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论者普遍视为惊世骇俗的书，读者却趋之若鹜，代代如此，虽然一度被列为禁书，却证实为影响既广且深的经典作品——这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写照。
《君主论》凭什么名列经典书目？
“经典作品”有个共同的特色：体现时代的风貌，同时又展现超越时代的眼界。就此而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当之无愧：他看透五百年前意大利半岛政治事件的本质，从中辨识出关于人类生活的一些根本通则，他总结出的通则到今天仍然适用。关于马基雅维利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在《论李维罗马史》的中译本修订版序已有介绍，这里只就有“现实政治的《圣经》”之美誉的《君主论》相关背景做个补充。
马基雅维利其人
马基雅维利的生平活脱儿就是运气无常的写照，而“运气”在他那个时代，通常被拟人化为女性——而且是没有定性的女人。这个观念是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反映在他的人生观和政治思想里。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也就是有“高尚”之美誉的罗伦佐·德·美第奇继承父亲遗缺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的那一年。他的家庭虽然不属于统治阶层，却有足够的财力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帕齐家族试图借谋杀手段接收佛罗伦萨的主要党派时，他年纪还小，但也足以知晓掌握统治权的美第奇家族为了对付夺权失败的阴谋分子而采取的报复手段是多么骇人听闻。1494年，也就是高尚的罗伦佐去世两年后，法王查理八世率大军抵达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目睹美第奇家族仓皇逃命。他的成长经历了动荡不安。天主教多明我会的萨沃纳罗拉修士想方设法要引导佛罗伦萨人成为道德挂帅的清教徒，大肆焚书，虽然一度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结果却是自己被送上吊刑台接受火刑。
1498年，清教主义不再构成威胁，美第奇家族亡命异乡，佛罗伦萨实行共和体制，马基雅维利被共和政府延揽进入总理署，开始参与外交事务。1500—1513年间，他数度衔外交使命出国，先后会晤法王路易十二、鲁昂枢机主教、罗马涅的切萨雷·博尔贾、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即陷于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在1494年法国入侵之后更成为各方势力垂涎的对象，那些造成意大利政局动荡的台面人物中，不乏马基雅维利的旧识。要说《君主论》有个主角，那就是占领罗马涅的切萨雷·博尔贾。他在权力场上的起伏，马基雅维利了若指掌。
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政治生涯则深受皮埃罗·索德瑞尼的赏识与提拔。索德瑞尼是萨沃纳罗拉死后成立的共和政权中的实力派人物，在1502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终身执政官。可是，随着美第奇家族在1512年返回佛罗伦萨，共和政权垮台而索德瑞尼失势，马基雅维利也遭到罢黜。他被捕下狱，时间虽不长，酷刑却不能免，能够保住老命或许也可以归因于运气。
浑身政治细胞的马基雅维利，最终被迫归隐田园。在写给弗朗切斯科·韦托瑞的一封信里，他提到那一段“日出耕耘，日落读书”的岁月：
入夜，我回到家，准备窝进书房。在门槛边，我脱下沾满尘土污泥的工作服，穿上大使会穿的衣服。我穿得体体面面，进入作古已久的统治者的宫廷。在那里，我受到热烈的欢迎，只靠我觉得养生而且生来就是要细细品味的粮食维生。我跟他们促膝畅谈，请他们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满怀善意地回答我。转眼间，四个小时过去了，我无忧无虑。所有的牵累全忘到九霄云外。我不再害怕贫穷，死亡也吓不倒我。风风雨雨俱往矣，我安然无恙。
这段文字看似豁达，却透露出马基雅维利对波埃提乌斯《哲学的慰藉》的亲身实践有多么无奈。但是，不管他有多无奈，后人倒是亏了他的无奈岁月才有机会读到他的名山之作。他在1512年动笔写《君主论》，原本打算献给乌比诺公爵，即小罗伦佐·德·美第奇，寄望他的家族能重整意大利破碎的山河，说不定还能让他借此机缘谋得一官半职，哪怕1518年杀青的《论李维罗马史》表明马基雅维利个人偏好的政府形态是共和体制。1521年出版的《战争的艺术》，在《君主论》的读者看来可说是事有必至而理有固然。在纯文学领域，他最有名的作品《曼德拉》，按传统分类属于喜剧，但现代读者可能会说是黑色喜剧，因为剧中呈现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比起《君主论》中的政治关系毫不逊色。
