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译文】
凡是一个国家土地面积广阔而君主尊贵的，从来没有不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君主分别爵位等级、制定俸禄标准，就一定要使法制严格而且厉害。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会失去政事的实际功效。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利禄而厌恶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事的实际功效就不应该丧失了。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时不掌握法度而像这样去行善，这种情形一旦出现，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原典】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①。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注释】
①胥：等待。
【译文】
因此，决定国家是治还是乱的道理，应把致力于确定刑罚和奖赏的界限作为最迫切的任务。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法制的，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国家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君主掌握刑罚和奖赏时没有个确定的界限。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君主在实行刑罚和奖赏时没有不确立界限的。然而有的所谓界限，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事实上这并不能称为界限。至于明察的君主所确定的界限，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他统治下的民众尊重法度而不敢触犯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使用刑罚和奖赏而民众就已经尽心尽力做事了。
【原典】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①？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②。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③，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注释】
①微奸：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②规：通“窥”。③尚：通“倘”。
【译文】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关系到治国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务必使民众互相监视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监视呢？大致说来，就是同村的人互相担保、株连受罚而已。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只怕别人犯罪而使自己不能免受惩处。有奸邪想法的人不让他们隐藏起来，这是因为监视的人很多。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发奸邪的人免罪受赏，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那么凡属于奸邪一类的人就都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这是私人告发和担保连坐造成的啊。
【原典】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译文】
最高明的治国原则，是利用法度而不依靠个人的智慧。所以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国家，不根据个人的声誉而用人，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也一定得到很好的治理，这都是因为依靠法度。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军在自己的领土上公然横行霸道，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的原因，这是依靠个人的智慧而没有利用法度的缘故啊。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能攻打别国，是因为利用了法度。所以在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利用法度。
【原典】
凡畸功之循约者难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戮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译文】
大凡那些符合立功条例的不正当的功劳是难以识破的，那些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罚、奖赏的实施往往会被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不正当的功劳，就是奸邪的功劳；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是造成刑赏失误的祸根。依照常理就不能发现奸邪的功劳，只以常情来衡量就难以发现奸邪的根源。这样一来，那么奖赏和刑罚两个方面怎么能不双双出现差错呢？因此，有虚假功劳的人在国内捞取了名声，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力、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凭借空洞无用的道德说教以及对世俗的迎合来取容于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如此一来，在刑罚和奖赏的执行过程中怎么会不包容那种不一致的情况呢？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应有的度量。度量的失误，并不是法度造成的，而是因为法制虽已定却又用了智慧的缘故。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官吏的做法不和职事相当，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于烦乱呢？因此，赏罚混乱，治国之道错误，是由于刑赏的界限不分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