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篇是继《始计篇》计“五事”，特别是从“道”的战略高度揭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条件后，进而从用兵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依赖关系阐明只宜“速”，不宜“久”的重要原则。
全篇内容大体分为五部分：
1.指出用兵打仗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在用兵前必须从军队（数量）、武器、车马、粮食等方面做充分准备，不可以轻易用兵。
2.指出用兵出征既有能拓展疆土或保卫领土的有利一面，又有丁壮伤亡、财力消耗的有害一面，故而用兵的重要原则之一便是只宜速战，不可旷日持久，即便机谋稍差，也应速战速决，绝不可依仗机谋高超而持久用兵，以致带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的后患。强调只有深刻了解用兵之害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用兵之利。
3.指出凡是善于用兵的人总是注意两点：一是从战略上讲，不使用兵时间持续很长，要“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以免造成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的局面。二是从策略上讲，重视从敌国补充粮食供给，要“因粮于敌”，以大大减少本国经济实力的消耗。
4.进而提出，不仅要重视从敌国补充粮草，还要重视从敌军那里补充武器和兵员。其办法，一是用物质奖励方法激励士兵奋勇夺取敌军战车，用以武装自己；二是实行优待俘虏政策，使自己的兵员不断得到补充。这样便可越战越胜，越胜越强。
5.结论：“兵贵胜，不贵久”。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35]，革车千乘[36]，带甲十万[37]，千里馈粮[38]，则内外之费[39]，宾客之用[40]，胶漆之材[41]，车甲之奉[42]，日费千金[43]，然后十万之师举矣[44]。
【译文】
孙子说：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是，动用轻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征召将士十万，同时还要千里远道运送粮草，至于国内国外的费用，诸如招待来宾使节，补充修饰器械的胶漆之材，供给各种车辆和盔甲等，有能力每天承担千金之巨的开销，然后，十万大军方可起动。
【原文】
其用战也贵胜[45]，久则钝兵挫锐[46]。攻城则力屈[47]，久暴师则国用不足[48]。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49]，则诸侯乘其弊而起[50]，虽有智者[51]，不能善其后矣[52]。
【译文】
以十万大军出征作战，贵在速胜，战争旷日持久，就会导致士卒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要耗尽兵力，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得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士卒疲惫，锐气挫伤，兵力耗尽，财力枯竭，就会招致其他诸侯国乘机入侵，到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不能处理好用兵以后的事了。
【原文】
故兵闻拙速[53]，未睹巧之久也[54]。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译文】
所以，在用兵上，只听说有指挥拙笨但却要求战争速决的，从未见有指挥灵巧而要求战事旷日持久的。长久地对外用兵而能对国家有利，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所以说，不完全了解用兵之害的人，也就不可能完全了解用兵之利。
【原文】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55]，粮不三载[56]，取用于国[57]，因粮于敌[58]，故军食可足也。
【译文】
善于用兵的人，不再次征兵，也不多次从国内征收军粮。在战争中，他们只从本国取用军用物资，而从敌国筹集粮食，这样，军队的粮食才会够用。
【原文】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59]，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60]，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61]。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62]。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63]，甲胄、矢弩[64]、戟盾、蔽橹[65]，丘牛、大车[66]，十去其六。
【译文】
出师需要远道运输，远道运输消耗人力、财力太多会造成国家贫困。在大军集结的地方，必定会物价上涨，物价贵就会造成国家财力枯竭，国家财力枯竭便要加紧向百姓征收赋役。这样，人力耗尽，财力枯竭，就会使国内十室九空。对百姓来说，他们的负担，将要耗去其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七；对公家来说，它的消耗，诸如车辆的损坏，马匹的疲惫，盔甲、箭弩、戟盾、大橹的补充，以及大牛大车的征调，也要耗去国家财力的十分之六。
【原文】
故智将务食于敌[67]。食敌一钟[68]，当吾二十钟；秆一石[69]，当吾二十石。
【译文】
所以，聪明的将帅总是务求在敌国境内筹集粮草。因为消耗敌国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钟粮食；消耗敌国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草料。