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洗劫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被推翻，美第奇家族再度失势，佛罗伦萨恢复共和体制。同年六月，马基雅维利去世，安葬于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五年后，他英名所系的《君主论》终于出版，却在二十七年后被列为禁书。斯人也，而有斯运也，《君主论》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
前面提到的《曼德拉》这部喜剧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切入点，有助于读者了解《君主论》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曼德拉草是茄科的一种，根部呈叉状，与人形相似，自古被用为催情药，马基雅维利充分利用这样的特性描绘了一幅“人生喜剧图”。老头子娶了个妙龄女郎，盼望传宗接代而不可得。一个年轻人觊觎这少妻的美色，说服老头子让老婆服食曼德拉草即可怀孕。但他警告老头子，曼德拉有剧毒，女人服食以后，第一个跟她性交的男人在一星期内必死无疑。于是老夫同意让少妻先跟伪装成游民的年轻人同床，由他吸收植物的毒性，以保障老头子的生机。妻子良心不安，修士却鼓动簧舌，说：“我们不能够因为怕坏事就把好事给放过。眼前的好处很明显，你能够怀孕，为天主生下子民……凡事要看目的，你的目的是在天堂有一席之地，还有就是满足你的丈夫。”连丈母娘也加入敲边鼓的行列，说“女人没有孩子就没有家”，所以要她听劝。少妻勉为其难同意接纳这个年轻人为小三，以便“顺应天意”达成丈夫的心愿。由于运气的垂顾，结局皆大欢喜：老夫相信传宗接代有望，少妻有机会享受鱼水之欢，满口荒唐言的登徒子如愿以偿，修士赚到外快，丈母娘不必为女儿的后半生操心。马基雅维利挖苦基督教之余，也写出他观察人情世故的实证观点。
对教会不满，却钟情于实证的观点，这正是《君主论》的两根梁柱。
《君主论》其书
在马基雅维利以前，政治和伦理像一对连体婴，纵使在实务上并非如此，学理上却总是一味强调或塑造明君圣王的形象。根据一个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老传统，政治是伦理的一个分支——伦理指的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个体行为，政治则是社会团体或社区组织的成员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马基雅维利断然除魃，成为把伦理和政治这对连体婴分割成功的政治理论家，因此赋予政治研究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这样开始的。他在第十五章写道：“许多作家想象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实际如何生活和应当如何生活这两者有天壤之别。为了研究事情应当怎么做而无视于事情实际上怎么做，这样的人救不了自己，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我这就撇下跟凭空想象的君主有关的话题，只讨论现实世界的君主。”读者不难想象他写下这两段话时登高望远的豪情，要为统治者提供指导原则，也就是便于“按表操课”的实用手册。
登高望远有赖于坚实的立足点。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是根据他从政的经验，着眼于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局势。他观察时局的眼界却有更宽广的背景，那是他阅读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史学著作和《旧约》记载的以色列早期历史所奠定的史识。在他看来，法王查理八世于1494年挥军入侵意大利是影响当时历史最为深远的事件，后来的历史学者也普遍认同他的这个看法。他在第十一章写道：“法王查理入侵意大利以前，这个国家由教皇、威尼斯人、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割据统治。”当然，意大利的分裂局面不是这时候才出现的，而是自从罗马帝国解体就已如此。但是，法国的入侵使得分崩离析的局面益形恶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本脆弱的权力均势瞬间遭到破坏，意大利境内的政客有更大的机会浑水摸鱼。可是他们借机扩大自己版图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既有的领土也可能遭到觊觎者的兼并。结果是，各方势力的合纵连横导致说变就变的一系列结盟关系，后人要想研究那一段历史固然深受其苦，当时的决策人则必定是如坐针毡，要支持谁、要攻击谁、要背叛谁、应该在什么时候决定……走错一步棋就可能全盘皆输。实情如此，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实用手册为主要的考量其实不难理解，因此提供的具体建议完全着眼于统治者如何保护自己的项上头颅和维持进而扩大既有权力。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能抢就抢是生而为人的天性。至于攫取并建立稳固的权力之后可以如何进一步运用权力，这其实超出了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的主要关怀。虽然偶尔有蜻蜓点水，但他一直到最后一章才明白写出自己的愿望。
