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天津解放后，赵以成在亲自感受和目睹了整个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并由衷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时有人劝赵以成夫妇到香港去行医，说到那里普通外科和妇产科、小儿科很吃得开，能名利双收。但赵以成一心想的是如何在国内创办神经外科，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而不是靠行医去发财，因此谢绝了朋友的劝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天津立即组成了以朱宪彝教授为主席的天津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并组织了天津市医务人员抗美援朝医疗队，赵以成也报名参加了以万福恩为队长的医疗大队，负责救治脑外科伤员。在朝鲜战场上，赵以成第一次真正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和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在敌人的炮火下，抢救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当他看到志愿军战士那种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时，他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战场上亲眼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他亲眼看到了被帝国主义飞机炸成废墟的平壤，这一切使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在抗美援朝初期，李克农大将因工作过度疲劳而昏倒，造成脑外伤重度昏迷，生命垂危。周总理亲自急召赵以成抢救，并指示医疗组“一切听赵大夫的......”赵亲自做手术治疗，经过精心护理，李克农大将得以痊愈，从此，俩人成为好友。
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赵以成继朱宪彝之后全然放弃了私人门诊，而到朱宪彝教授创办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任公职。朱宪彝教授不仅是协和的校友，而且是学长。由于他为人忠厚，生活朴素，学习用功，在校时同学们都尊称他为“朱老夫子”，“朱老夫子”非常关心赵以成，赵以成也非常尊重这位学长，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朱宪彝知道赵以成早有创办神经外科的宏愿，因此医学院创办后，于1952年便约赵以成到附属医院来开办脑系科，并任命他为脑系科主任。这个决定使赵以成感到非常兴奋，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了。他心情很激动。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办好脑系科，使之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学机构。
脑系科创办初期，专科医生少，护士也少。但赵以成并未因 此而灰心，而是怀着满腔热情， 一面在工作中耐心讲解指导，一面开办培训班，培训专科医护人员。许多青年医务工作者在赵以成的细心指导帮助下进步很快。在赵以成与脑系科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脑系科很快就初具规模，到1955年，脑系科在治疗脑脓肿方面已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治疗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年秋季的一天，一份建议在北京建立一所临床与科研并举的神经外科机构的报告放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这个建议是谁提出的呢？这事还得从苏联神经外科专家阿鲁秋诺夫来华访问开始说起。阿鲁秋夫来华访问的目的是为帮助中国建立和发展神经外科医学。他到天津参观时，仔细地考察了总医院的脑系科，并与赵以成交流了经验，还一起做了脑外科示范手术。结果这位苏联专家对天津总医院脑系科的工作很满意，并对赵以成倍加赞扬，他表示自己已无须再在中国久留，因为赵以成完全可以创建并发展中国的神经外科。临行前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在北京建立神经外科专门机构的建议。于是，有关部门根据这个建议起草了报告呈送周总理。在经过一番深入地调查后，周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将该机构建在北京同仁医院。同时决定由赵以成来负责筹办。于是赵以成带着王忠诚医生和罗珠泉秘书来到北京，并集中了京、沪等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在北京同仁医院创办了神经外科，由赵以成任科主任。天津总医院的脑外科交给薛庆澄负责。
从那以后，赵以成便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
在这一期间，赵以成在周总理的直接安排下，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部长，下至各级有关人士和战士，多次为严重病患者进行抢救手术。每当对患者治疗前，总理都指示有关人员：“一切听赵大夫的。”而赵以成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是就在赵以成刚刚筹建起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不久，赵以成由于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先是得了输尿管结石症，后来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病，健康情况远不如以前，但是赵以成还硬挺着，坚持往返于京津之间。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关心赵以成的身体，一方面劝赵以成注意休息，另一方面建议赵以成的夫人汪培娟大夫辞去现有工作，专门照顾赵以成的生活起居，同时协助他抄写整理一些医学资料讲稿和发展规划，以便赵以成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汪大夫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辞去了心爱的妇产科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所谓“ 三无”工作，即无职、无权、无钱，专门照顾赵以成，成为他工作、生活上的助手。
赵以成虽然有病，但他所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神经外科。当时虽然天津总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都已有脑系科，但赵以成认为这远远不能满足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还应该建立一所专科医院。于是他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他的建议得到北京市卫生局和同仁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具体帮助下，赵以成不顾病体，不分昼夜，不计休息日地进行筹划，到1958年，一所以神经外科为主的综合性医院终于落成了，实现了赵以成的心愿。因该院地处北京宣武区，因此被命名为宣武医院 。从医院设计到购置设备，里面包含了赵以成多少心血！一年后，又一喜讯传来，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诞生了。该所专门从事神经外科的科研工作。卫生部决定由赵以成来担任宣武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但是赵以成坚辞不就，他表示，工作我可以干，但是这个头衔不能要，就这样推让了两年，最后在卫生部的一再坚持下， 赵以成只好就任。随着神经外科的不断发展壮大，从临床到科研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1960年赵以成在研究所内又设置了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病理、组织培养等研究室，为科研和临床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委托赵以成以中国中华医学会的名义邀请白求恩大夫的老朋友、赵以成的老师、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医学研究所所长潘菲尔德教授和夫人访华，并参加国庆观礼。潘教授欣然接受邀请，来中国进行访问参观。在此期间，潘教授除参加各种游览活动外，还参观了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神经外科成果展示，并在一些学术演讲会上作报告 他曾多次在报告会上称赞赵已成在神经外科方面的成就，并对赵以成的医疗技术给予很高评价，说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潘教授在访问期间，当在天安门上参加国庆观札时，在休息室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指示赵以成要继续为发展加中友好而努力。1964年潘教授邀请赵以成去蒙特利尔接受学位证书，并重访加拿大，但遗憾的是，那时因加中尚未建交，因此赵以成夫妇未能应邀成行。
潘教授访华结束后，赵以成又料理了一些北京的工作，不久便回天津休息。但未到一星期，宣武医院即来电话请他返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赵以成又匆匆返京。一天晚上赵以成回到宿舍后，即感到胃部疼痛，他以为是胃病，便吃了胃药，但半小时后又转为心前区疼痛，并伴有呼吸不畅，汪培娟见状给他服了硝酸甘油后马上就去请医生。医生来时，赵以成已呼吸困难，并出现昏迷。经医生抢救后才缓解，心脏专家黄宛教授说这是心肌梗塞， 需要马上住院。这样赵以成住进了同仁医院。他住院期间，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派人来看望，周总理也派人来探望赵已成，并询问病情。朱宪彝院长曾先后两次从天津来北京看望，并为赵以成制订了治疗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医治，赵以成的病情才有所好转，不久便回天津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