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弗兰克·卡普拉
深谙好莱坞规则的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也是最早移民美国实现自己梦想的成功者。他生于西西里的巴勒莫，1903年随家移居美国，长在洛杉矶。1921年，弗兰克·卡普拉开始为旧金山一家小公司拍摄只有一本的廉价影片。后来他进入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当学徒，并担任过道具员、剪辑师、助理导演和噱头作者等职务。他的电影生涯始于为哈尔·罗奇和麦克·塞纳特的默片喜剧写作笑料，并从编剧逐步走上导演之位。他协助哈莱·朗东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漂泊者》，随后他们共同拍摄了《健壮的人》和《长裤子》两部影片。其中，《健壮的人》成为当年最佳喜剧影片之一，并为卡普拉赢得了导演第一国家公司的《迈克的爱情》(For the Love of Mike，1927)的机会。虽然这部影片失败了，卡普拉也被第一国家公司解聘，但是他后来提起这部影片时仍然认为这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影片，因为“它让我开始运用思考了”。
1927年后，弗兰克·卡普拉一直采用新颖而又经过精心设计的故事题材。后来他加入哥伦比亚公司，拍摄了一部名为《那么一回事》(That Certain Thing，1928)的影片并大获成功，他以每年至少出品一部优秀影片的速度奠定了自己成为哥伦比亚公司台柱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哥伦比亚公司正是凭借卡普拉为数众多的成功影片才得以发展壮大。虽然弗兰克·卡普拉在评论界声誉起伏很大，但他仍然是“二战”前与约翰·福特和霍华德·霍克斯齐名的杰出导演之一。
1931年的《金发女郎》（Platinum Blonde）是弗兰克·卡普拉导演事业生涯的转折点。紧接着，他执导的《一夜风流》又出乎意料地包揽了奥斯卡五项大奖，成了美国浪漫喜剧类型的样本。这部影片也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跻身于大电影公司的行列，卡普拉也成为大制片厂制度下少数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之一。卡普拉对制作喜剧电影的游刃有余得益于他早年作为笑料编剧的锻炼，他在其中学到的东西使他后来创作那些富有个人风格的成熟之作受益匪浅。他按照哈莱·朗东的个性设计喜剧，他也同样把这种根据个性定制喜剧的方法用在了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贾利·古柏和加里·格兰特的身上。他曾说：“我喜欢打破一切常规。在我心目中，故事情节是不重要的，我感到最有兴趣的是性格刻画。人物一定要真实……给角色找到适当的演员就是为拍好影片这一场战斗取得50%胜利的把握。如果他们不能像孪生儿的性格一样，故事本身就难令人信服了。”
弗兰克·卡普拉更愿意“用一件幽默的小事，使最严峻的戏得以缓解，用一连串戏剧性插曲替代虽然重要但一定会沉闷的段落，以此推动情节发展”。《一夜风流》之后，他陆续推出了《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浮生若梦》和《迪兹先生进城》等几部影片，他把自己擅长的幽默、对美国生活的洞悉和当前大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卡普拉式的喜剧”。他将自己的喜剧风格定位为“小人物”与“体制”这种无形的、非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抗争。卡普拉影片的讽刺意味总是温和的，始终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的情怀，他总是试图调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在《迪兹先生进城》和《浮生若梦》两部影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约翰·福特评价卡普拉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对于那些相信美国梦的人来说，卡普拉就是一个启示”。卡普拉的确在自己的每一部影片中都注入了“美国梦”的理念，这种理念宣称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生活中的梦想，这是一种积极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也是每一个美国人信奉的准则。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直接号召好莱坞电影公司制作电影以支持战事。在“珍珠港事件”和德国宣战之后，弗兰克·卡普拉被政府邀请拍摄一系列宣传影片。拍摄这些影片的目的在于要向美国的军人和水手说明他们的国家为什么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尤其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帮助其他国家抵抗轴心国。卡普拉为此拍摄了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这部影片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其他名片。
弗兰克·卡普拉的导演技巧自成一派，他选取的题材总是充满新意，表现手法又极其严谨。他喜欢纯朴而毫不虚假地表现和强调新鲜事物，进行人物刻画，设置机智精巧的转折，这些特点使其作品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喜爱。他的目的和兴趣刚巧与商业上的目标一致，这也使他能够成为既谙熟好莱坞电影商业规则，同时又不失艺术高水准的少数导演之一。
