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崛起，中国到底要以什么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是以“儒商”的姿态冲入世界，还是以建设性的“软实力”融入世界？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崛起，软实力的问题被业界提了出来，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的确从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振动。有一点是肯定的，绝大多数西方人是很愿意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的。不管是在美国、西欧还是其他国家，人们都希望中国人日子越过越好。之所以有的人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威胁，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人生活得更好，而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和软实力方面有些欠缺。现在世界是平的，互相之间除了经济贸易、政治交往以外，甚至很多国家海军、空军也互相交流，国家的距离不像原来那么遥远，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质价值，这样才放心。
那么，中国到底要以什么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中国增强软实力？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一些人就觉得应该输出儒家“以和为贵”、“中庸”的思想，不要“为富不仁”这样的理念，到海外去宣讲，以此提升中国软实力。我个人觉得这并没完全抓住要点。因为大家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透明，也没有足够多的问责，这背后决策的逻辑和程序都拿不准。大家对这样的国家的软实力有担心。另外一方面，增加软实力的办法恰恰不是去向其他国家推中国特色的东西，而是更多地讲大家的共同点。这就像你到一个朋友家里，你不会去讲你跟他多么的不一样，你肯定会讲你跟他多么的一样，因为一般人交朋友的时候共同话题一多，看问题的方式、价值取向一致，一下就成朋友了。如果像新儒学家们讲的，要用中华文化整合世界，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交朋友还是去征服别人？这不但不会增加中国的软实力，不会改善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反而会恶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一些研究文化的人，他们没有很好地去理解各种文化背后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把文化背后的成因搞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最后总是以文化谈文化，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死胡同。所以我觉得一方面，研究文化的人应该走出这个研究怪圈，更多地走出文化领域去了解文化的成因。而一旦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昨天那样了，当初环境产生出来的这个文化、价值观也许就用不着了。
第二个方面，研究文化的人总喜欢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曾经多么辉煌，这些是对的，但不要停留在这些言论上自我陶醉过度，那毕竟是过去。外国人这么说往往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高兴。我觉得这些可以讲，但讲太多了反而成了负担，成了一个阻止我们前进的包袱。
特别是过去一两百年，这个包袱总是扔不掉，过去的辉煌让我们难以客观面对今天和未来。总觉得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大的文明古国，我们应该去拯救世界。所以，听到这些人呼吁以中华文化整合世界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除了不理解文化的成因外，也不一定理解外部世界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以为儒家文化就是最好的，不管人家是否需要这些文化，就向外推。这使我想起“文革”的时候，那时经常学习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的人们，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他们”。当时真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是什么样。这听起来当然让人激动，使命感真的很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现在发现，也许这个话在当时应该反过来讲，中国和印度这些文明古国反而是最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们才是应该被解救的对象。所以，今天再讲这类话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人笑话，不要我们一有点东西就又要去整合世界了。还是先把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吧，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给世界最大的贡献。
其实，偌大的世界里面，中国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年跑过许多国家，走的国家越多，越让我感觉到世界之大。身在中国，往往难以想像除了中国之外世界还会有什么别的更值得一提的地方。走出中国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国外还有国。除了历史悠久之外，中国到底对世界的贡献有多大，有没有跟我们的人口成比例的那么多？
以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成就为例，许多人把功劳完全归结为这两代中国人，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任何一点功劳都不给西方国家。真的是这样吗？第一，如果不是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如果不是民国时期建立的纺织业、制造业以及现代金融体系，如果不是晚清办新学让后来一代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没有那些基础积淀，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国GDP的52%来自工业，那么工业技术又是谁发明创造出来的？为中国提供了 9 500 万劳动就业的制造业从哪里来的？我的意思是，制造业是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人还会讲，中国的电信行业、电力行业、石油行业都非常大，就手机一项一年就销售好几亿部，这些行业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但是电信、电力、石油这些技术从哪里来的？还有电脑与互联网，铁路、公路和空运，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不是中国创造的。所以，客观地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当然主要取决于中国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这些西方的工业与技术，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汽车业、造船业、航空业、电力业、电信业、制造业、石油业、证券金融业等，这些行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传统经济的核心——农业，只占GDP的15%不到。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虚心学习，学习如何更有建设性地进入世界，而不是以“文革”红卫兵的姿态冲入世界，说要去“整合世界”。客观讲，世界过去500年里的“强国”中，从葡萄牙到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再到德国、美国和日本，没有一个是那些常年沉浸在辉煌历史中的“文明古国”，不是希腊，不是埃及，不是印度，为什么呢？“文明古国”的通病是它们抛不开历史自豪感这种包袱，高贵得无法“入世”。中国这回能丢得下这个包袱吗？能客观审视自己的弱点和优势吗？
◎记者：假如说美国的崛起向世界贡献了一套“民主”理念这样的软实力，那么中国崛起的话，这种东西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我觉得，中国今天不一定要先想好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理念，觉得非要把世界升华到另外一个高度不可。现在用不着那么急，因为中国才刚刚发展起来，主动进入世界才28年，中国对世界历史、对世界秩序的了解别说一半，可能更低。所以，在还不完全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应该继续做学徒工，不要觉得是师傅了。
◎记者：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形成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过去曾有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他们，叫儒商，您怎么看待儒商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陈志武：虽然国内有各种关于儒商的论坛，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华商？10个人就有10种说法。很多人会说，儒商指的不是孝道这些东西，而是更强调仁义理智信，不要为富不仁，要以和为贵；不要为了自己多赚1分钱就伤了大家的和气，中庸就可以了。其实，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讲诚信、讲仁、讲义气的话，不管是华商、儒商还是欧洲商人、美国商人，任何国家的商人都会提倡，否则市场交易难以长期进行，这并不是儒商特色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商学院教商业伦理等。
也许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的就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但是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这些正是过去两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因为中庸是要“枪打出头鸟”，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奖励、激励“平庸”，以和为贵是要你放弃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宋朝“四大发明”以后创新总是上不来的原因——我们总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听话，顺从，以和为贵，凡事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来经商的话，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些年好不容易出现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重新压下去。如果没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事事讲关系，强调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动不动就讲法律、讲合同。这种作交易的方式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对于小范围的生意，问题不会太大。但，对于市场范围、交易规模被现代技术大大扩大了的今天，这种方式问题会很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南亚商人、韩国商人做事情当然喜欢讲关系。当年发生危机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强调法治以及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严格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1997年之前，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官商勾结都甚嚣尘上，许多背后交易为危机埋下了种子。换句话说，儒商们做生意的规则，更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法治，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不清不楚，问题积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这种不喜欢正式合约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过三代”。由子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无法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法治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无法分离的，老板是无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像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新一代中国企业人不去学更好的管理学、商学，而要他们去学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