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好奇怪啊，我分明点头了嘛，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而独独只有他能看见呢？她心里很着急，她想我分明没有死，他们怎么会认为我已经死了呢？不行，我不能死，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绝不能让他们把我埋掉。她就使劲地点头啊点头，她要向他们证明她没有死，他们必须让她回到他的身边。
后来她听到他叹气了，他说我从来不掉眼泪，我们死了那么多同志，我都没有落一滴眼泪。
眼泪没有用，只有攥起拳头才有用。可是，今天，我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
她的心里一阵欣喜，她知道，只要他哭出声音来，她就能顺着他的哭声找到返回人间的路。
可是，他没有哭。她的心里真是着急啊，她感觉她至少点了一百次头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看见。这时候她感觉有几双手在她的身上忙乎，他们在拔针头。她明白了，拔了针头他们就该把她送到云舒庄园去了，那里有挖好的墓坑在等着她。她决定采取措施，她没有死，她大声地喊，不，我没有死，我没有死，我要回到他身边！
她听见他果然回答了，他说，同志们，拜托了，人死如灯灭，不要搞特殊，跟其他烈士一样。也不要另外挖墓坑了，那里已经为我准备了两个墓，先给她用一个，让她在那里等着我。
等他？是的。她清楚地记得，他的确说过，要她等着他，再也不分开了。可是，她不能、也不想在墓地里等着他。
她拼命地叫喊，她手舞足蹈，她使劲摇头。可是奇怪得很，没有人理会她了，她身上的最后一个针头就要被拔掉了。
他说，让我来吧，我要最后看她一眼。
她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几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挨过她。倏然，她感觉有一滴清凉的东西落在她的脸上，又一滴，落在她的嘴唇上。他说，再见了，红豆，等着我，以后我会去看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他的步伐是那样坚定，走了，他就不再回头了。
就在这时候，她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激动地喊，首长，她在动，她在动，她的嘴唇在嚅动……
他大踏步地转回来了，惊喜地大喊，是吗，你是说她在动？
是的首长，她在舔那滴眼泪。
补记一九五二年秋天，山花开满了天茱山，空气中散发着桂花馥郁的馨香。
江淮省人民政府省长沈轩辕偕夫人王凌霄在陆安州行政公署独臂专员彭伊枫的陪同下来到了云舒庄园。
这一天是陆安州民族英雄和抗日志士的安魂仪式。独秀峰的山坡上，墓碑如林。
乔乔的遗骸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她当年用过的红军帽和一个抄满了皖西民歌的笔记本，这些遗物被当年川陕根据地沈轩辕的房东秘密地装进了一个陶罐，埋在自家的菜地里，几经周折，送到了江淮省人民政府。
方蕴初老先生的墓地也迁移到独秀峰下，墓碑上镌刻沈轩辕手书的“抗日志士方蕴初先生之墓”字样。向阳的山坡上又重修了许多新墓，霍英山、严楚汉、许成哲、祝道可、林用树、柴仁亭、李广正、赵三元、冯存满、王精森、常相知、田红叶……共有一千六百座，全是在当年同松冈联队决战中牺牲的。
霍英山的墓里存放的是他终身唯一的财富，一件粗呢子酱黄色军大衣。
参加安魂仪式的，除了沈轩辕和彭伊枫以外，还有江淮省统战部部长方索瓦、陆安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方明珠、陆安州政协主席唐春秋和副专员龙文珲……
站在独秀峰上，人们看见了东边那座银光闪烁的石笋，那高高的，耸向蓝天的水晶峰峦。沈轩辕问彭伊枫，看看，它像什么？
彭伊枫说，像一把刺向蓝天的剑。
沈轩辕微微点头，对，那是老天爷赐给陆安州的一把利剑，铸造它的是民心。唐春秋同志你说呢？
唐春秋说，那是一座无字的碑啊！
沈轩辕说，也对。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中，陆安州这块土地上空，不知萦绕多少英魂。
那么，就让它做一块永恒的墓碑吧，天地共存，日月同辉。
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独秀峰上再添几十座新墓。东石笋地区已经被开发出来了，成为国际旅游胜地，大门建在杜家老楼。有一天一位叫岩下敏子的日本女士带着小儿子来到了这里。
她告诉人们，当年她的爷爷就曾经远远地见过这座石笋，就像童话中的宫殿。但爷爷认为那是一场梦，是梦中的幻觉。爷爷希望他的孙女亲自到他的梦境里看看。
岩下敏子对人们说，爷爷做了一个非凡的梦。
同一天，一位叫沈歌的中国女子，带领一个航测小组乘坐直升机，沿东石笋向东，对将近九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进行航测。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划，东石笋以东的原始森林将以云舒庄园为中心，开发为国家森林公园；杜家老楼以南地区，将建造一座大型水库。
航测结果表明，在云舒庄园一带存在一条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地磁负异常带，完全可以作为开发森林公园的一个有利条件。
当直升机在小赤壁一带航拍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忽隐忽现的云带。云带很长很长，幻影一般，断断续续，向西南方向延伸。云带消失的地方，是一片白色和黑色相间的氤氲，下面是一片桂花的海洋，海洋中间有一座黑色的岛屿。
直升机上一位当地官员说，历史上，那里曾经三次作为大战战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也许，那飘忽不定的云带是从地下升腾的某种语言……
写在后面昨天中午，我把书稿正式交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王洪先同志，分手之前，我跟他讲，我的劳动基本结束了，我需要冷静一段时间。下一步做成什么样，就拜托你们了。站在北京冬日寒冷的风中，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请相信一个老编辑的努力。那一瞬间，彼此的眼睛都有一些湿润。