四、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虽然不像上述导演那样能够游刃有余于各种类型片中，但他在自己钟情的悬念片领域，确实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于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一位蔬菜水果商。希区柯克在耶稣会学校受的教育，攻读工程技术。1920年进入电影界，担任美工。1925年他为德国的一家制片厂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快乐园》（The Pleasure Garden）。《房客》（The Lodger：A Story of the London Fog，1927）这部让他在电影界名声大作的电影，就是开创了希区柯克式电影风格的一个典型样本：一个无辜的主人公，被人阴差阳错地扣上一道罪名，因而连带地被卷入一连串阴谋策划好的圈套中。希区柯克对悬念片孜孜不倦的追求源于他对黑暗的敏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写到，他十分害怕楼梯，总觉得楼梯拐弯处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等着他，他睡觉时从来不关灯，喜欢独处，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地图、列车时刻表、旅行手册，总感觉有遥远的生活在召唤他。他从小就害怕父母、老师、警察，这些权势和规则的代表让他置身于一种惴惴不安的境地，以至于有人说他一生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他之所以拍摄了这么多让人尖叫、恐惧的影片完全是借电影描绘他自己的内心恐惧。弗朗索瓦·特吕弗曾这样评价希区柯克：“他是一个以本能行事的人。在他拍摄的五十部影片中，他展现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经过选择的世界。他脑子里面有着并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幻想、困扰和偏见，但是他成功地把它们转移到银幕上呈现给观众。他拍摄的是一种从生理上在观众身上起作用的影片。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都梦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定义而言，艺术家是个脱离社会的人。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使自己不与社会融为一体。但是，他又必须把自己的独创性施加于人。换句话说，艺术家要在不摒弃他的艺术理想的情况下使自己被社会接受。希区柯克就是最好地解决了与公众交流这一问题的电影导演。”
1934年的《一个知道太多的人》(A Man Who Knew Too Much)是希区柯克的一个人生转折，它不仅令希区柯克在英国的电影生涯进入巅峰时期，该片在美国也取得了极大成功，希区柯克凭借这部影片赢得了国际声誉。1939年，希区柯克受到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的邀请来到好莱坞，拍摄了他在美国的第一部影片——《蝴蝶梦》。该片获得巨大成功，奠定了希区柯克在好莱坞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希区柯克对此并不十分满意，因为这并非是希区柯克影片的一贯风格，也缺乏希区柯克式的幽默感。1941年《深闺疑云》问世，由《蝴蝶梦》女主角琼·芳登主演。该片讲述一位妻子怀疑她的丈夫将在牛奶里下毒谋杀她。片中那个优美而扣人心弦的镜头是男主人公用托盘端着一杯牛奶缓缓走上楼梯，希区柯克给那杯牛奶打了强光，他的别出心裁之处是让聚光灯朝着牛奶而不是杯子照，这样更亮。当男主人公往上走时，观众就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杯牛奶，这正是希区柯克控制观众注意力的方式之一。
“麦克古芬”这个经常被希区柯克本人以及评论家们提及的词，是指影片由一种话题或一个简单的情节意念，生发出悬念和情节。在《三十九级台阶》（The 39 Steps，1935）中，“麦克古芬”即虚构了一个企图盗窃国家机密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无孔不入，始终笼罩着影片的主人公。希区柯克并不关心这个间谍网的背景和具体活动情况，也不为背景做过多无用的阐释，他关心的只是在间谍网笼罩下的主人公的命运。希区柯克曾说：“我的目标是向公众提供有益的震颤。文明变得如此坚不可摧，以至于我们已经丧失了在自己身上出现鸡皮疙瘩的本能权利。消除麻木不仁和复苏我们道德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用人工手段带来震颤，而对我来说，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一部电影。”
观众不仅被希区柯克制造的悬念吸引，也喜欢他的影片所散发出的机智与幽默。就像画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明自己的记号一样，希区柯克喜欢在自己的电影中露上一面也成了他有趣的风格之一。他在英国导演的影片《房客》中，第一次亮相，是坐在编辑部里的一个闲人。在他以后的56部影片中，他都见缝插针地在银幕上亮上一相：《蝴蝶梦》的电话亭旁；《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1954）在墙上的某张小照片里；《西北偏北》一开始他提着大提琴箱子，拼命拍公共汽车的门想要上车；《精神病患者》中他出现在房地产公司；《群鸟》片头他拉着狗走出鸟店。
希区柯克自认为是形式主义者，他在影片拍摄前就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形式结构。他认为没有经过设计的现实是凌乱不堪并且不具有意义的。他说，“我从不依据场景地形，而是依据银幕上的地理需要而设计……我只想该如何像填画布一样，将空白银幕填满，这就是为什么我画分镜以及道具安排的草图给摄影师。”
希区柯克习惯用“交叉跟踪”镜头表现危险，用高角度镜头表现某人处在易受伤害的境地，用不断对切、交替剪辑延宕戏剧的高度紧张感和悬念。这种拍摄方法表现了他对人物的看法，人物通常是处于受威胁的状态，表现了希区柯克对于世界到处充满危险和暴力的认知观念。希区柯克宣称“电影不是表现技巧的舞台，它是一种说故事的方法。美、技术、摄影机的丰富表现力，如果妨碍了故事本身，就得牺牲掉或者使之服从于故事”。也许这是希区柯克从他少有的失败影片《绳索》（Rope，1948）中得到的教训。《绳索》这部影片共十本，每本十分钟，正好是一盒胶片的时长。希区柯克利用巧妙的转场，在没有切换一个镜头的情况下拍完了此片。这种大胆的实验被很多人批判为一种炫技行为。看上去也的确与希区柯克自己的说法有些冲突，但是希区柯克的言论和他的电影一样都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仅凭表面是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