【原文】
故杀敌者，怒也[70]；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71]，赏其先得者[72]，而更其旌旗[73]，车杂而乘之[74]，卒善而养之[75]，是谓胜敌而益强[76]。
【译文】
要使将士们英勇杀敌，便要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士气；要使士卒勇于夺取敌军的物资，便需借助于物质奖励。在车战中，凡夺得敌方战车十辆以上的，应奖赏首先夺取战车的人，并且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本军战车的行列。同时还要善待俘虏，保证他们的生活供给。这样做才能既战胜敌人，又增强自己军队的战斗力。
【原文】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77]，民之司命[78]，国家安危之主也[79]。
【译文】
所以，用兵作战贵在速战速决，而不可旷日持久。所以懂得用兵的将领，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战例】
晋楚城濮之战
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个诸侯国争霸中原的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之初，楚国的实力强于晋国，而且楚国有许多盟国，声势浩大。城濮之战以楚国出兵攻宋，宋成公派人来晋求救为引子展开。但晋国并不靠近宋国，远道救宋，必须经过楚国的盟国曹、卫，形势于晋不利。可是，晋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运用谋略争取了齐、秦两个大国的援助，取得了“伐交”“伐谋”方面的优势，最终击败了楚军，争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城濮之战中晋军的胜利，是《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战胜策”的印证，晋军的取胜，不是胜在实力，而是胜在谋略。
春秋时期，地处江汉之间的楚国日益强盛，它控制了西南和东面的许多小国和部落。在楚文王时期，楚国开始北上向黄河流域发展，攻占了申、息、邓等地，并使蔡国屈服。楚成王时期，齐国崛起，齐桓公称霸中原，楚国难以再向北扩张。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衰落，这时楚国乘势向黄河流域扩展，控制了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小国。公元前638年，楚军在泓水之战中打败了宋襄公，开始向中原发展，期望成就霸业。
正当楚国图谋称霸中原之时，晋国也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太子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史称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实施一些改革措施和外交活动，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早在晋文公刚即位的时候，周襄王的兄弟叔带勾结狄人，周襄王的王位被夺，晋文公及时抓住了这个尊王的好机会，平定了周室的内乱，护送周襄王回到洛邑。周襄王以晋文公勤王有功，便赐以阳樊、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源西北）等地。晋文公遂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管理这一对争霸中原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由于晋文公抓住了“尊王”这块招牌，在诸侯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晋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楚国的不安。楚国急于阻止晋国进一步向南发展，而晋国要想夺取中原霸权，就非同楚国较量不可。因此，晋、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莒、卫两国结盟，几次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宋国因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击败，不甘心对楚国屈服，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实力日增，也就转而投靠晋国。楚国为了保持其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借以制止晋国向南扩张。晋国也正好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这样，晋楚两国的军事交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等多国军队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国的司马公孙固到晋国告急求援。于是晋文公和群臣商量是否出兵及如何救宋。大夫先轸力劝晋文公出兵救宋，他认为，救宋既能够“取威定霸”，又报答了以前晋文公流亡到宋国时，宋君赠送车马的恩惠。但是宋国不靠近晋国，劳师远征救宋，必须经过楚国的盟国曹、卫；而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恐怕难以取胜。晋国的狐偃针对这一情况，建议晋文公先攻曹、卫两国，那时楚国必定移兵相救，那样，宋国的危险便可解除。