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崛起时，一般多注意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提升，以为只有在经济、军事、科技上居于世界前列就可以万事大吉地强大了。其实不然。最富有的国家，不一定是强国。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按人均GDP来排序，前三位是卢森堡、挪威、卡塔尔，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只排在第9位。卢森堡、挪威、卡塔尔是强国吗？显然不是。军事和科技领先就是强国吗？也不一定。苏联既是军事强国也是科技强国，但最后解体了。
强国的形成过程是一场人民运动，而不是精英运动。只有国民的素质强了，才能成其为强国，暴发户是成不了强国的。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一度没落，即使没落了，世界也不会把他们当做弱国来看待。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德日两国从“二战”结束时开始，经过70年的努力，他们都强在了哪里。
1990年8月，东德和西德统一，恢复为一个国家。由于东德的经济水平低于西德，造成整个德国的经济水平下降，东德成为被救援地区。东德地区的人民不耻于此，经过调整，使经济转入正轨，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西德地区，从而带动整个德国经济的增长。德国用法律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形成了健康的经济发展氛围，让行业均衡发展，并以独立的金融体系，保证了对社会经济的调配作用。德国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让社会得以稳定，国民可以安居乐业。法国《世界报》说：“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今天的职业政治家都尽可能炫耀自己是工会会员。”在德国议会的议员中，工会议员占了很大的比重，对德国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德国，企业职工委员会代表企业全体员工的利益，并每月与雇主对话一次，相互交换情况和意见；企业职工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企业全体职工大会，报告一年的工作情况。根据德国企业法规定，职工可以要求企业有关负责人说明工资的计算方法和构成，对职工的工作作出评价，双方就晋升的条件和可能性进行讨论。企业的职工，在合同有限期间内，除非有严重的犯罪，或在工作时间搞政治活动或恐怖活动，否则职工是不能被解雇的。接受培训，在德国不只是权利，更是一项义务，任何一家工厂企业的工人都接受过各种不同的职业教育，即使农民也必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否则不能当工人或农民。
在日本也是一样的。“二战”以后，日本的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似乎不具备“崛起”的条件，但他崛起了。有人称这是“日本奇迹”，其实不然。日本的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在“二战”前后是一样的，“二战”前可以成为强国，“二战”后也同样可以成为强国。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一般来讲是一个“常数”或称“系数”，而国家崛起靠的是人这一“变量”。日本的崛起是因为他有非常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民族凝聚力让强大的美国都感到头痛万分。美国和日本都是汽车生产大国，日本每年出口大量的汽车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到日本的汽车却屡屡受阻。美国对此非常恼火，于是对日本是否存在保护主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美国非常失望。日本政府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汽车进口的政策和举措，而是日本人民自觉地抵制美国汽车，保护自己的企业。与德国相比，“二战”后，日本军事和工业的起步比德国要晚得多，基础更差，而今天日本的GDP是德国的两倍，由此可以想见日本这个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比德国更胜一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到1990年增长了152倍，以年均近四倍的速度增长，没有一种狂热的举国一致的民族凝聚力作支撑，根本不可能想象。德国人认真，日本人比德国人还要认真。当我们看到日本街道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当我们看到日本人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当我们看到每个日本人如同精准的机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运转有序，毫厘不差，我们就应当相信日本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必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教授曾经在日本遭遇过一次堵车经历：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地在道路的右侧堵成一百多公里的长龙，而道路的左侧则是空荡荡的车道，但没有一辆车在这条无车之道上行驶，而且在这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线上，没有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这一百里之长的车流就这样缓缓地向前挪。对此，房宁说：“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当我们看到德国和日本快速崛起的时候，总是掰着手指头算人家的经济账，细察人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却很少有人去关注人家的国民素质。没有高的国民素质，即使你有世界独霸的经济总量，想做世界强国也是枉然。
§§§第三节忏悔后的德国
上一节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要高素质的国民来作保障。一个国民素质高的国家，其“崛起”只能称之为复兴。德国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让其在世界上背负上恶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名誉和经济实力一样重要，总是背负着恶名，对德国的复兴极其有害。德国要想复兴，就必须要重建自己的形象。
1970年1月25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结束了对捷克、波兰的访问来到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然后以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做惊人之举，他下跪了。在同一天，勃兰特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这些事件在世界传开，得到了人们的称赞。1971年12月20日，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此以后，德国挽回了名誉，回到了世界的怀抱。
冷战结束后，东西德统一为一个国家，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以完整的身躯走向世界。德国在统一后，进行了了政治改革，清除了过去法西斯主义思想，社会秩序稳定，不但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统一，在政治、文化、经济上也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说：
“统一给德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我们能够在德国的土地上，通过全面的和平的奋斗，建立一个民主、人道、自信、团结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统一的德国将如何迈出新的脚步，世人都在拭目以待。
