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场中有句话叫，“廉耻丢尽方可做官”。话虽偏激，但倘若将其放到官场规则中来，就成了真理。为官者不需要自尊，因为在上司眼中，下属的自尊太过于廉价。收起廉价的自尊并不是要人彻底地放弃做人的准则，而是要收起清高，藏起不屑。收藏，为的是有一天卖个好价钱。
多磕头，少说话
在清朝，人们都要下跪。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
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当了官就不愁没有黄金，所以男儿膝下有官位比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得实在，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多磕头，少说话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暝庵杂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但就是靠这，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与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其第二十六回说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见着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召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
曹振镛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乾隆46年（公元1782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就是当时的青年后备干部。嘉庆朝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道光朝他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仕途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曹振镛死时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盛享哀荣，《清史稿》称其“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这是为什呢？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最重要的是他读懂了道光帝。道光帝以“抠门”传世，最经典的是他穿破裤的故事，他的套裤膝盖上磨出一个窟窿仍令人补好继续穿用。曹振镛身为宰辅立即带头效仿，第二天便穿上打补丁的裤子上朝，其他大臣也随之效法，一时满朝文武都风行穿破裤上朝。道光帝见曹爱卿的套裤上也有一个补丁便问：“尔的套裤也打补丁吗？”曹振镛答：“换件新的要费不少银子，故打了个补丁”，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
曹振镛身体力行的“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也成了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1年12月19日《华商报》曾报道成克杰窝案涉及到十余名厅级高官之一的广西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兼主持工作的副厅长褚之田，1995年春节前他到成克杰家登门拜访，进门就扑通一声双腿跪地行了个“跪拜礼”，临走前没忘留下1万元“孝敬钱”。6年后检方查明这位磕头厅长曾先后21次收受黄俊杰等人和单位贿赂，共计人民币54万元，美金3000元，非法所得190万元，另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折合人民币132万元。
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至少表明了一种顺从卑躬的态度，韩信钻街头小流氓的裤裆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勾践尝夫差的粪便是为了夺取他的江山，吴三桂认一个太监做自己的义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裤裆都可以钻，粪便都可以尝，太监可以认作爹，下跪磕头又有何不可呢？置身官场你必须学会装孙子，看上司脸色按上司意志行事，因为单位是上司的，上司就是老板。不仅要多磕头还要少说话，元代有个许名奎写了一本书叫《劝忍百箴》。这位先生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百件该忍之事，开篇第一章就是“言之忍”。他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口三五之门，祸由此来”。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得不说的少说，非说不可的后说。就是说也绝不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信口开合，可以像鲁迅描写过的“今天天气呵呵……”，也可学学梁惠王对着孟老先生“笑而不言”还有齐宣王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政治家风范。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物质的随之而来的精神的种种待遇自然水涨船高，这是古来人们的共识。《官场现形记》里头，举人出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读书方可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当然，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官方的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还是职务背后的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灰色黑色的各种利益。所有这一切只有上司能给你，说到底这本事是上司给的，上司让你有你才能有，上司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在官场上混，是需要功夫的。要想活得滋润就要当官，要当官就须“破相”，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磕头就要不怕难为情。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当官与演戏可有一比，官场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把面具变成脸，在面具上表现喜怒哀乐。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官场上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歇菜、倒霉甚至会掉脑袋。如今磕头不会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磕头的姿势也无需考究研习了，但其作为官场的学问，“磕头”已然成为一种符号和暗示，研究其磕的时机、磕的对象，那么这些磕头的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被标示出来，成为一门学问，成为后人下跪磕头的理论指南。
说完磕头后，我们来看“少说话”，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更不是乱说话，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倘若上司问起你对某事某人的看法，而你恰巧此刻还未能完全猜透上头的心意，那么如何应对呢？就怕你说了东而上司偏偏属意于西，如此必定禄位难保。这时紧急避险的最好办法便是少说话，不说自然就不会错。但是，光不张嘴还不行，因为大是大非面前，你总得拿出一个政治态度来，一个多磕头的顺从动作表示悉听尊便，如此才真正万无一失。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而且达十九年，他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主子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主子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上司的谁不喜欢。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在古代的官场里，小人物能获得上司的赏识是升官的最直接的途径，坊间曾流传《官场二十条行为准则》，其中有三条是：上司的意见不能提；上司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上司身边的人相当于上司。还有所谓《官场八条潜规则》也说：“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在官场混，该当爷时你就当爷，该当孙子时你当爷那就完蛋了。
小人物在官场上不磕头多说话肯定会得罪上司，上司会信手拈来一条理由就可以让你官位不保。慈禧忙做60大寿时，翁同和等大臣上奏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以补充前线军费，慈禧说：“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可见，上司的霸道与蛮横。从古至今，没有磕头就没有官位，这可以说是官场上致理名言。
常跪常拜常捧
摇尾之功是官场小人物的必走之道，但是能摇到位，摇得成功，除了像司马相如，李白之样的才子给上司唱高调外李白那样的才子给上司唱高调外，还要能收起自己的自尊心，对上司常跪、常拜、常捧。
蔡攸本是宋朝的大臣蔡京的儿子，可惜的是这个父亲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一心只放在蔡攸的弟弟蔡绦身上，让蔡绦当了在官，而因此，蔡攸只是京裁造院作监守这样的小官，但是蔡攸自己倒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当时蔡攸每次上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算计好时辰出来，以便正好能和下朝的端王相遇。于是，端王每次下朝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长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少年下马拱手立在一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端王就问左右仆隶，少年是哪家的公子，左右说：“是蔡承旨的儿子”。端王便在心中暗记其人，这位端王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讨好上司不仅是升官的妙方，也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最好计策。成化十五年成化15年（公元1479年）五月5月，西厂掌事太监、特务头子汪直奉旨巡视边防。离京之际，正值春暖花开之时，春气广布，阳光普照，春花卖笑，杨柳献媚，汪直带领大批随从，一路欣赏春景，一路向边地进发。沿途，御史、主事等官员都在路边迎拜马首。
汪直巡边的消息一传开，边地官员闻风而动，各自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张设应供、样样俱全，长达百余里。
汪直来到辽东城郊外，只见旗旗招展，鼓乐喧乐，大红彩绸铺地，文武官员盛装以待，数万军兵列队欢迎，城面浩大，铺排春华，其排场、仪式不亚于迎接圣驾来临。汪直的车舆刚别就见候立城外的官员中走出一人，一下子扑倒在地，以膝代脚，匍匐前行，
爬到汪直的车前，五体投地高声向江直道乏：“大人一路奔波，远道而来，为国辛劳，令人崇敬，小官不才，有失远迎，恳请大人恕罪！”汪直低头一看，是自己的心腹走狗，辽东巡抚陈钺，便失着嗓子说便清着嗓子说：“有劳巡抚大人，快快请起，一同进城”。
进城后，陈钺立即命令军兵摆出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举行盛大宴会为江直接风洗尘举行盛大宴会为汪直接风洗尘。酒席上，陈钺频频敬酒，殷勤布菜，自己顾不得吃喝，还要满口的诺言媚辞还要满口的诺言媚词，奉承讨好汪直，简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恨不得将江直奉若神明恨不得将汪直奉若神明、敬若祖宗。
入夜，陈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要乘夜深人静，再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如何讨好汪直。讨好汪直，不仅因为他是汪直的心腹，还因为他的功名前程乃至身家性命全都系于江直一身还因为他的功名前程乃至身家性命全都系于汪直一身。他深知皇上派汪直巡辽的用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