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一直生活在所谓“安全屋”里的刘子英在赴大陆定居前，突然给雷夫人宋英女士写了一封“忏悔信”，同时还有一篇长达万字的“辩诬文”。正如本书第二十一章第四节《且说刘子英》中所交待的，在当年“雷震案”审判过程中，刘子英为整个案情的关键所在。刘子英当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提前释放后，据马之骕先生说，刘子英“一直住在‘安全地区’，过着被‘保护’的生活，尽管受世人唾骂，他都能表现得‘无怨无悔’，生活尚称安适” 。自台湾各界发起“雷震案”平反运动之后，这位当年为求自保不惜出卖“主子”（当年刘在狱中，囚犯们对刘的指责语。作者注）的“诬陷者”，终于在良心上有所发现，感到了自己一生的可悲。在给宋英的信中，他这样说：“雷太太，我实在愧对儆公和您了，所以竟致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个人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在“辩诬文”中对自己当年如何扮演“匪谍”的经过，也叙述得一清二楚：“……经过二十多小时的对话，虽疲倦已极，但神志尚属清醒，才将紊乱的思绪整理出摆在面前的不利情势。
……说不定就要昏死当场，看来只有与他们合作且保性命……”马之骕以自己的亲历证实，刘子英当时确实是在出卖良心、但求自保的情况下开始写“自白书”的，“我何以敢作如此肯定呢？因为约在案发前十天左右，雷先生告诉我说，他们（指警总）已作‘抓马’、‘咬雷’的决定了，嘱我在心理上有个准备。所以我在受过三昼夜的疲劳审讯后，使我心力交瘁，实在不想活下去了，只有‘求死’吧，但我死也不能‘咬雷’！这才开始写‘自白书’，也就是和刘子英一样的编‘剧本’，而且自编、自导、自演！还要演得逼真，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悲剧啊！我既有如此的经验，所以才敢肯定地说刘子英的‘忏悔’信和‘辩诬’文，百分之百的真实性”。刘子英的“自白书”迭经补充六次，直至警总满意才完成，成了当局“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聂华苓语）。在很长时间里，宋英、傅正、夏道平、马之骕等人为“雷震案”平反不遗余力，做了大量难以想象的工作。马之骕曾在自己的寓所接受台湾《自由时报》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雷先生本来就是清白的，全世界的舆论都说雷先生是冤枉的，只有台湾少数人说他有罪，是没用的！” 马之骕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出任台湾东华书局总编辑，先后有《中国的婚俗》、《新闻界三老兵》、《雷震与蒋介石》等著作问世。傅正先生后因身患胃癌治疗未果，于1991年5月10日在台北孙逸仙治癌中心医院逝世；宋英女士于2001年1月4日在美国加州去世。之后，雷震子女及社会各方人士担负起了为“雷震案”平反的艰难使命。2001年11月17日，台北市文化局在“二二八纪念馆”举办雷震与《自由中国》文物、图片特展。文化局局长、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女士特邀陈鼓应等人以座谈会方式畅谈雷震的一生。雷震晚年时的这位至友、台大哲学系教授十分推崇雷震的人格风范。陈鼓应在会上说：与雷先生相知相惜的那段时光，是非常有意义的日子，鉴往知来，自己深深感受到了“五四”以来的一种新传统……龙应台在会上宣读了雷震的女儿雷美琳从美国写给陈鼓应的一封信，雷美琳在信中说：我父亲的冤屈，世人皆知。全家人特别感谢陈鼓应先生在父亲的最后岁月里，陪伴着他度过那一段受尽屈辱的日子……李敖在会上作了题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演讲。
他说：自己受雷震先生的影响极深，曾在先生入狱时，前往牢中探视；雷震并非受到美国自由主义之风影响，因为他不是受美式教育的人；他所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积极倡导民主自由及宪政理念，许多轰动一时的文章，都是他“押着”殷海光写出来的；当初蒋介石身边有两派人士，一派深怕国民党政权会丢掉，主张要更极权，雷震则是主张要彻底执行民主制度的另一派人士，甚至想要筹组一个新党，因而在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出事，引发牢狱之灾，正因为如此，彰显他创办了十年又十个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一个百分百言论自由的刊物；雷震的故事，是一段动人的奋斗故事，它告诉我们：人为了真理，必须跟自己那个专制的党翻脸…… 在社会各界压力及雷震家人多次陈情和呼吁下，经过十二年的不懈努力，2002年 9月4日——雷震被捕纪念日这一天，自1949年以来台湾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雷震案”真相大白，这足以告慰九泉之下死也未能瞑目的雷震了。作为政治受难者家属，在几十年苦难岁月中，一路坎坷走来，有着说不尽的辛酸，同时也有莫大的安慰，“一向关心雷案发展的各界人士，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识与不识，皆对父亲及家人表达了尊敬与关切之意”，这是雷震之女在2003年9月出版的《雷震家书》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可见台湾社会对当年“雷震案”所持的一种公正态度。
2002年9月4日，台湾国史馆正式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并举行新书发布暨“雷震案”平反大会。《雷震案史料汇编》的内容除有关当局下令抢救、搜集的雷震狱中手（残）稿之外，还包括“国防部”（特别是警备总部）雷震案相关档案选辑，并拟在今后继续出版第三册。透过这批珍贵史料的出版，有助于相关人士对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民主宪政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亦可使更多的人清晰地了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这件最具代表性案件的来龙去脉，为在今天反思当年威权体制之下统治当局如何以国家机器营造“白色恐怖”的这一历史真相提供了见证。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台湾“国史馆”修纂处服务了将近三十个年的简笙簧先生对此感触最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于右任先生的著名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对《雷震案史料汇编》正式出版下了一个最准确的脚注。
