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自由社会都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书上卷提到的，社会的民情乃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在我看来，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东西，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年轻女性的行动自主性，在几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国家里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大很多。在像英国那样的保有或获得自治权力的新教国家里，这种独立自主性就更大了。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便通过政治惯例和宗教信仰而深入每一个家庭。
在美国，新教的教义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体制以及非常民主的社会情况互为补充，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女性能像美国的年轻女性那样完全自主。
美国的女青年早在达到结婚年龄以前，便已开始逐渐离开母亲的监护；在她们还没有完全走出童年时期时，就已开始独立思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单独行动；人生的宏大场面不断地在她们的面前展现开来，父母不但不干预她们去看这个场面，反而让她们每天都细致地去观察它，让她们学会冷静而正确地正视它。因此，社会上的邪恶和危险很早就呈现在她们面前，她们能够看清这些邪恶和危险，并在作判断时对其不抱任何幻想，而且还敢于面对它们，因为她们自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也自然认为周围的人似乎也在这样想。
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国的女青年身上见到一般女孩子情窦初开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处女的稚气，欧洲女青年在从童年过渡到青年时通常伴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风韵就更不可能见到了。美国妇女不论年龄大小，都很少表现出孩子气的怯懦和无知。尽管她们同欧洲的女青年一样也想取悦于人，但她们清楚地知道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即便她们没有投身邪恶，至少也知道世间有邪恶。如此看来，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倒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
当看到美国女青年在快乐的交谈中发生争执时，能够极其巧妙和泰然自若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我往往会吃惊不已，几乎为之倾倒。在一条狭道上，一位哲学家可能跌倒百次，美国女青年却能轻易地走过去而不发生任何意外。
其实，不难看出，美国妇女甚至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她们尽情地享受一切被允许的享乐，但又从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享乐；尽管她们往往看上去好像很随便，但她们的理智决不会失去控制作用。
在法国，人们还在自己的观点和爱好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掺有历代陈旧的残余，以致常常对妇女施以贵族时代那样的严加管束、隐居深闺和几乎可以说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在民主社会建立以后，又随即把她们抛弃在这个社会必然产生的混乱之中，而不加指导和支援。
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做法是非常满意的。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重大原则，年轻人应当早熟，趣味不必那么持久，习惯也可以改变，舆论通常应是不定的和无力的，父权应被削弱，夫权应予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压抑妇女发自内心的极其强烈的感情是没用的，而最稳妥的办法是引导她们自己掌握控制这种感情的技能。由于人们无法防范妇女的贞操常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更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个人的自由意志力，而不是依靠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被推翻了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去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不断设法来提升妇女的自信力。由于他们不可能也不希望女孩子长期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所以他们很早就教给女孩子以处理各种事务的初步知识。他们不会向女孩子隐瞒世间的腐败情形，而是愿意让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养成抵制腐败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高度重视女孩子的贞洁，不如培养她的操行。
尽管美国人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并不只是依靠宗教来保卫妇女的贞操，而且也设法武装妇女的理智。他们在这方面采用的方法，与在其他许多方面采用的相一致。首先，他们积极努力地使妇女在运用个人的独立自主时有所节制；其次，在用尽人之所能后，才会向宗教求助。
我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可能存在危险；我也知道，这样的教育可以增强妇女的判断力而压抑她们的想象力，使妇女虽有德行但感情冷淡，从而无法成为男人的娇妻和亲密的伴侣，即使这样的社会比较安定和有序，家庭生活却因之往往缺乏温暖。
但是，这些还是次要的缺陷，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用在意。事情到了现在所说的地步，使我们不能不作出一种选择：必须实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给她们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