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们习以为常地觉得工业财产是一种特殊财产，不像一般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和保护，从事工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里的一个独立的小阶级，他们的自主权不太受人尊重，君主一不高兴就可以把他们踢开。阅读一下中世纪的法典，看到在那样一个主张个人独立的时代，国王竟不断限制工业，甚至连工业最微小的细节都能管到，你也许会感到吃惊。中央集权在这方面却达到了它所要求的积极和细致程度。
在此之后，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刚刚出现的工业逐步发展并遍布整个欧洲，工业阶级日益扩大并以吸收其他阶级的残余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工业阶级的人数、财富和重要性均大大增加，而且是持续增加。原来与它没有关系的人，也都在某些方面向它靠拢。这个原先被人看做特殊阶级的群体，有改变为主要阶级甚至是改变为唯一阶级的趋势。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习惯并没有改变。这些思想和习惯之所以没有改变，最初是因为它们是陈旧的，后来又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新思想和平时习惯完全合拍。
所以，工业阶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提高而扩大。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它对其他阶级的依赖性并没有减少。恰恰相反，它把专制引进了内部，并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使专制加强。[5]
国家越是工业化，就越需要有便于致富的道路、港口、运河和其他半公用性工程；而国家越是民主化，个人就越难开发这样的工程，但是国家却越是容易进行。坦白说，目前各国政府的显著倾向是垄断这些工程，从而把人民日益限制在非常狭隘的活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和需求的增加，自身消耗的工业品也日益增加。这些工业品均由国家的兵工厂和工厂制造。正是因为这样，每个国王就成了最大的实业家。于是他网罗了一大批工程师、建筑师、技师以及技工为他服务。
他不仅是头号实业家，而且还越来越想主持或者说是控制其他一切产业。
公民们由于日益平等而能力下降，以至于不联合就不能在工业方面有任何作为。但是政府却想把他们的联合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应该承认，被称为合伙组织的这种集体，比单个人强大和可怕得多，但是它们承担的责任却比一个人的时候小。所以，避免它们拥有类似个人相对于政府那样的独立性，好像是合理的。
统治者们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公民联合起来才能对中央政权进行有利的抵制，所以中央政府从来都不喜欢不受控制的结社。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们经常对他们本来很需要的结社怀有恐惧感和嫉妒感，从而有碍于他们保卫结成的社团。这些个人小团体的反抗能力和在人们普遍懦弱散漫之中的长期存在，使公民们感到不安和惊讶，于是不得不认为每个团体自由运用它们的能力是一种危险的特权。
另外，在这个时代所出现的社团，都是一些新式法人。它们出世的时代，个人权力的观念薄弱，国家权力却无限大，而且时代也没有赋予它们以结社的权利。所以，它们出生以后就没有自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有几种社团没有经过国家审查和批准是不能成立的。有些国家正在努力把这套办法推广于所有种类的社团当中。如果成功的话，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一旦统治者拥有按照一定的条件批准社团成立的大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又要求监督和领导的权力，以使社团不违背他所定的规则。这样，国家让申请成立社团的人隶属于自己之后，还要把已经成立社团的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要把现在生活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
各国的统治者就这样慢慢地把工业创造出来的新力量大部分占为己有或作为己用。工业引导我们，他们引导工业。
我过于注重刚才所叙述的一切，所以害怕在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表达出来时反而没有达到目的。
因此，如果读者发现我的论据不充分或不恰当，觉得我对中央政权的集中程度有些夸大，而对个人仍能独立活动的范围说得有些小，我就请读者暂时放下这本书，自己体会一下我已尽力向读者讲述过的东西。让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国内外每日所发生的一切吧，让读者同周围的人讨论吧，让读者自己深思一下吧。如果读者不经过我的引导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无法到达我想引导他去的地方，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
读者会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央集权已经在各个地方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扩大了。不管是战争、革命，还是征服，都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所有的人都为扩大中央集权作出了贡献。在这期间，主持大权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换，他们的思想、利益、感情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想以某种方式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本性就好像是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多种变化中的唯一不动的点。
读者看完世间诸事的详情之后再综合观察一下全景，更会大吃一惊。
