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志武：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做研究，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纯理论研究也让我陶醉，我喜欢数学，有时看到别人做的很漂亮的数理经济模型和数据，也觉得那的确是享受，很想再回头去做。但即便现在的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正在经历的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巨变时代，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做深入研究，有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是生得逢时呀。有许多由中国转型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是在成熟社会里想不到的，我的这些投入会让我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实际上，我感到自己的学术视野已经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
◎记者：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不偏不倚？
陈志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他们的道德情操普遍会很高。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他们给企业或其它单位做咨询、做参谋时，当然应该得到收入，不应该是免费服务，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不过，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在学者公开针对涉及具体公共利益的问题发言时，应该披露是否跟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益关系，有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只要有这种披露，读者和听众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就可大大减轻潜在利益冲突。显然，如果因为有潜在利益冲突就完全不让他们发言，那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人，应该回避跟企业的经济关系，不能收费，包括出席会议发言时，他们不应该收红包之类的东西，他们已经拿着国家经费和工资，更掌握行政权和政策决定权，利益冲突会太大。像国务院下属的智囊机构，不应该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又为企业做咨询，甚至帮助企业游说来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或开会时，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帐的，更不会收红包，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
◎记者：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滥用，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志武：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可能影响不大，所以公共利益的事情不会太多。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不要说官员、学者、业者，就连个人的吃住行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不能只指望道德发挥作用，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允许广泛且不受限制的讨论，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
◎记者：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志武：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在1986年初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今天的成绩恐怕是很有限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志武：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谈论政治，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上。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
但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谈论政治，那恰恰表明那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还太不幸福。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并对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人们当然只好靠谈论政治来索求更好的未来。结果，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幸；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着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用总谈论政治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总那么沉重。—— 我不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关心政治，在目前的状态下的确无法不关心国家大事，也应该关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也能进入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让本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从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关心政治，不必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是专注享受生活，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到那种时候，中国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