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舆论民主制度的局限性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自由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有系统完整的批判。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质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绝对自由”实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在新闻传媒业的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尤其如此。二是有限论。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一旦触犯资产阶级利益，就会受到国家的制约，也就“不自由”了。
1.舆论民主制度本质上是忠实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特别是新闻媒体都会受到政府、资本以及基于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本国的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呈现出“不自由”的一面。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齐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西方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种力量是大财团。西方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财团、企业所操纵，如果看看NBC、ABC、CNN、CBS背后的大老板，就会发现控制着整个美国媒介体制的是极少数的大公司和少数媒体寡头。这些巨头办媒体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注定了其新闻媒体无论如何无法摆脱资本和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制约。谁拥有媒体，谁就拥有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新闻自由。西方控制新闻媒体的另一力量是政府。以美国为例，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起，就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在随后的200余年中，这个控制舆论的政策从未改变，只是随着白宫主人的变迁因人而异罢了。尼克松总统曾经坦言，现代总统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由于新闻体制的原因，美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新闻发布、信源控制、人际影响等途径影响媒体。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是依存关系，但也有各自的利益，有时又会呈现相互攻击的情况。CNN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报道很客观，连古巴的卡斯特罗也称赞它是最值得信赖的媒体。那时候CNN的老板还没有发家，政府官员也瞧不起他，白宫的媒体席位也没有CNN的位置，所以他要与政府较劲。海湾战争使CNN一举成名，在既得利益后，它很快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2001年下半年，美国著名政治分析家梅克福尔应俄罗斯“正义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之邀，参加了在俄举行的“美俄新闻自由比较”研讨会。期间他发现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人员对美国媒体业盲目崇拜，存在不少误解，梅克福尔将之称为“神话”。为此，他专门撰文认为美国媒体存在“七个神话”：
神话一：美国政府从不试图干预媒体。其实并非如此。美国建国后不久即通过了“反叛乱法”。根据此法，政府有权对被认为是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传媒产品采取必要的措施。美国历史上政府援引此法干预媒体的事例并不鲜见，如尼克松曾力阻五角大楼公布一些对揭开“水门事件”真相很有价值的文件。
神话二：与俄罗斯不同，美国金融寡头并未介入媒体运作。其实并非如此。默多克是新闻集团的老板，特纳是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掌门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更说明问题的是，当今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电视新闻媒体，都是被拥有数百亿资产的大财团所控制和拥有。
神话三：社会上所有政治观点都能在美主流媒体上得到平等反映。并非如此。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美主流媒体上就消失已久了，他最后一次在《纽约时报》“观点版”露面的时间是1996年。
神话四：美国新闻记者在作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政治上不偏不倚。并非如此。许多记者也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根本做不到，而更多的记者根本无意这样做。事实上，美国记者都刻意想凸显自己的“独到见解”，美国媒体则极力希望人们记住它的“特有风格”。新闻集团所属的福克斯电视台以具有“政治保守主义风格”为自豪，这是老板默多克为它定的调。
神话五：美媒体只有赢利才能生存。并非如此。一些在美国社会很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如《纽约人》、《民族》、《新国家》等，已赤字经营几十年，但它们仍能维持下去，因为它们得到了金融寡头的赞助。还有一些知名度非常高的电视和电台节目，如“全国广播公司”的“看世界”节目等，也早就不赢利了，但他们通过向政府和私人基金组织募集资金，仍继续维持着节目的生产。
神话六：赚钱的媒体就是成功的媒体。并非如此。在美国，一些媒体为了赚钱，把经营重点转向制作娱乐休闲节目，而减少了严肃题材如新闻节目的制作量。一些媒体为了节约成本，制作节目时偷工减料，造成产品低质粗糙，缺乏深度。显然，这样的媒体虽然赚钱，但并不成功。
神话七：国家资助的媒体都服务于政府利益。并非如此。美国国家资助的媒体并不直接为政府服务，而是为广义的国家服务。这类媒体的董事会由独立人士和两党人士组成，政府官员不得加入，这样的管理结构保证了媒体可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与政府的干预保持一定距离。
2007年3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操纵新闻的丑闻不断，新闻自由徒有其名。文章说，美国政府为了政治需要，经常炮制假新闻来迷惑国内外民众。美国包括国务院在内的20个联邦机构都在制作和发行这类宣扬政府的视频节目。文章援引《今日美国报》2006年6月22日的报道说，近年来，一些记者因为不愿意透露消息来源而遭到美国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威胁甚至被监禁。两名Rhode Island的电视记者因此被限制行动自由４个月。文章说，旧金山一名联邦检察官曾强迫两名《旧金山纪事报》记者透露其消息来源，在遭拒绝后，两名记者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监禁18个月，另有一名旧金山的自由撰稿人2006年8月因拒绝向陪审团提交其私人录制的有关录像材料而被判藐视法庭罪监禁1年。
2.新闻舆论自由是有条件和相对的自由
