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杂志正处在这骚动的年代里，而有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做我的伙伴，使我真是喜欢60年代的每一刻。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新表现，造成新旋风。
——乔治·路易斯（George Lois），
《蔚蓝诡计》（What's the Big Idea?）
“广告是打破成规的艺术，而非建立定律的科学。”在麦迪逊大道上横行的乔治·路易斯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的创意者对严谨的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式广告的背叛。人们对于20世纪50年代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审美观念已经腻透了，每一个领域都试图在利用“革命”这样的情绪消解沉闷。
克雷·菲尔克与哈罗德·海斯是杂志领域的乔治·路易斯。他们似乎不太理会威廉·肖恩控制下的《纽约客》的高调作风，他们渴望摆脱超然物外的编辑形象，成为烦躁的1960年代各种风潮的参与者与引导者。
菲尔克是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的编辑，在该报破产后，单枪匹马找来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买下周日版，改造成赫赫有名的《纽约》杂志，随后又购买了另类杂志《村声》（The Village Voice），成为纽约地区最重要的文化言论阵地。
而海斯则于1961年以二十四岁的年龄进入《时尚先生》杂志后，将1960年代的一切活动一股脑地塞进了这本男性刊物。除了传统中的靓女、美酒、优秀小说外，《时尚先生》更成为“新新闻”、新型封面设计、嬉皮式报道风格的开创者。假若我们用“使命感”来形容鲁斯的《时代》，用“严肃”来形容威廉·肖恩的《纽约客》，用“厚颜无耻”之于休·海夫纳（Hugh Hefner）的《花花公子》（Playboy），那么对哈罗德·海斯指导下的《时尚先生》，匹配的词语一定是“好玩”。
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新闻学的卡罗·泼斯格鲁（Carol Polsgrove）在访问了五十几个当事人，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之后，写了一本名字冗长却趣味横生的著作——《它并不优雅，但是不是很好玩吗：与哈罗德·海斯的〈时尚先生〉共度六十年代》（It Wasn't Pretty, Folks, But Didn't We Have Fun? : Surviving the 60s with Esquire's Harold Hayes）。乔治·路易斯将海斯形容成马克·吐温式的人物——喜欢穿白西装，常常摇晃着一根长长的雪茄，拥有一双桥牌高手似的眼睛。这位天才编辑，在高中时就创办了一份获奖的学生杂志。
在海斯进入这本杂志前，在创办编辑金里奇（ Arnold Gingrich）的文学志趣的引导下，以男性时尚为宗旨的《时尚先生》杂志曾发表过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名家小说，在文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1960年代丰富而无序的社会风向，却最终让这本老式杂志显得迟钝不堪。
哈罗德·海斯注定是喧闹氛围中的楷模编辑，他生气勃勃、无所不包甚至略显低级的品位，给《时尚先生》杂志带来了与1960年代气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风格。像所有伟大的编辑一样，海斯在人才选择上具有惊人的天赋，并赋予选择对象绝对的自主权。
在广告界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乔治·路易斯成为杂志的封面指导。黑人拳击手、印第安土著居民、尼克松的那张脸，还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坎贝尔汤罐这些1960年代最经典的标志，皆被大胆而夸张地用于《时尚先生》的封面之上。面对“种族主义者”这样的指责，海斯毫不妥协地同路易斯并肩作战。路易斯曾选用惊世骇俗的黑脸圣诞老人作为封面，虽然激怒了广告客户，使《时尚先生》直接损失了七十五万美元的广告费，但海斯多年后仍然坚持说，倘若没有路易斯，《时尚先生》就不是《时尚先生》。1991年，《印刷》（Print）杂志回顾道，乔治·路易斯为《时尚先生》设计的九十二个封面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杂志封面。
