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官场上，有一位叫翁同龢的老人家，可谓是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翁同龢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所以，先是保荐康有为，后来康有为的思路与他不同，他又后悔了。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梁启超曾对他有过一段评论：“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分析他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狡黠圆滑。
实际上这种圆滑无非是夹着尾巴做官。采取夹尾式的好处很多。其一：夹着尾巴，自然受到的嫉妒诽谤要少很多，人不会趾高气扬，自然就不会得罪太多的人。其二：夹着尾巴采取的守势，所谓“退可守进可功”，藏而不漏是为官的要诀。其三：在上为官者喜欢听话的下属，若事事和他反向而为，早晚会栽在他的手里。
不过，夹着尾巴并非是一日之力可以成功。宋时的邢恕为这个论断做了一个很好的解析，邢恕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曾是宋名相吕公著的幕僚。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那些游说于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年少得志，自然是踌躇满志，有澄清天下之志。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当上了永安主簿。因为自己的文采得到当朝上司吕公著的赏识，就肯请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这个职务虽然很低但多少是中央官府里的一职，所以邢恕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不可一世了。
在宋朝，但凡是个官员就是个才子，邢恕自然更不在话下。他用诗文结交了很多朋友，最著名的当属大诗人王安石的儿子王滂。二人常常在一起喝酒做诗，当然也一起畅谈理想之类，同时还要把当今一些名人批评一翻。也许朋友的友情让邢恕大意了，或者此人根本就是个翘尾巴之徒，某一次，居然当着王滂的面，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