前两天，“纠合千数百人齐赴督辕，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并请求见。直督陈夔龙特传令领衔者数人入见。当接见时，陈督及幕僚与领衔者辩良久。领衔诸君，反复哀恳，泣求代奏”。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江苏咨议局长张謇还发起各省议长联合进京请愿，使这次请愿声势更加壮阔。
张謇在发起书中说：
谨启者，国会请愿两次无效，群望三请。近日敝省公论，以为前次谕旨，既断再请之路，现资政院开，专达民隐，自不能援他奏事官之例，不为上达。此次请愿拟向资政院陈请建议，以期必达，此第一步也。请愿之人就苏言，拟推謇以议长名义北上，此第二步也。请愿之期，以十月底成行，十一月到院陈请，适为毕本局之事，而尚在资政院开院之期，此第三步也。以议长名义北上，各省能否赞同？或不尽能去，亦当转托他省能去之议长为代表，略成一议长之请愿团，以结前二次代表团之局，而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此第四步也。公论如是，謇不敢违，用敢驰告同岑。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连张謇自己也没有进京，但还是有一批议长去了。
八九月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后又推举孙洪伊为干事长。他们认为前两次上书都是只通过都察院要求转呈，声势不大。这次总结及以往教训，要向多方面上书。他们决定：在中央，向监国摄政王、都察院、资政院上书；在地方，向各督抚上书。有些代表还提议不开国会就不纳税。情绪比前两次更为激烈。
2．这次请愿中，资政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年10月3日，资政院按预备立宪的步骤正式开院。这是第三次请愿提前到10月上旬的直接原因。资政院议员定额为200名，钦选、民选各半。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多额纳税者等。这些人大多庸懦无能，在会场上不能起多大作用。而民选议员实自各省咨议局中选出，不少人年事较轻，锐气方盛，往往逞其词锋，批评政府，颇有所向披靡之慨。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被称为“资政院三杰”。他们在会场上完全取得了左右局面的优势地位。尽管这个资政院也毫无实权可言，但它毕竟算是一个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的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运动得到它的支持，自然更显得声势浩大。
3．这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各省督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东三省总督锡良、湘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称：“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尅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伏恳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宗社幸甚，民生幸甚”。18省督抚联名请求设立国会和内阁，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固然与他们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比清朝中央统治者更清楚地看到潜在危机的严重性，感到如果不“与政府相扶相励，力拯艰危”的话，清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他们所取得地位与利益也将不能保持。
10月7日，第三次国会请愿的行动开始。
这天，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等20余人持请愿书赴监国摄政王府呈递。临行时，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整队而来，向代表们慷慨陈词：
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必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二次请愿国会既然无效，今作第三次之请愿，势不能再如以前之和平。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以死饯诸代表之行。
说罢，赵、牛两人就抽出刀来准备自杀。各代表力救。牛广生就在左腿割肉一块，赵振清也在右臂割肉一块，各持肉在致代表书上擦拭。《申报》上发表了他们的血书，内称，“今我代表诸君热血潮涌，不惮牺牲一切，为同胞博莫大之幸福。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
但代表到达摄政王府时，遇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待遇。门人拒绝说：摄政王已外出。代表等公议办法，商量留下六人，在府前露宿等待。载沣看看拖不过去，只得由肃亲王善耆出面会见代表，答应在第二天负责代陈。各代表将请愿书交善耆而回。九日，请愿团又到资政院上请愿书，由秘书厅长金邦平出而接受。各代表又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毓朗、载泽、那桐、徐世昌等人，力陈国会不可不开的理由，以及民众渴望速开国会的情状，痛哭流涕。王公大臣也均动容惊悚。
10月22日，资政院第七次会议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第一个发言的是罗杰。他说：
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因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负责。各国通例，人民不出代议士，则不负纳租税之义务。今我国财政如此之困难，不能不增加租税。然国会不开，则人民之对于租税，不能承认。前此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已经决议。故为国家计，万不可不速开国会。
于邦华说：
近来国家大势，后半年即异于前半年，后几日即不如前几日。大局一坏，自己利益何在？且今日诸君细想，除却国会外，尚有何救亡之策？如无他策，则必当赞成速开国会。
闵荷生在会场上大呼：
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
结果，采取起立表决法。议员全体起立后，汪荣宝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资政院随即专折具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三天后，18省督抚联名要求设立国会和内阁的电文也已到京。现在，到了清政府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了。但在需要拿出勇气进行抉择的关头，清廷却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定。