一方面，一些原本根基牢固的王朝摇摇欲坠、相继垮台，各国人民以暴力反抗国王的统治，人民破坏或限制他们的首领或君主的权威，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也能感到不安和恐惧，人人都受到逆反精神的鼓舞。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期间，在人民难以驯服的国家里，社会权力却不断扩大它的领域，集权日益严重，胆大妄为，专制趋向日益明显，范围日益扩大；而公民却时刻处在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下，每日都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自主权一点儿一点儿地让给国家，这些刚刚推倒王权和把国王踩在脚下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对新政权的一个小办事员唯命是从。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在进行两个方面迥然相反的革命：一种革命在不断削弱政权，而另一种则继续巩固政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政府从来没有如此软弱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世界的局势时，会发现这两种革命在思想上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路线不同，但最终目的和出发点都相同。
我再次重复我在本书很多地方已经说过的一点：千万不要把平等的事实与让平等融入社会和法制革命相提并论，而人们之所以几乎对一切现象表示惊讶，是因为他们把两者混淆了。
所有欧洲的古老政权，不管是最强大的还是最弱小的，都建立在贵族时代，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代表或是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原则。为了使平等日益扩大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利益在政府中占优势，现代人就得推倒和压制旧的政权。这就要促使现代的人们去进行革命，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不管以什么为目的的革命，都总是具有那种敢于闹事的激情以及热爱独立的激情。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欧洲国家，都是经过财产和人的情况的激变以后或紧接着这种变化，才使得平等发展起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这种变化都会伴随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为非作歹现象，因为这些变化是由那些国内没有教养但却反对教养的人引起的。
因此产生了我刚才提出的那两个背道而驰的倾向。只要民主革命的浪潮还没有退却，那些消灭了敌视民主革命的原有贵族政权的人，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独立精神，并随着平等的彻底胜利而服从这个平等所带来的一切，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化。他们原本希望成为自由的人之后能够实现平等，但是随着平等在自由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他们反而更难拥有自由了。
这两种情况有些时候会同时发生。上一代法国人曾经表明一个民族在反对贵族的权威和藐视国王权力的同时能够在国内建立暴虐的统治，从而向世界传授了在争得自立的同时又抛弃自立的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旧的政权都崩溃了，旧势力正在慢慢被消灭，旧的障碍正在坍塌。这种情况让一些见多识广之士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只关注眼前发生的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革命，觉得人类将由此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再联想到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他们就会更加恐惧了。
至于我，我坦然承认，我并不相信那种好像在激励当代人的自由精神。我也确实看到现代国家都在激烈变动，但我并不觉得它们真正获得了自由，而是担心动摇王位的那些动乱终止以后，统治者们会得到比之前更大的权力。
注释
[1]这种个人在社会面前的日益疲软的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我现在只就关于立遗嘱的问题举例说明一下。在贵族制国家，人们一般都极为尊重死者的遗愿。这在欧洲的一些古老民族中间甚至成为迷信。比如说，社会权利连死者的奇怪要求都不加限制，至少使其中的部分要求生效，保证死者有一种永久的权利。当所有的生者都软弱的时候，就不会太尊重死者的遗愿。人们为死者的遗愿规定了一个极小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宣布它无效或监督其执行。在中世纪，立遗嘱的权利是没有限制的。如今在法国，一个人不能不经国家干预便把其财产分给子女。国家统治了一个人的一生之后，还要控制他生前的最后行动。
[2]随着中央政府职权的扩大，其官员人数也随之增加。这些官员逐渐形成了国中之国，而且分担了维护政府稳定的职责，也就逐渐取代了贵族的地位。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几乎都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让人民害怕官员的现实表现以实现对一部分公民的统治；让公民对官员的未来抱有希望以实现对另一部分公民的统治。
[3]一方面，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所以，人们经由两条不同的途径走向了被奴役。对物质幸福的追求使得他们不得不支持政府和依靠政府。
[4]关于这个问题，在法国存在一种奇怪的诡辩理论。当政府与私人之间出现纠纷时，不允许普通法院法官审理，据说这是为了避免混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因为这样的混淆不能使政府同时拥有审判权和行政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采用更加危险和更加残暴的方法使两者混淆。
[5]我现在列举几个事实来证明。矿藏是工业的自然资源。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矿业的收益变成了人们普遍追逐的对象，而平等造成的财产分散导致矿山的开发难以进行。于是大部分国家便宣布有权占有矿山资源并对开发实施监督。这种情况是其他财产所未有过的。作为工业资源的矿山受到其他动产所受的监督和保护以后，就被政府控制起来。国家负责开发矿山或是将其承包出去，原来的矿山所有人就变成了矿山的使用人，这种使用权是政府给予的。另外，政府还到处要求矿业的领导权。它制定矿业的规章制度，拟定管理方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矿业经营者拒绝服从，行政法院就可以取消他们的使用权，再指定其他的人来经营。可见，政府不仅占有矿山资源，还控制着经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