西方所谓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全民“普遍权利”的舆论自由，既有悖于自由的本质也不符合具体事实。新闻自由是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而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历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近现代西方各国争取人权斗争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开始就有阶级性的特征，它必然受到阶级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阶级关系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比如，美国虽然标榜自己的新闻自由至高无上，是超阶级的，但“美国之音”在“9·11事件”之后因为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的采访，其电台台长及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职，“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约200多万美元的经费预算也被撤销。
社会主义媒介理论认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宣传活动，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承认报刊是意识形态机构。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强调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和精髓。列宁曾对党性原则做过解释：“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也就是说，报刊的党性就要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站在党的立场上报道和解释重大事件。
资本主义国家则极力否认新闻报道具有宣传性，通过标榜“独立性”或“中立性”来掩盖自己为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传播内容中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民主和自由，制造“幸福生活”印象，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以求增强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心力；二是通过无休止地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和把他们引向娱乐领域的方法，来转移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问题的注意力；三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变形为抽象、暧昧的“我们与他们”、“市民与官僚”，抹杀阶级统治关系，抑制劳动阶级意识的成长；四是以传播通俗文化为名，选择通俗文化中落后的、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内容加以传播。当代美国学者布鲁斯·宾伯认为，“美国的民主更倾向于为那些能更好利用政治信息的人服务。”政治学家班尼特（W·Lance Bennett）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则认为，“目前这一体系更多地被认为是有钱的政客的一种游戏，是他们请了一帮传媒人士玩弄政治阴谋。”班尼特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政治新闻的来源。他认为，新闻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准备好的信息。他引用利昂·西格纳对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研究结果。这份研究表明，这三份报纸实质也是记录政府官员言行的主要报纸。
班尼特认为，导致美国新闻政治倾向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在其中制造新闻。“由于公众在政府执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任务已经转变为利用日益复杂的技术，通过民意调查、形象设计，以及制造新闻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认为，“新闻管理最明显的作用是能够帮助当权者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公共政治议程，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界定足以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内部的“把关人”来实现。他认为，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或模式，“而这样的模式有助于官方把他们的政治信息融入新闻，当然有时会夹杂着一些让官员难堪的攻击信息。”
班尼特还对美国媒体自由的神话得以延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首先是由于媒体自由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尽管在现代社会，媒体自由的含义已经很难界定，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尊崇，因为人们已经把目标崇高化，使之本身具有一种生命力。仿佛没有媒体自由，就没有美国一样。其次，媒体自由对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好处。没有切实的益处，媒体自由、人民自由的神话不可能在美国政治上延续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权力结构的上层获得的好处是实际的权力，是对处于权力下层的人的控制；处于权力下层的人们，是在用实际的权力来换取精神上的保障。对于政治角色来说，对媒体自由的支持不仅有益，而且必要。政治家之所以一方面鼓吹对于这种神话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极力控制信息的流动，原因在于，美国公众不能够容忍他们的领袖缺乏对于民主理想起码是表面上的承诺。对于记者来说，新闻神话的益处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职业可信度。没有对客观或公正报道的公开承诺，记者就不可能在职业地位和政治前途上得到认可。
美国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提出，在美国包括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媒体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作为公共机构的大众传媒，由于政府“鼓励”公司联合与集中，从而导致媒介市场由少数几家大公司主导的局面，追逐利润成为媒介公司的第一法则，媒介公司借助高科技无限放大了媒体的传播功能，它们制作的那些迎合受众的节目大多流于低级趣味缺乏“公共性”，它们将公民“浸泡”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这样，公民既失去了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也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媒体已经变成了反民主的现象：（1）媒体沦落为公民政治权利的“杀手”，而公民权利本不应受像媒体这样的非政治因素的干扰。美国媒体曾经有过保护公民权利、遏制政治腐败的历史，而现在却成了政府腐败的帮凶和社会文化的毁灭者，变成了民主的掘墓人。（2）媒体运用其巨大财力影响决策，从而使“多数统治的原则”蜕变成“少数统治原则”，造成自由民主向极权政治退化。1934年政府出台《通讯法》虽不反对公共广播的存在，但允许广播私有化，实际上肯定了广播商业化发展模式。1996年《电信法》的出笼，允许媒体跨机构、跨行业兼并，世界500强纷纷进入，形成了媒体垄断格局，“对民主来说，这是一剂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