晋文公采纳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晋国仍认为真正的敌人是楚国，要对付如此强大的敌人，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晋国扩充了军队，任命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军队的将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晋文公于公元前632年一月，将军队集中在晋国和卫国的边境上，借口当年曹共公侮辱过他，要求假道卫国进攻曹国，遭到卫国拒绝。晋文公迅速把军队调回，出其不意地直捣卫境，先后攻占了五鹿及卫都楚丘，占领了整个卫地。晋军接着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占了曹、卫两国，楚军却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救。晋文公感到左右为难了。不出兵救宋吧，宋国国力不支，一定会降楚绝晋；出兵吧，自己兵力单薄，没有必胜的把握，何况直接与楚发生冲突，会背负忘恩负义之名（晋文公当初流亡路过楚国时，楚成王招待他非常周到，不仅留他住了几个月，最后还派人护送他到秦国）。这时，先轸分析了楚与秦、齐两国的矛盾，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国撤兵，晋国则把曹共公扣押起来，把曹、卫的土地赠送给宋国一部分。楚国同曹、卫本是盟国，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这样楚国就会触怒齐、秦，他们就会站在晋国一边，出兵与楚作战。晋文公对此计十分赞赏，马上施行。楚国果然中计，拒绝了秦、齐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听劝解，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的加盟，使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齐、秦与晋联合，形势不利，就令楚军从前线撤退到楚地申，以防秦军出武关袭击它的后方，同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命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子玉对楚成王回避晋军很不满意，他对成王说：“你过去对晋侯那么好，他明明知道曹、卫是楚的盟国，与楚的关系密切，而故意去攻打它，这是看不起你。”楚成王说：“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遇到很多困难，终于能够回国取得君位。他尝尽艰难，充分了解民情，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我们是打不赢他的。”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要求楚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并请求增加兵力。楚成王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不肯给他多增加兵力，只派了少量兵力去增援他。于是，子玉以元帅身份向陈、蔡、许、郑四路诸侯发出命令，相约共同起兵。他的儿子也带了六百家兵相随。子玉自率中军，以陈、蔡二路兵将为右军，许、郑二路兵将为左军，直向晋军扑去。
子玉逼近晋军后，为了寻求决战的借口，派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必须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从宋国撤军。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个将计就计的对策，以曹、卫与楚国绝交为前提，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同时，扣押楚国的使者，以激怒子玉来战。晋文公采纳了他的计策。子玉得知曹、卫叛己，使者又被扣，便恼羞成怒，倚仗着楚国的优势兵力，贸然带兵扑向晋军，寻求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来势凶猛，就命令晋军后撤，以避开其锋芒。有些将领不理解文公的意图，问文公：“没有交手，为什么就后退呢？”文公说：“我以前在楚国的时候曾对楚王说过，如果晋楚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一定退避三舍。我是遵守诺言的。”实际上，晋军“避退三舍”（大概九十里）后，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距离晋国比较近，后勤补给、供应方便，又便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在客观上“避退三舍”也能起到麻痹楚军、争取舆论同情、诱敌深入、激发晋军士气等多重作用，将晋军的不利因素变为了有利因素，为夺取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晋军退到城濮后停了下来。这时，齐、秦、宋各国的军队也陆续到达城濮和晋军会师。晋文公检阅了军队，认为可以与楚军决战。这时，楚军追了九十里也到达城濮，选择了有利的地形扎下营，随后就派使者向晋文公挑战。晋文公很有礼貌地回复子玉说：“晋侯只因不敢忘记楚王的恩惠，所以退避到这里。既然这样仍得不到大夫（指子玉）的谅解，那也只好决战一场了。”于是双方约定了开战的时间。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开始。晋军针对楚军中军强大，左右翼军薄弱的部署特点，和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发起了有针对性的攻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军发起突袭，楚军见了惊慌失措，弃阵逃跑，楚右翼军就这样迅速崩溃了。