冷战的结束和两德的统一，使德国地缘政治的现实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让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欧洲这个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冲突的前沿阵地，现在变成了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连接的桥梁。德国统一后，立即开始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德国之所以热衷于欧洲一体化，是因为欧洲一体化对德国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国内市场，而是要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通过欧洲一体化，德国可以凭借其强劲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欧洲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促进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其次，德国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动力火车头之一，欧洲一体化可以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从而让德国成为欧盟中的领袖之一。最后，德国通过积极推动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和发展，可以加强德国与东、西欧各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德国需要欧盟，欧盟更需要德国。无论是按照GDP计算，还是按人均GDP计算，德国都是欧盟中最大的市场，这对促进欧洲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德国拥有8300万人口，是欧盟中人口第一大国，在欧盟的民主体制中举足轻重；德国有超过2万亿欧元的GDP，在欧盟的财政预算中贡献最大。
德国位于欧洲中心，环邻九国，并且是通向东欧之门，作为欧盟各国的交汇点，它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
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2005年，在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中以明显多数票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这就足以表明了德国人心之所向。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根据2010年的数据，在德国对外贸易中，其所创造的1340亿欧元外贸顺差，其中86％来自欧盟内部。对此，有人提出“到底德国属于欧洲，还是欧洲属于德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只是因为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量的市场，同时也是因为所有欧盟议题都与德国有着密切联系。
德国在欧洲的强势地位，给了法国很大的压力。2009年底，受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的经济出现了衰退，当经济有所复苏的时候，德国提出紧缩政策，并要求法国也跟上。对德国的这一建议，法国提出相反意见，要求德国停止紧缩政策，以保证经济复苏的持续。面对法国的意见，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即公布了一个旨在4年内节省下810亿欧元的严厉紧缩方案。意见的分歧，使已经和好的德法关系之间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此后这个裂纹开始扩大。欧盟为了防止债务危机再次影响欧洲整体经济，准备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对于这个公约，虽然德法两国都主张对超出赤字标准的成员国进行处罚，但德国提出的处罚过于严厉。德国提出将重债国家暂时性地开除出欧元区，并提出“有序国家破产”的最终措施。对此，法国认为这太过严厉，同时担心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惩罚机制，最终有可能会自食其果，惩罚到自己头上，于是，法国拒绝了这一建议。由此为开端，德法两国开始了相互指责。德国认为法国并不“尊重良好预算的基本规则”，两国间缺少信任；而法国指责德国推行强势。法国的担心不无道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把德国推到了欧盟的驾驶座上，权力的天平开始向德国不断地倾斜。”
虽然德法之间互相指责，但双方并没有在大方向上分道扬镳。这个大方向就是，德法两国对于维护欧盟、欧元的意愿没有改变，都希望欧盟对成员国结构性改革能取得成效，欧盟及欧元能继续保持其生命力。但是，德法的争吵让欧洲人担心。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联名发表文章，再三地强调法德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对欧洲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警告法德，两国之间一旦发生“婚变”，欧盟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从德国向世界作出忏悔后，德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国不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经济地位，而且得到了他想要的政治地位。在过去，德国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自德国忏悔后，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这个“政治侏儒”变成了巨人。法国、波兰、捷克等昔日战场上的对手，放弃了前嫌，不再把现在的德国与过去的纳粹进行联想，并和德国一道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在国际交往上，德国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以后，其外交环境有了巨大变化。由于向世界作出过忏悔，在世界政治上，德国力争屏蔽军事政治，除参加北约外，不再加入任何的国际军事组织，而且坚持自己的军队能不出家门就不出家门。
譬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德国坚决拒绝派遣联邦国防军参战；1992年南联盟内战爆发，德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本应当是很正常的事，但国内舆论对此争论不休，曾一度威胁到当时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团结。但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1999年，德国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参加科索沃战争；之后在阿富汗战争中，德国也被迫参与其中。此后，施罗德在2002年竞选总统时，明确了“两个决不”：一决不参加对伊战争，二决不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使战争合法化的票。后来，德国为了抑制战争，于200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法国和俄罗斯结成反战同盟。
看来德国真的为曾经发动了“二战”而悔恨了。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非军事化、和平的外交政策。基于这种外交理念，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军队只承担本土防御的责任和参加必要的保卫盟国的行动。但是，不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要求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让德国陷入左右为难的矛盾中。首先，德国已经确立了非军事化的外交政策，不论是什么理由，向外派遣军事部队都是与其所坚持的原则相悖。其次，美国和联合国并不是一家人，如果美国和联合国的意见不统一，那么德国就左右为难了。对此，大多数德国人赞同德国可以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应限于非军事领域。
随着联合国要求德国参加维和行动的压力越来越高，德国国内关于德国军队出兵海外是否违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赞同的意见是：德国只要是为了和平目的，就可以执行北约防区外的军事行动。反对意见是：
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德国军队才能参与维和行动。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并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上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大量存在，它的决议往往受到一些大国的影响，甚至根本就是某一大国的意志。如联合国的770、776、836号等决议，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作出的。这些决议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做了很宽泛的解释。为此，《纽约时报》说：华盛顿为了给联合国使用武力寻找理由，轻率地扩大了依宪章第七章“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