雷震最小的儿子雷天洪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小被人视为“匪谍之子”，父亲入狱时，才十一岁。幼年时让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曾经的好伙伴突然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没人敢再与他们来往，许多同学、亲友视他们如“毒蛇猛兽”，家中电话也受到监听。“在童年时期就失去慈父的教诲，加上背着匪谍之子的冤屈，一路走，尝尽了所有的辛酸苦楚”，后来念书和当兵都受到了种种压力，甚至找不到工作；最后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只好出去发展，到了国外才觉得没有这些压力……雷天洪说自己从小就知道“父亲的伟大”，“如果父亲不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荣华富贵也享受不尽……” 第二天，台湾媒体竞相报道“雷震案”平反，呼吁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进而让历史见光、见日。
《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中认为，这是“民主与威权对待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差异。雷震与《自由中国》的重大意义，不只在历史，更在于精神。而雷震办《自由中国》的核心精神究竟是什么？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来监督权力，更重要的，是坚持讲当政者不爱听的话，逼当政者去正视问题”；因此，“怀念雷震，不只是历史上的意义，更要紧的是看雷震的精神有没有在新时代里承继下来。威权、民主时代可能不同，然而当政者不愿听真话，不愿正视问题的习性却往往是一样的。” 2002年10月24日，大陆媒体《南方周末》率先揭载“1960年雷震案真相” ，2003年2月，大陆知名刊物《老照片》刊出有关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介绍文章 。一时间，雷震及“雷震案”成了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
2003年9月3日，继台湾“国史馆”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之后，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又出版了雷震晚年未竟书《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及《雷震家书》。《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写于1976年之后，其手稿曾由雷震的好友郭雨新带至美国藏匿，直到近年才由雷震与如夫人（向筠）的女儿雷美琳带回台湾完成出版心愿。《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详记“雷震案”之始末，叙述当年雷震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筹组新党时曲折顿挫的内幕，兼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揭示雷震晚年的凄凉心境，字字血泪，句句悲怆，益发显彰一个处于“白色恐怖”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自由与人权一以贯之的信念与实践。该书由台湾传播学者林淇瀁博士审订，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先生提供多年来搜集的珍贵历史图片；《雷震家书》以其温暖而又感人的话语，呈现雷震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以及他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十年牢狱之灾，雷震错过了对其子女成长的无限关爱，更无法为他们指点未来的人生道路，只能透过这一封封深情的千金家书，传递他本人对亲人的关爱与情感，也成了支撑他的一种精神力量。1963年1月4日，雷震在给其子女的一封家书中这样说：
梅儿、洪儿：
……肯尼迪说：“历史是人缔造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无需不断的警惕，及努力不懈，便能实现我们对于一个自由，而各种并存不同的，未来世界的理想，那我们将是傻子。”（看联合报） 这是说，历史是由人们来缔造的。下面接着说，要努力才能造得成功。我们今日百事落后，我们过去致力的方向固有错误，而我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特别来勉励你们两个人。
一封短短的家书，显现出雷震本人对自己历史定位的一种自信。尽管人生际遇和政治生涯多舛多折，胆当年的政治主张，如今多已获得时间的检验，并一一实现。以雷震当年的看法——实现多党政治，是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政治的一种必然与健全的发展。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处于情势激荡之中，必然会产生对于现实走向和最终目标的不同看法与主张。这对于一个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以及追求民主政治的宽大胸襟，在一个形格势禁的非常年代，果敢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其意义显得格外弥足珍贵。正如傅正在雷震逝世的那个深夜里所写下的那样：“现在，你虽然走了，但你并没有失败。我相信，就凭你的生命力所散发出来的火花，便足以照耀千万年千万里而引导千千万万人继续前进！” 马之骕也说，对于雷震当年着力灌溉的民主自由之精神，无论何时怎么看，“甚至从整体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看，都应该立刻为雷震造一座铜像” 。
2003年9月3日，旅居美国的雷美琳女士赴台出席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雷震家书》新书发布会。在会上，她痛忆父亲自1970年出狱，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当局设下了太多的限制，身为雷震与如夫人（向筠）之女的雷美琳，与父亲见面的时间由原本每两星期一次，渐渐减少为一个月一次，甚至曾经长达半年被迫停止见面。无奈之下，雷美琳一家人只好去了美国。这是国民党当局不断逼迫所造成，“不然我们不会离开台湾”。几次从美返台，入境时遭到百般刁难，进行全身搜查，“这是令人难堪的侮辱！”雷美琳说，父亲的冤屈虽在今天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她本人仍有一心愿未了，就是希望将父亲一生所戮力追求的民主宪政、自由民主与人权精神在今天能够发扬光大下去，并藉此历史经验化为实际推动台湾人权的一种动力，希望由社会公正人士成立一个“雷震基金会”，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普及到整个社会中去，以延续“雷震精神”。最后，雷美琳女士要求台湾有关部门，支付新台币一元，作为象征性的精神赔偿，“以便真正挥别旧威权体制的迫害阴霾，让社会能够彻底反省人权与自由的真谛”，说到这里，雷美琳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