1963年，一位名叫汤姆·伍尔夫的年轻人来到杂志求职。海斯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以特制汽车为题写一篇长稿子。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跑到加利福尼亚，花了数周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该交稿的时候，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最后只好用一整夜时间，弄出了一份长达四十九页的意识流式的备忘录交差。结果，这篇稿件的题目被改成《橘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The Kandy-Kolored Tangerine-Flake Streamline Baby）后几乎全文照登。这篇文章开创了影响一时的“新新闻写作”时代，汤姆·伍尔夫及后来《滚石》的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让依靠这种半小说、半报道式风格写作的作者，跻身到了美国当代杰出作家之列。而《时尚先生》则让自己成了新闻业中开风气之先的媒体。在海斯时代，《时尚先生》杂志撰稿人的名单上是一串儿性格怪异、写作标新立异的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杜鲁门·卡波特、詹姆斯·鲍德温、盖伊·泰勒斯（Gay Talese）……
为了寻求创新，海斯派遣一位编辑陪同“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去印度报道。而他自己则飞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为杂志撰稿。1968年，他成功地让另一位“垮掉派”作家威廉·伯罗斯（William Burroughs）为《时尚先生》报道年度美国大选。在伯罗斯发回的杂乱无章的稿件中，《时尚先生》杂志老板金里奇批注道，他只能看得懂第六、七、九、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和三十一段。不过，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他编辑能看懂剩余的段落。在海斯时代，《时尚先生》杂志编辑的野心被无限扩张出来，没抱多少希望的他们甚至要远在法国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为杂志撰写有关“荣誉”的命题文章，结果这位法国英雄还真就同意了。
金里奇代表的董事会利益似乎对于哈罗德·海斯肆无忌惮的编辑风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花样百出的编辑将《时尚先生》变成了1960年代的风向标。尽管汤姆·伍尔夫与威廉·伯罗斯的文章不堪卒读，乔治·路易斯的封面过于夸张，但是它们实在受年轻人的欢迎。1967年，《时尚先生》杂志发行量突破一百万份，赢利三百四十万美元。
1960年代，万事都在探求变革。就像诺曼·梅勒们妄想推翻海明威那套一样，《时尚先生》杂志试图传达出由摇滚乐、学生运动、性混乱构建的60年代美国情境。海斯时代的《时尚先生》仍旧是一本男性杂志，其杰出之处在于它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男性的定义。男性不仅仅关心《时代》报道的全球政治事件、《华乐街日报》的商业新闻，以及《花花公子》中的纵情声色、《GQ杂志》强调的男性服装与香水，当然也不仅仅是在摇滚乐中的狂躁……在海斯看来，一个标准男人要对这些事物全都充满兴趣，他编辑的《时尚先生》杂志正是这纷乱男性世界的综合评介。1960年代的男人喜欢让自己显得有挑衅性，于是海斯让《时尚先生》也表现出一副傲慢的德性，他最试图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文字或者图片的力量，而是试图通过《时尚先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性格与主张。这种姿态比单纯的编辑能力更富吸引力。
到了1973年，喧闹狂欢的1960年代彻底过去了，而哈罗德·海斯似乎也失去了他充满激情与创意的编辑风格，董事会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在拥有发行人与总编辑双重身份的要求被拒绝后，海斯愤然辞职。之后的岁月，他做过电视，短暂地编辑过杂志，于1989年死于脑瘤，终年六十二岁。
时至今日，在提及伟大编辑这样的名单时，哈罗德·海斯毫无愧色地与威廉·肖恩、蒂娜·布朗、格伦沃德、詹恩·温纳比肩而立。就像巴顿将军只适合生存于战争期间一样，哈罗德·海斯的杰出才华只有在混乱的年代才能得以充分表现。这一点，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对1960年代的《时尚先生》杂志的评价：与哈罗德·海斯一起疯狂的日子。
一个笑话有力地证明了海斯性格上的偏执。为《时尚先生》撰写超过四十篇文章的托马斯·摩根（Thomas B. Morgan）曾去找海斯，要求将稿费从一千三百五十美元提高至一千五百美元。但海斯却说，只有诺曼·梅勒的稿费是一千五百美元，而他是该得诺贝尔奖的人。摩根抗议道，《名利场》等杂志都付出了更多的报酬。海斯则一板一眼地回答：“当我死后下葬，在即将被盖上棺材盖的瞬间，我最后一句话仍是，摩根值一千三百五十美元，梅勒值一千五百美元。”
这种强烈的姿态感似乎正印证了哈罗德·海斯的名言。他声称，杰出的编辑并非只是选择优秀的稿件，而是要能传达一种主张。是的，海斯的主张从来都鲜明而坚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标榜主张与激情的60年代能大获全胜，而在接下来相对平庸的七八十年代却步履维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