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同志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心为民，以身作则，带领全县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团郑州地委副书记等职。
1962年12月，焦裕禄接受组织的安排，调到最困难的河南省兰考县工作，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当时，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候。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全县的工作几乎被发返销粮、贷款和救济棉衣所淹没。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的面貌缺乏信心，焦裕禄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关口来到兰考的。
来到兰考的第二天，他就下乡考察灾情，了解情况去了。他从一个公社走到另一个公社，从一个大队走到另一个大队，一路和同行干部谈论、分析。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对大家说：“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焦裕禄动员县委领导班子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一个改变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在焦裕禄的倡导和领导下被制定出来了，要在三五年内，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焦裕禄深深地懂得，理想和规划不等于现实，要制服三害，必须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取得各种详尽的实际资料。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和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焦裕禄领导的调查队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奔波，终于换来了一整套具体详细的资料，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
焦裕禄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心里装着兰考全县的父老乡亲，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一贯要求严格。在他担任兰考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人提出过一个装修县委和县工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焦裕禄同志知道后，便耐心说服和教育了提出这项计划的同志，使那位同志收回了“建设计划”。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孩子靠一句“焦书记是我爸爸”而无票看了戏，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份禁止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规定。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进行斗争并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了。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也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参加地委召开的会议，坚持骑自行车下乡。1964年3月，焦裕禄的肝病已到严重关头，他躺在病床上，准备写一篇题目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但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得他放下手中的笔。经医生会诊，焦裕禄患的是晚期肝癌，是不治之症。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他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后，他对党组织和兰考人民提出了一个请求：“兰考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患，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患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郑州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的两位领导同志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一年，他才42岁。
焦裕禄为党和人民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为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