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实创世风雷之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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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有所保留

对此,那天会面时琼达和樊沐野也十分赞同。琼达说:

“顾顺章在被捕后曾交待:‘共产国际代表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

曹龙笙知道,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港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在出事不久前还在上港,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

曹龙笙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樊沐野也说:

“当时同志们都听说,我们在金陵的同志向伍豪报告,有一名同志在汉口被捕,系政治局委员,并负责特务工作。他已经投降,愿意告诉一切,为政府工作……起初我们不相信他有反叛的可能。其后又认为顾某似乎不致和盘托出,所以,全部的时间都在谈话及谣言之中度过,无法决定撤退与否。同志们都知道这种反叛极为可怕,因为他不但知道所有同志的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和牛兰的住处。

那几天人心惶惶,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来,都做着必要防备。然而直到最后,也没见警察来。我们尽可能立刻搬家,但是如果顾顺章全部交待,将地址告诉警察,全得被捕,但结果却没有发生。”

曹龙笙解释说:“也许顾顺章早先也有过和盘托出的想法,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牛兰,而对其他人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我们的领导人,还是有顾虑的。对于交待什么,不交待什么,也是有选择的。因此,他除了供出风雅颂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他最严重的危害只是带着特务人员巡视金陵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是的,他一方面带着特务到香江去诱捕蔡和森,一方面又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琼达也不得其解。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作他的秘书,同时让王国标、李志远和胡洪涛等住在一起,以便监视。”樊沐野似乎很清楚。

“为了提防我们的报复,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容貌大变。”琼达说。

“敌人对顾顺章赞赏有加,称赞他对特务工作确实有自己的精明独到之处,并说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经验丰富,不愧为特工老手。”樊沐野也说。

曹龙笙还知道,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以后被特科红队镇压,顾顺章在平时总是郁郁寡欢。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一个女子,此人便是金陵的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

她在读中学,放学回家,母亲拿了一张顾顺章的照片给她看。张永琴出于好奇,答应和顾顺章见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楼上,顾顺章给张永琴的印象是个子不高的,人长得还算英俊,挺神气的,能说会道。那一年张永琴19岁,顾顺章26岁。他俩交往了仅3个月,张永琴的母亲就督促他们成亲。于是1932年3月8日,顾顺章与张永琴在金陵安乐酒家举行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徐恩曾也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他还代表蒋瑞元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金陵细柳巷41号。这是一幢四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上4间,顾顺章夫妇住一间,顾顺章的老母住一间,他4岁的女儿顾利群和3岁的侄儿顾益群及保姆住半间,后半间是顾顺章用作看书写字的,再有一间是客厅。

这个顾利群,就是伍豪同志从康生手里抢下来的那个小女孩,不然的话她早就被红队一块儿打死了。后来,她被送到乡下顾顺章的老母家。楼下的四间,一间住着秘书王思诚,一间住着胡洪涛、陈文昭夫妇,一间住着中统的保镖林金生,还有一间作饭厅。这幢小楼对外就称作“王公馆”。

顾顺章平时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胡洪涛夫妇,以及一些其他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一块儿回忆一下当年的“光辉事迹”。同时发发牢骚,骂骂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这也为他今后被军统处决埋下了伏笔。

其实,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出斗争漩涡,做一个普通生意人的念头。他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这时,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港??

陈赓的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肯定触动非常大。陈赓大将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忠诚的党员。他曾担任过顾顺章的副手,顾顺章、陈赓以及负责电讯工作的李强是3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人说,李强也曾到金陵见过顾顺章。但曹龙笙却知道,自顾顺章叛变后,李强便转移到了苏联,在苏联莫斯科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学习,一直没回来,似乎没有到金陵去见顾顺章的可能。

李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他和陈赓、顾顺章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同志加兄弟”。陈赓去见顾顺章绝非个人行为,值得曹龙笙深长思之。

而且,曹龙笙注意到:1934年初,顾顺章又搬家了。其实顾顺章在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因保镖林金生出卖,将顾顺章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便由徐恩曾安排搬过一次家,住到了一所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小屋安品街70号。徐恩曾与戴笠,是蒋瑞元的左臂右膀,一个执掌中统,一个执掌军统。但两人之间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水火难容。

徐恩曾的中统逮捕了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自然非常眼红。与此同时,由于手下许多特务对顾顺章的吹捧,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笑眯眯地答应着,心里却非常不快,多次警告顾顺章不准与戴笠私下发生关系。现在顾顺章给戴笠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徐自然非常不满,他还曾当面威胁过顾顺章,说是要枪毙他。顾顺章自然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味道,心里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不问世事。

徐恩曾和他的妻子,中共叛徒费侠几次前去探望顾顺章,顾却拿足了架子,依然称病不起。近半年的时间,他就写了一部书,就是那本《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这部书同样是由他口述,由旁人整理,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很重要的一本理论著作。

琼达说:“到后来,我们都懒得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