晋军同时也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楚左翼军。晋上军主将狐毛在指挥车上故意竖起两面镶有彩带的大旗，非常醒目，远远就可望见。狐毛和许、郑联军一接触，就故意败下阵来。在逃跑时，车的后面拖了很多树枝，树枝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这给在高处观阵的子玉造成了错觉，以为晋军溃不成军了，于是他急令左翼部队奋勇追杀。晋中军元帅先轸等见楚军已被诱至，便指挥中军横击楚军，晋上军主将狐毛回军夹击楚左军。楚左军退路被切断，陷入重围，基本被歼灭。子玉见左右翼两军都已失败，急忙下令收兵，才保住中军，退出战场。城濮之战最终以晋胜楚败而告终。
晋在城濮之战的胜利，首先在于晋国君臣能够准确分析交战之初的客观形势及利弊，制定出先胜弱敌、避免过早与楚正面交锋、争取齐秦二国支持的谋略。随后，在决战之时，晋军敢于先退一步，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此外，晋军“知己知彼”，能根据敌人的作战部署，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敌人的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因而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纵观城濮之战的整个过程，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克敌制胜的上策在于以谋略战胜敌人。
草船借箭
208年，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水陆并进，讨伐东吴。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游说，与东吴结成联军，共同抵抗曹操。曹操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在赤壁和联军隔江相峙。
诸葛亮足智多谋，遭到周瑜的嫉妒，周瑜一直想找借口杀掉诸葛亮。周瑜虚情假意地派人找诸葛亮商议军事。周瑜问诸葛亮，两军水战，最宜用何种兵器。诸葛亮不加思索地答道，大江上两军交锋，以弓箭为先。于是，周瑜就乘机让诸葛亮用十天时间造十万支箭。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十万支箭就是不分昼夜，不停地干，十天也不一定能完成。诸葛亮却认为这很容易，三天就能完成。周瑜心想正好借机会除掉诸葛亮，便要求诸葛亮立了军令状，三天之中造不出十万支箭，诸葛亮受军法处置。
立完军令状的前两天，诸葛亮大摆酒宴，丝毫不见有造箭的迹象。东吴的鲁肃被周瑜派到诸葛亮那里打探虚实。诸葛亮请鲁肃准备几十只船，每只船上都扎满稻草人，同时，还要求船上多备些锣鼓。鲁肃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满口答应了。
第三天，大雾弥漫，江面上什么都看不清。诸葛亮命令士卒用长绳把船连在一起，朝北岸的曹营前进。在靠近时，他命令士兵擂鼓呐喊。由于大雾，曹军看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出战。他们以为是东吴水军前来偷袭，拼命地向东吴船上射箭，霎时间，箭如骤雨。东吴的船逼得越近，他们的箭射得就越急越密。东吴船上的稻草人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等天快亮、雾快散去的时候，诸葛亮才下令返航，等到曹军发现中计已经晚了。
北魏与大夏之战
北魏与大夏统万城之战，发生于我国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我国南方为东晋政权统治，而北方则出现了众多的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建立的独立割据政权。北魏与大夏便是这众多的割据政权中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能够接受汉族的技术与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逐渐强大起来。北魏在将自己的势力向南发展、推进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统一北方。发生于427年的北魏与大夏统万城之战就是北魏为统一北方而发动的。在这次战争中，鲜卑族北魏主拓跋焘对于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面对所要攻打的统万城，作战指挥果断灵活，避免了陷入旷日持久、进退两难的境地，较好地完成了这次攻坚战，推动了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大夏建立于407年。当时，北方已有南燕、后燕、北燕、北凉、北魏、后秦等独立的割据政权。夏主赫连勃勃是匈奴人，在建夏之前，曾经投奔后秦的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鲜卑族），谋得后秦骁骑将军的官职，并被没弈于招为女婿。后来，赫连勃勃以在高平打猎为由，阴谋袭杀了岳父，将其领地及手下并为自己的势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夏。赫连勃勃建立政权后，没有将高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而是以流动袭击的办法蚕食后秦疆土，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不久，东晋刘裕灭了后秦，赫连勃勃趁势占领了后秦岭北镇戍郡，夺取了长安，在较强的军事力量支持下，其统治权得到了巩固与发展，成为北魏的劲敌，阻碍着北魏统一西北地区。