这样的一本书竟然从意大利流传到世界各国，盛名不辍迄今已五个世纪，这充分说明其内容的实效，至少证明马基雅维利的见解有实用价值。五百年前在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马靴半岛”上发生的事件，跟当今世界息息相关，不独政治领域为然，马基雅维利看透了那些事件的本质，从中辨识出关于人类生活的一些根本原则。
不幸的是，《君主论》盛名满天下的同时也招来满天下的恶名。全书超过五万字，一般人却只记得第十八章第三段关于狐狸和狮子的譬喻，总共不到三百个字，据以为作者盖棺定论，竟使得“Machiavellian”（马基雅维利式）这个词成为“为人或行事善耍心机、不可信任”的意思。甚至早在莎士比亚那年代的英国，这个形容词就被剧作家马洛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拟人化为“马基维”（Machevill），这是把马基雅维利给丑化了的一个角色。马基维在该剧的开场白说出马基雅维利的洞识：“首先是权力造就君主，其次是法律，像德拉古[1]那样用鲜血立法最稳当。”可是在这之前几行，他说：“依我看宗教不过是儿童的玩意儿，世间有的只是无知，哪有什么罪恶。”这就是无中生有了。马基雅维利对于宗教与道德不只是没有敌意，而且是敬重有加。他看到教会腐败与意大利政局动荡息息相关，因此力主政教分离。然而，他强调的其实是在政治场合，宗教与道德基于权宜考量有必要退居幕后。对于宁可乐观看待人性的人来说，他的权宜考量容或难以接受，可是他逼我们正视一个永远回避不了的问题：统治者是否能在成功和道德之间取得妥协？毕竟没有不腐化的权力。
既然政治离不开权力的分配，现实观点又使得人性的本质无所遁形，那么马基雅维利的恶名也的确其来有自。他感到兴趣的是权力的本质以及权力如何获得又如何维持。他“发现”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指出政治是一门艺术，诀窍在于扮演角色，因此“发明”现代政治学，寻求与道德无关的现实主义。现实观点使他得以冷静指陈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这在第十八章中表露无遗：“大家都知道，君主信守诺言而且为人正直不耍诈是多么值得称道的事。然而，环顾当今之世，我们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君主，一个个不把守信当回事，而且善于使用狡猾的手段愚弄世人，就这样征服讲究信实的人。”前面提到切萨雷·博尔贾可以被视为《君主论》的主角，马基雅维利在第七章多次加以赞美，说他是所有的新君主都应该效法的榜样，甚至不惮其烦地说明君主在什么时候不应该守信，偏偏博尔贾其人在生前就是以背信弃义的屠夫而广为人知，却又扎扎实实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恢复了社会秩序。话又说回来，在弱肉强食的权力场域，要求负责维持秩序、保护猴群安全的猴王讲信修睦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在《君主论》第十五章写道“就算是坏事，如果不做会很难维持自己的政权，那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去做，不要担心坏名声招来别人的谴责”，也就不难理解。
尽管如此，一般人对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在某些关键的地方可谓错得离谱，这也是事实。有人提到马基雅维利的作风就想到不坦诚、不按牌理出牌、诡计多端使人无从捉摸，不合实情莫此为甚。不论是多么粗心的读者，翻到《君主论》第八章第三段提及“荣誉”和“豪杰”，以及同章倒数第三段提到民众“最大的利益”，都能看得出马基雅维利用心良苦。甚至在第十八章，说君主“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应该忽视德行，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如何为非作歹”。应强调的是，“必要”这个前提值得我们细心体会。《尚书》有这么一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舜告诫大禹，人心危险难测，道心幽微难明，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实践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能够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世界落实“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的理想境界，当然很好。