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曲折而臃肿的书，但它有许多有用的信息。它的主旨是告诉读者，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每一个时期，人们在读什么书，对它们有怎样的评价。不过，它总是背离这个主旨。
这类调查会让读者关注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十九世纪英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隔绝。在整个十九世纪，除了美国作品和《圣经》之外，似乎没有一本外国作品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另一个事实或许没有那么明显，那就是对于读书的歇斯底里的狂热和对华而不实的作家的过度褒扬——事实上，是书籍的盛大闹剧——在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盛行。在小说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很难相信在读过沃波尔与古尔德[61]的作品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还像我们一样严肃地对待小说。男男女女都像小孩子一样热切地阅读小说。克里米亚的战地医院里，受伤的军官吵着要看夏绿蒂·玛丽·杨格[62]的作品。麦考利[63]读着《董贝父子》时会“撕心裂肺地哭泣”（这是他的原话）。就连最忙碌的人也似乎有时间不仅去阅读小说，还能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里撰写长篇书评。克鲁兹小姐对每一部流行小说都引用了最意想不到的人所写的严肃的长篇书评，从斯温伯恩[64]到格莱斯顿[65]，从弗罗伦斯·南丁格尔[66]到爱德华·菲茨杰拉德[67]。就连女王也有时候会公开谈论小说。而且，那时候的名声要更加持久。那时候没有“他是位天才——曾经是！”你一旦成为伟大作家，那你就一直是伟大作家，至少在你早期的仰慕者们死去之前是这样。事实上，“伟大作家”这个名号是如此牢靠，即使最名不符实的作家如今仍被视为伟大作家。
还有一点，虽然不是很突出，但值得一提，那就是体面的观念的改变。确实，从1840年到1890年是神经过敏的时代——虽然苏迪斯[68]和马里亚特[69]写了一些精彩的下流笑话，但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神经过敏，只是形式不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虽然他们对淫秽内容很害怕，但他们并不惧怕恐怖的描写。那一代人觉得《简·爱》是一本危险的书，却能够接受爱伦坡的《故事集》，《荒凉山庄》中库鲁克的死那一幕几乎不会让读者犯嘀咕。如果《故事集》的初版是在现在的话，或许会引发惊恐的抗议。当然，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体面的观念总是在改变。
这本书的所有趣味都在于它的题材。它的文笔很糟糕，内容胡乱拼凑，而且带有不加选择的热情。克鲁兹小姐对像查尔斯·金斯利[70]和汤姆·休斯[71]那样猥琐的低教会派童子军导师怀有特殊的热情。但是，就算在这一部分里她也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她记录了一句话，漂亮地总结了十九世纪中产阶级新教徒的思想，这句话就是金斯利所说的“亚平宁山脉是‘天主教的亚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