清政府前此也谈过一点预备立宪，其目的是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以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却在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与政权的权力，并用以阻止革命的爆发。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小的矛盾。这里，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权”字。
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但又害怕当他们筹划中的皇族内阁尚未成立、他们盘算中的一些重要措施尚未付诸实行之前，一旦国会成立，七嘴八舌，就会受到很多牵制，不易实现。这样，他们就想在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但决不能在明年即行召集，而要留出时间让他们能抢先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这个想法，以载泽、毓朗主张最力。
毓朗说：
时事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事，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载泽说：
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来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此外，清廷还有一重顾虑，害怕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一个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最后，御前会议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改在宣统五年（1915年）开设。
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上谕中先承认：“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接着，又重新弹起所谓准备不及的老调，说：“唯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从而宣布：“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又说：“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表示大权仍操之于上。不是代表们请愿的结果。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同日，又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第三次请愿国会运动再次失败。
上谕颁发后，立宪派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召开国会的日期提前三年，请愿就算取得了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京师商学各界，首先张灯庆祝。各省咨议局及商学界团体，也有致电资政院表其感谢之意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首的、最早发起第一次国会请愿的江苏等咨议局这时也采取这种退缩的态度。11月7日，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祝贺国会提前召开。
但大多数人对这种结果是不满意的。浙江高等小学堂学生王克憙，只有11岁，听到宣统五年才开国会的上谕后，“急取小刀，割破左手小指，以右手食指濡血写‘请开国会’四字”。河南、湖北、福建、江西、直隶、陕西等省咨议局致电国会请愿代表团，要求继续努力，力争速开国会。直隶、山西、陕西三省国会请愿同志会也致电代表团，力争国会期限务求再行缩短。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请愿代表团致书各省：
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
朝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
代表团意识到，再靠少数人的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了，需要改换办法。改换什么办法？他们没有说。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
第三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起第四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但有些地区依然群情激昂，奋起再请，而以东三省和直隶为最激烈。
12月6日，奉天8团46州县各执本团旗帜，共集咨议局，约同前往总督公署请求代奏于明年即开国会。
未成行以前，有商会讲员兼奉天《商务日报》编辑员张进治断指洒血书旗，字迹模糊，一痛欲绝，欲赴公署自戕。商会总理田君绪圣权力劝阻，将其血旗执为前导。见者惨目，无不感动，遂于11点钟成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被公推为奉天全省代表，捧愿书前行，各团体次之，各州县又次之，皆步行，部署严明，人无哗者。沿途不期而加入者约近万人，首尾长续二里有余。
到达公署后，吴景濂亲将请愿书向东三省总督锡良呈递，内称：“诚俟及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仍恳奏请明年八九月召集议院，以系人心而维大局。”代表宝崑说：“现在日韩合并，日俄逼视，若再因循，即变为日满合并，此种大事恐难担保。”当时人群挤满公署内外，“号哭之声振动全市”。同日，锡良上奏，请求“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且说：“时危势迫，为民人之大患，亦朝廷所深恫，何必靳此区区二年之时间，不与万姓更始耶？”这些话从一个封疆大吏口中说出，已经算是相当大胆了。但四天后就接奉硃批：“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对此，《民立报》接连发表评论说：
吾又闻奉省人民再发起四次之国会请愿。噫，上有此毒枢府，吾恐诸公之志愿，虽历十次亦难偿也。毒哉毒哉，不毒不丈夫，我劝诸公早改计也。
然则当奈何？曰：始也，以无量之颈血购国会；继也，以完全之国会救满洲；终复以无量之颈血助国会。则满洲前途庶乎有望，而惜乎东省人之不事此也。
与此同时，天津请愿风潮再兴。
中医学堂学生有割指作血书者，同堂因之罢课。继又有江君元吉之割肉，立即昏晕，遂轰动全津学界。如高等工业，如法政学堂，一律罢课，又相约不许同人离堂，若官吏以兵力迫之解散，亦誓必付之一炬。
