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索罗斯又的确参与了“慈善”事业，虽然钱是从别国“抢”来的，资助的对象是精心挑选的，而且还是包含着深刻政治内容的。很多美国金融财团由于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国家，在慈善的名义下，则畅通无阻。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第一家东欧基金会，1987年成立“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后来，他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建立了一系列类似“开放爱沙尼亚基金”之类的基金，这些基金大同小异，基本以鼓吹开放社会，以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化、保护人权等吸引人的思想为幌子，从事和平演变的活动，后来，事实证明了其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所在国家囊括前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地区（不包括统一后的德国），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有一个基金会组织。巴尔干半岛除南联盟外有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其他多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阿塞拜疆、蒙古、南非、非洲南部、危地马拉、海地。1994年整个基金会组织给出的捐资总数为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1996年为3.62亿美元，1997年为4.284亿美元，2000年共捐出5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教育。不过，直接资助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美国金融财团的欲望，培养自己在当地的代言人才是长久之计，而重构当地的教育，是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在匈牙利建立的中欧大学耗费了索罗斯的很多心血。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于1991年成立，总部在布达佩斯，授课一律使用英语，此外，东欧国家的学生不但不必交学费，还能得到奖学金和免费食宿以及在校期间的医疗保险。成绩优异者还可以有机会获得到英国或美国学习一年的奖学金，获得此机会的学生必须签订合同，一年期满保证回国。十几年过去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办学成果显著，已经有很多毕业生在当地进入了决策层，担任要职，如匈牙利总统办公室宪法关系部主任。只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接受了纯正的西式或者说是美式教育后，谁也说不清这些学生在将来的人生路上会代表谁的利益。
其实，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绝对不是索罗斯一个人在战斗，慈善组织在美国多如牛毛，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慈善基金也是不在少数，而在这些华丽身影的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披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曾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原因就在于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和沙龙。
福特基金会就是这样一家对冷战兴趣浓厚，却又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设立之初的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为了“促进社会正义”却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漫长时期，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一度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就是此公。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另外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
除了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之外，另一个鼎鼎大名的慈善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并没有给印度等国家带来什么实际意义，却在事实上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三、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痛的
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始于二战之后的20世纪40～50年代，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西欧，以马歇尔计划成为战后欧洲重建的蓝图。美国这次的慷慨解囊，主要是由于战后初期，欧洲经济基本限于瘫痪，美苏双方都极力争夺欧洲作为势力范围的结果，毕竟欧洲是资本主义（尤其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使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局势稳定，才能做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坍塌，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后来，美国对东亚、东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也展开了经济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和对亚洲的经济援助存在很大的区别。不但数量上无法相比，在意识形态上也有本质差异。欧洲是美国白种人的祖籍故里，欧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美国的传统经济、军事盟友，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属于能够彼此认同的地区，所以在对欧援助上，美国除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诚意的。而美国对亚洲的援助则不但有经济考量，更有政治图谋，援助过程中明显体现了它输出以“自由、民主”为先锋的“自由制度”的思想。亚洲长久以来存在着“儒家文化圈”和“伊斯兰世界”两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而美国则力图通过对外援助这种方式，利用美国强大的“软权力”来重新塑造亚洲，最终使亚洲成为美国经济、文化上的附庸。这一意图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核心问题，而冷战思维也始终制约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过程。从1952～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的经济援助从0.86亿美元增至7.85亿美元，共为78.89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1.26亿美元，赠款为57.63亿美元。1984～1986年，美对以的经济援助每年都保持在7.85亿美元的水平。以色列就像是美国嵌入阿拉伯世界的一颗钉子，通过扶持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进而控制阿拉伯人脚底下的丰富石油资源，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过，以色列这颗钉子实力再强，也改变不了中东地区是阿拉伯传统势力范围的事实，美国仅靠以色列无法实现它在中东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便逐渐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有意靠近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影响力的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美国希望把它们作为支持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通过示范作用，以便赢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从而逐步孤立反美情绪高涨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等，保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最终真正站住阵脚。
这些政策在援助数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0年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法案中，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拨款是9.6亿美元，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拨款是7.35亿美元。在伊战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就曾多次表示，中东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推进民主化进程。美国于2004年初更是提出了一个“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和欧洲将在大中东地区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新的独立媒体，培养“有文化的一代”，提高妇女参与社会能力，释放政治犯，仿照欧洲战后模式建立大中东开发银行，把西方名著译成阿拉伯文等。美国计划到2008年，在这一地区培训出10万名女教师，以组成“文化兵团”。不过，虽然以经济援助作为诱饵，这个计划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委婉”拒绝。
其实，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事情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欠钱的应该对资助人惟命是从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本国特殊利益的手段，一直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除了表示鼓励受援国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实行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以外，还突出了人权、民主、自由化等政治条件，同时重申了对外经济援助与本国利益的特殊关系。
政治和经济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两条主线，一石二鸟从来都是美国金融寡头的如意算盘。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普及自由和民主”，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来为将来与受援国的贸易中受益打下坚实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尽可能在与受援国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援助并不是一帖好药，嗟来之食，并不是那么心安理得就可以享用的，很可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终在经济上沦为美元霸权的牺牲品，而在政治上则成为美国的附庸。当然，不排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在客观上对受援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究其本质，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战略、安全战略的需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元霸权。
战争，乃人类之间最残酷最惊险的角逐，是血与火的较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战争的结果常常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战争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想必超出了一般人对于腥风血雨为特点的战争之想象。没错，正是有这样一类战争，既能杀人于无形，也可挽狂澜于不倒，其运筹帷幄、杀伐决断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传统的战争。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前人的足迹，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汇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