赫连勃勃在其统治得到巩固、疆域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决定将国都定在统万城。413年，赫连勃勃征发岭北胡汉各族人民十万人筑国都统万城。他驱使人们用蒸熟的土筑城，筑成后他用铁锥刺土，如果刺进一寸，就杀掉筑城的人。在他的暴力与高压下，统万城筑成后非常坚固，其“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磨）刀斧”。赫连勃勃妄图以此坚城抵御外族侵略，延续其残暴的统治。
北魏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于386年，那时，后燕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北魏则处于后燕势力的包围之中，北魏通过与后燕的多次艰苦作战，削弱了后燕的势力，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北魏统治者注意军事与生产双管齐下，稳定其统治范围内的农业经济，吸取中原的文化和生产知识，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发展成为一个较强的政权。396年，北魏攻占了后燕重镇晋阳、常山、信都、中山，给后燕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久，后燕灭亡，北魏开始进一步实施其统一北方的计划。始光元年（424年）八月，夏主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争位，互相攻战。次年，赫连昌争取到王位继承权，但大夏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北魏便乘机发动了灭夏之战。
始光三年（426年）九月，北魏主拓跋焘命大将奚斤率兵五万，攻夏之蒲坂，进袭关中、长安；自己亲率骑兵两万出平城，渡黄河袭击统万城。夏主赫连昌率军迎击，战败退回城内固守。魏军分兵四掠，驱牛十余万，掳夏民万余而归，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
这年十二月，北魏军南路奚斤率军夺取了长安。次年正月，赫连昌派其弟赫连定领兵两万南下，企图夺回长安，恢复关中。两军相持在长安附近。魏主拓跋焘乘夏军兵力被牵制在关中的有利时机，决定动用近十万大军再次袭击统万城。五月，拓跋焘率军西进，以三万骑兵为前驱，三万步兵为后继，三万步兵运送攻城器具。北魏军从君子津渡过黄河，至拔邻山筑城修整。原附属于夏的各族游牧民族首领纷纷降于北魏。这时，北魏主拓跋焘改变步、骑兵齐进的原进军计划，决定率轻骑三万以最快的速度直抵统万城，然后诱敌出战，将敌军消灭。对这一决定，拓跋焘部下有所不解。他们认为统万城坚固，敌军必定固守城内，三万骑兵不足以攻破坚城，最好还是等步兵到达后，带上攻城战具，再行进攻。拓跋焘解释说：“用兵攻城，在军事上是下策，是不得已才用的。现在若等步兵、攻具齐备，再去攻城，敌军见我势众，必然据城固守，不敢出战，我军攻城不下，旷日持久，食尽兵疲，外无所掠，反而会形成进退两难之势。因此不如现在以轻骑直抵城下，敌人见我军步兵未到，意必松懈，我再以疲弱示之，诱其出战，必能一举歼敌。再则我军之所以适合采取轻骑决战，以争取速胜，还因为我军远离家乡，又隔黄河，粮草运输困难。以现有的三万骑兵攻城虽不足，而决战则有余。”拓跋焘说服了部队，遂督军前进。
六月，魏军来到统万城。拓跋焘将大部队隐蔽在城北的山丘深谷中，以少数兵力至城下挑战。夏军坚守不与北魏军决战。这时，夏军一将领狄子玉前来投降魏军，并泄露夏军的作战意图：夏主赫连昌已派人调赫连定回援。赫连定认为统万城非常坚固，魏不可能一下攻克，因此他打算于长安战败奚斤后，再回援统万城，到时内外夹击北魏军，将魏军一举歼灭。夏主赫连昌采取了固守待援的方针。
恰巧此时魏军中有一犯罪的士兵出逃至夏军内，告诉夏军说：“魏军粮尽，辎重在后，步兵亦未到，宜速击之。”赫连昌听了此话，深信不疑。于是他亲率步骑三万出城迎战。拓跋焘见敌军出迎，喜不自禁。为诱夏军深入并助长其骄气，魏军向西北方向佯作退却。夏军出城追击北魏军。这时，天气突变，骤然刮起东南大风，飞沙满天，雨随风至，赫连昌之军利于顺风追击，便趁势猛攻魏军，形势对魏军很不利。拓跋焘指挥作战，他除派兵正面迎击敌军外，将骑兵分为左右两队，绕道截断夏军后路，从背后顺风对夏军反突击，将不利变为有利。激战中，拓跋焘身先士卒，虽身中飞箭，仍带伤奋勇杀敌，在魏军的前后夹击、拼死力战下，夏军被杀一万余人，赫连昌来不及回城，率残部逃往上圭。北魏军乘胜攻下统万城。赫连定却没能攻下长安，听说统万城失守，他也退逃至上圭。北魏军取得了统万城不久，便进军上圭，夏国灭亡。
从统万城之战中，我们不难看到，孙子的军事思想不仅是汉族的军事统帅指挥作战、克敌制胜的指导，而且，在受到汉民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区域中，也极受少数民族将领的推崇。我们从统万城之战拓跋焘对于攻打坚城的弊端的认识中，从拓跋焘为尽量避免自己军队屯兵坚城而攻不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做出的决策中，都能够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形。正是因为拓跋焘对于长途奔袭的弊端有所认识，因此在统万城之战中，他采取了诱敌出城的策略，争取了速战速胜，抓住了敌人援军未到的有利时机，以速战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既避免了攻坚战，又避免了受到敌军的内外夹击，可以说是运用孙子兵法（作战篇）指导思想克敌制胜的成功范例。
反观夏军之失败，仅就其军事统帅而言，赫连昌指挥作战的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北魏军第一次越过黄河袭击统万城之后，夏军仍没有注意加强黄河天险一带的战略防御，反而分散兵力屯兵坚城去攻夺长安，使北魏有了发动袭击统万城的机会；在北魏军逼近统万城之时，赫连昌在没有认真分析出城速战对于敌我双方利弊的情况下，临时改变以逸待劳、固守待援的作战计划，轻率出城迎战，结果造成兵败城破，丧师灭国的遗恨，其教训值得后代兵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