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实证精神无法一厢情愿地拥抱不切实际的说词或修辞，所以像“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的门面话只好当作“无稽之言勿听”。他在政治史看到的现象根本就是“惟精惟一，保权保命最要紧”。就此而论，所谓“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其实可以是中性而不带价值判断的，如伊恩·塔特索尔讨论人类的演化及其独特性（Becoming Human:Evolution and Human Uniqueness），在述及人猿之别时的用法：“灵长目的智力稳定提高，对个中因素感兴趣的那些学者转而研究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从这种关系学到的智力形容为马基雅维利式智力……研究显示，个体终其一生建立的盟友关系相当重要。盟友意味着政治，无论是何等初步的政治，这就把我们带到马基雅维利的世界。”
即使落实到政治领域，马基雅维利也没有拥护专制——否则他不会使用超过二十二万字的篇幅写出《论李维罗马史》以申论共和政体的优点。就如同前文所引《君主论》第七章的例子，切萨雷·博尔贾在新征服的罗马涅造成的无序状态，他杀人不眨眼，对自己的手下也一样。可是这一切仅止于为了恢复治安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建立秩序之后立即金盆洗手。他的残忍是为苍生黎民着想。这样的结论难免会引人不安。不过，面对真相总胜过把残酷的现实理想化或把客观的陈述妖魔化。
马基雅维利引人不安，这跟他开门见山的笔法和出奇冷静的笔调有关。他习惯举出实证，借以拈出有如格言的通则。格言醒人耳目，却无法应用在具体的情况，而且往往可以找到互相矛盾的另一句格言，却因为听起来有道理而传为口碑。《君主论》就像这样，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断回想马基雅维利生前死后的许多事件（不限于政治领域）在显示他深刻的观察和敏锐的理解。他写的不是什么秘笈宝典，无法保证“照表操课”就能实地见效。第二十五章论运气，说明世事无常，成败不见得能够操之己手。马基雅维利也相信做事贵在适才适性，有时候步步为营占上风，有时候却该当机立断。“三思而后行”没错，“瞻前顾后则寸步难行”也没错。
马基雅维利拈出简单明了的通则，用直截了当的笔触一语道破，个中道理一经解说其实显而易见。使我们感到震惊的倒不是马基雅维利说了些什么，而是我们宁可希望他说的不是真相。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政府的所作所为对老百姓有好处，马基雅维利并不例外，不同之处在于他明白政府通常不得不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用我们熟悉的措词来说，他明白“政府是必要之恶”的必要性。他主张政府必须知道什么时候牺牲是无法避免的，可是他开门见山说得那么理所当然，这太伤感情了，一般人无法坦然接受。使读者不安的是，他把真相赤裸裸摊开来，道理既清楚又简单。举例来说，第三章提到并吞同文同种的领土，说：“征服者要保有成果并不难，被征服者如果不习惯于自治时尤其如此，只要消灭统治他们的王室就够了，其他方面不妨率由旧章。古老的生活方式维持不变，风俗习惯相同的人自会相安无事。”马基雅维利使用不带感情的笔调写出历史上扩充版图或改朝换代的常规，他说出客观的现象，可是没有人会大声张扬那样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只要……就够了”这样的措词，这意味着他反对一视同仁地滥杀无辜。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笔触往往被大而化之的读者忽略。
撇开实用价值不谈，《君主论》在五百年前成书之初其实是满怀理想之作。马基雅维利在最后一章的笔调比较接近传统的跋文，所谈无关乎权力的夺取与维持，而是表达意大利爱国志士共同的理想，呼吁美第奇家族力挽狂澜解救祖国。他的呼吁表面看来似乎把论述的格局缩小了，其实不然：只要政府组织仍然存在于人类社会，只要国家樊篱无法消除，马基雅维利的热情就会产生回响。他在结尾所引佩脱拉克的诗句就足以证明他背负“马基雅维利作风”的恶名并不公平。
无论如何，《君主论》这一本丝毫无愧于“经典”之作的书，其为经典之作的持久价值，与其说是在于书中陈述的政治理论，不如说是在于作者披露或表达观察世界的一个特定方式。马基雅维利使我们了解到采取去道德化的观点所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景象，历代读者如痴如迷同时又惶惶不安，说穿了，无非是他们透过那个观点所看到的景象使然。关于这一部经典的历史地位，这么说就够了：《君主论》反映时代的趋势，如哥白尼探究未知的领域，虽然一个是天文领域，另一个是政治领域；如达·芬奇解剖现实，虽然一个是（基督教观念中）上帝创造的身体，另一个是人类创造的政体。
吕健忠
201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