事实上我并没有冷静下来，因为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的确投入了很大的感情。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以抗日为背景的，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写了一群中国人和一群日本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有作品当中最有分量的一部。
我要对我的读者尤其年轻一代的读者说，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的仅仅是精彩的故事；我不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见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和任何一个可以揣测的情节。我不仅仅希望看到你热血沸腾，也不仅仅希望看到你泪流满面。
那么我更希望你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什么呢？
很简单：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那场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从而，了解我们的今天和明天。
按照通常情形，作品出写成后，总是有一些体会的。其实我的创作体会也很简单。我在写鬼子的时候，感觉中我就是鬼子。我在进入到一个鬼子的角色状态后，我是坚定的、凶残的、勇猛的甚至是智慧的。同时，我又为这个角色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和被“皇化”、“军国”、“武士道”文化教育而形成的自卑和自大并存、人性压抑及兽性膨胀的扭曲性格而深深地悲哀。
可以说，在创作过程中，我比较深入地研究过那场战争。我们的敌人因为曾经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而成为兽兵；而我们这个民族则又因为封建文化的大而无当一度又成为夜郎，最终又因积弱积贫的恶性循环而一度成为绵羊。我想，把这个问题看得明白点，我们大约也就知道该怎样同我们的敌人对垒了。我没有把我们的敌人写成一只任人随意啄食的虫子；因此最终战胜了这个敌人的我们，也就没有成为一只鸡。我看到的和写在笔下的敌人是强大的猛虎，因而战胜这只猛虎的民族，至少也应该是一只更加强大的雄狮，尽管这只雄狮曾经沉睡。
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这部小说写的是一段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记忆”。这里的“记忆”并不单纯是往事，而重要的是，通过已成为往事的故事，通过已成为过去时的人物，从那些的确可以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博弈场面里，显微蛰伏在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的、骨骼中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复苏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魂魄；找到中国人的感觉，找到我们曾经有过的足以傲视群雄的威严。把话说大一点，我希望我的读者从中看出浇铸我们民族坚强性格的希望之光。
你看见过开满遍地的八月桂花吗？那在中国的土地上，星星点点而又芳香弥漫的情景，曾经长久地萦绕在我的梦境。它是美丽的，但是，它也是燃烧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沉默，在山野里随风摇曳，逆来顺受。但是，它们的根却在你看不见的土壤内层汲取和积攒着力量，一旦开放，浓香如酒。在我视野里的那个八月，它开放得尤其热烈，燃烧得尤其旺盛。犹如从江淮的土地上一夜之间升起千百万颗金色玲珑的小太阳，璀璨炫目，光芒万丈！
文学的力量有多大？我认为无穷大，而且地久天长。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其精髓可以进入我们的血管，融入我们的血液，坚强我们的骨骼，甚至优化我们的基因！对此我深信不疑。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朋友。在酝酿这部作品之初，我的学兄、安徽省六安市委宣传部长喻廷江同志，就江淮地域文化和抗战背景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常常通话聊至深夜。作品被定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也得益于喻廷江和史红雨、马德俊等家乡师友营造的意境氛围。
初稿完成后，我曾先后送给我的常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脚印同志和《当代》副主编洪清波同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我的朋友侯健飞同志，请他们赐教。他们都对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过精彩的修改建议。尤其是侯健飞同志，早在这部作品动笔之前，就积极地参与讨论了。
但是，这部作品最终没有能够在上述出版社并经由上述朋友之手出版。基本的原因是我必须信守我的承诺，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王洪先同志对于这部作品的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在突如其来的“争稿大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要这部作品，不仅出于需要，更是出于热爱。”这句话使我最终成了他的同盟，感情的天平顿时倾斜。
同时，我也听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凯雄同志对此做出的反应：“要说热爱，我也是真的热爱啊！”潘凯雄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对于他的真诚惋惜，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愧疚。
在此，我向潘凯雄同志、脚印同志、洪清波同志、侯健飞同志表示歉意和敬意。我希望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回报这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