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于中央集权，那它们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该国的特殊条件是促进还是阻止社会情况的自然发展决定着它的方式。这种特殊条件数量极多，我选几点进行叙述。
在取得身份平等之前长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那里，自由所赋予的本性与平等所造成的倾向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虽然中央政权在他们当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然而他们作为个人却是永远不会放弃独立的。
然而，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久以来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国家里(比如像在欧洲大陆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古老民族的习惯便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产生的新信念结合起来，致使所有的权力都好像自动向中央收缩。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会聚到中央，国家立即达到强大的极限，个人也随之被推到弱小的最后限界。
到新大陆的荒漠建立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他们的祖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懂得陪审制度，有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具有权利观念和行使权利的习惯。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被他们带到美洲，并通过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压迫。
所以，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早就存在了，但平等却是最近才有的。欧洲的情形跟那里完全相反。欧洲的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国王认为，在自由渗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就已深入人民的习惯当中。
我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人们认为统一的中央政权的代表是政府，他们不知道中间权力是什么。这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令平等原则取得胜利的民主国家是适用的。
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被革命的暴风骤雨一扫而光，而余下来的群众既没有组织，又没有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因此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担起管理一切政务的重任。因此，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对于拿破仑独揽大权的行为既无须褒扬，也无须贬斥，因为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骤然消失之后，这些权力就落到他的手里。不管是拒绝还是接受这些权力，在当时几乎都是一样困难的。美国人就未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由于他们未经历过革命，一开始便是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当他们的临时监护人。
所以，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平等的进展，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用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一场大民主革命开始的时候，或在不同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刚刚展开的时候，人民都十分想将全国的行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从而把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因为被打败的贵族害怕已与他们平等而且往往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人民实行的小小暴政，所以在这样的革命将近结束时，他们一般都愿意把所有事务的领导权交给国家。
从这可以看出，力图加强政府特权的常常不是同一个阶级，然而只要民主革命继续下去，国内终究要出现一个在人数上或财富上强大的阶级，它出于跟民主国家一样具有的那种憎恶被邻国统治的感情无关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想把国家的管理大权集到中央。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下层阶级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性而把各地的行政权移交中央，但上层阶级却试图让地方的行政权留存在原来的主人手里。我敢预言，完全相反的情景终有一天会出现的。
以上所说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权力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以后取得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总要比在公民们一开始便是平等的民主社会里强大，而个人权力在前者要比在后者弱。这方面的明证就是美国人的例子。
美国的居民从没有被按特权分成几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仆的上下级关系。因为他们既不彼此害怕，又不彼此憎恨，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请求最高当局来对他们的活动的细节进行指导。美国人的命运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进行斗争，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继承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两者保全下来。
假如说教育在一切时候都有助于人们维护自己的独立，那么，这个说法在民主时代尤其正确。当人们全都相同的时候，就容易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只靠本能就足够了。然而，为了在此种环境下组织和维持次级权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独立而软弱的条件下建立既可以反抗暴政又可以维持秩序的自由社团，需要人们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技能。
所以，在民主国家，中央集权和个人服从不但随平等的普及而增强，而且随公民的开化而增强。
不错，在不十分开化的时代，政府经常缺乏知识去完善专制制度，而人民也缺乏知识去摆脱专制。然而，两者的后果并不相同。
不论民主国家的人民如何幼稚，统治他们的中央政权却不至于没有一点知识，因为它容易从全国各地汲取它所发现的少量知识，而且必要时它能够到国外去寻找知识。所以，在一个既愚昧又民主的国家里，国家首脑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智力上的巨大差距，便一定会立即暴露出来。这就促使权力集中到国家首脑手里。因为只有国家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国家的行政权力将不断扩大。
贵族制国家，不论你将它想得如何不开化，也永远不会出现此种情况，由于贵族制国家除了君主之外，一些主要的公民也受过教育。
现在统治埃及的帕夏发现他的人民非常愚昧和绝对平等，于是就到欧洲去学统治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君主的个人学识一旦与臣民的愚昧和民主弱点结合，中央集权就将得以无限加强，而君主就会将国家变成他的工厂，将臣民变成工人。
在我看来极端的中央集权最终会让社会失去活力，久而久之，还会令政府自身变得软弱无能。然而我承认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场所，集权的社会力量能够轻易地实现巨大的事业。就战争而言，这一点是绝对真理，由于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能否把全国资源迅速投向规定的目的，之后才取决于资源的多少。所以，人民主要是在战争时期才感到应该而且必须扩充中央政府的特权。因为中央集权是军事天才的强有力的后盾，所以他们都喜欢中央集权，但所有的中央集权天才却都喜欢战争。由于战争将迫使国家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所以，在时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时常遭到危险的民主国家，要想对国家的特权加以扩充而对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予以限制，实施起来就要比在其他一切国家迅速和持久。
我已经说过，人们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自觉地令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能，致使中央政府自认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够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能知道，致使民主国家产生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条件使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得到加强，促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放弃越来越多的权利。
所以，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一个国家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何况革命在将财产从其原所有者手里夺来以后就动摇了人心，导致人们出现了疯狂的仇恨心理，使国家陷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之中。从而，渴望社会安定的心理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公民却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
以上我只讲了几个完全对中央集权有利的偶然原因，但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谈到。
国家元首的出身及爱好是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假如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确切地尊重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便几乎是无限的，并准备把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
跟旧贵族制度依旧保持某些联系的君主进行行政集权，将不比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等方面跟平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开创功业的国王容易和迅速。我并不是想说贵族出身但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国王们不想实行中央集权。在我看来，他们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心跟其他君主一样积极。对他们而言，平等的好处便在于能够中央集权。然而，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公民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只能勉强答应他们的要求。在民主时代有一条规律，即国家元首的贵族特质越少，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一个国家采用贵族制时，君主的天生成见必然跟贵族的完全相同，但贵族社会的内在弊端将会自由发展，并且无药可救。当贵族世家的后代成为民主国家的领袖时，情况便会相反。君主受自己的教育、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总是偏向于身份不平等；但人民却出于社会情况，时刻都在追求平等的民情。此时，公民们往往试图对中央政权进行抑制，把它看做贵族的政权，甚至看做暴虐的政权。他们坚决维护独立，这不仅是由于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决心继续做平等的人。
推翻旧王朝而令新人出任民主国家元首，可能暂时削弱了中央政权。然而，看到革命开始时出现的某些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果断地预言，扩大和保护这个政权的特权将是一个革命的最终的而且也是必然的结果。
第一个且唯一的令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必要条件，便是它要喜爱平等并让人相信他是出自真心。所以，原先非常复杂的专制之术，如今已经简化成一项单一的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