直隶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宾、在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温世霖等3859人又呈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代奏，说：“国势危急，迫于眉睫。非明年即开国会，不足以救危亡。”“长此迁移，二三年而后，国势已非，人心已去，外患已亟。始行开设，以图补救，恐亦无及。”
11月10日，资政院经再次讨论后又行上奏：
窃以为建设国会为立宪政体应有之义务，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于三五年迟早之间？人心难得而易失，时会一往而不返。及今图之，犹可激发舆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惮而不为？
尽管是苦口婆心，但并未能使清政府有所动心。
12月下旬，东三省代表十余人又赴京递呈，要求速开国会。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24日，由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他们强行押送回籍，不准在京逗留。天津学界请愿代表温世霖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立即令巡警道拿办。清政府更采取断然手段，将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至此，立宪派发动的请愿召开国会运动只得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
立宪派所发动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轰轰烈烈。
对它应该怎样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国会请愿运动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具有一定的政治主动性和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都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1910年。这时候，清政府的内外危机都在迅速地激化，它的统治地位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国会请愿运动的事实充分证明：对这个极端反动而腐败的政府已不能再抱有任何期望了，指望由它来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是与虎谋皮，只有坚决揭穿它的真面目，破除人们对它的幻想，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用革命的手段将它推倒，才能使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
国会请愿运动是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并且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这就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又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一条劳而无功的歧路上去。这个运动还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请愿代表对载泽说：“我国上下隔阂，朝廷与人民俨成两家，是以起革命之说，生满汉之界。趁此咨议局、资政院及各省人民之请愿，若蒙朝廷俞允，可以联上下为一心，谋政治上一致之行动。一切界说，全行消除。此种精神，可以永久不敝，即可以为万年有道之长基。”孙洪伊领衔所上资政院书中也痛陈现在已“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僝然，不可终日”，“乱源不拔，为患方滋”。他们的打算原来是：用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用提早召开国会的办法，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以消除革命的爆发。可是，因腐败到极点而变得异常愚蠢的清政府连立宪派的这些忠告也听不进去，硬是加以拒绝，最终把立宪派推向了革命的阵营，结果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是违背立宪派的初衷的。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到：立宪派发动的请愿国会运动，既值得人们的赞许、同情，同时其方法又值得商榷。
当时，革命派在驳斥立宪派的和平请愿时，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1．清政府有没有可能真像立宪派所期望的那样立即召开国会？
2．即使立即召开国会，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此可以得到解决？
革命派的结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民立报》当时发表的一篇社论《最近国事观》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盖今日之大患，在为人上者，非真知专制之不可以终日，而犹欲窃立宪徽帜，以拥护其无上之威权；在下者又非真知政府之不足以有为，而放弃其已力所当谋者，惟冀他人之我怜，或可取怀而相与。同床异梦，乃至于鼾睡且死而不知悟。悲夫悲夫。
总之，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请愿国会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对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促使国人的觉醒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把这部分人卷入实际的爱国政治行动中来，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个运动的失败，使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经过事实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君主立宪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而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革命的道路，这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清成功是大有益处的。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清政府既然拒绝了全国人民的一片爱国之心，其灭亡的丧钟也就隐隐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