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相当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他接受了西方最好的哲学教育，又接受了中国最典雅的教育（但由于受到他那个时代对宗教的一般看法的影响，他的缺憾便是对宗教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他对哲学做了这样的定义，他说，“哲学是反思的思想，它不提供积极的知识，但是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说，哲学这种反思的思想只以思想观念为对象，以逻辑的宇宙为对象，所以它不会停下来说这是物理学，那是化学，这是经济学，那是法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给我们指明一个确定的知识，所以它不提供positive knowledge，不提供积极的知识；自然法学讲的是自然理性所体现的自然法则，也没有说明什么具体的知识，只是强调它的“正义”精神，而实证法学讲的却是人定的具体法条（legality），所以实证法学也被称为positivelaw。虽然不是“积极的知识”，但它却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李慎之先生在被“钦定”为右派后，看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马上就可以解脱，境界马上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哲学来说——你也可以说是宗教，像“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或者“Judaism”（犹太教），宇宙观、人生观和知识论都具有统一性，既是寻根究底的，也是安身立命的。
佛教有个办法，把这种统一性解释得很好，关于这“三论”的统一用三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即“不净观”。我们可以从“缘起性空”的宇宙论来设计一个例子：如果你想追求一个迷人的异性朋友，但却没有追求到，这对你形成了“求不得”的“烦恼”。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这个迷人的异性一百年以前就是一团游离状态的生命大分子，要用显微镜看才能看到，仅仅因为某种“因缘”，诸如其父母相爱、结婚生育、抚养其成长等因素，才成为目前这个样子；而一百年之后，他或她不过是一堆尸骨，难道你一辈子就追求这样肮脏的东西吗？显然你是不会的。对于求不得的东西，对于佛教而言都是苦。从一个宇宙的观点来认识这一点，你就会反思“这是何苦呢？”有这样的认识，你就觉悟了，就成佛了。从知识论上讲，这是用“不净观”来终止那些使你烦恼的事物，就是“看得开”。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说过“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过去他这样的命题被当做唯心主义来批判。其实，孟子首先说自己有两大特长：“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知言”是知识论的中国表达方式——所以冯先生的知识论就叫《新知言》。“养浩然之气”是人生论的说法，不过它是与宇宙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西方宗教说上帝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也是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统一在一起的。中国人说宇宙论是“通天下一气耳”，“气”是宇宙的基本粒子，相当于现代西方宇宙物理学中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他的人生观则是“养浩然之气”，是说人觉悟到自己的生命构成要素就是宇宙的构成要素，也是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统一在一起。不过，过去我们把这种哲学上的统一性叫做“天人合一”，照冯先生讲是“天地境界”。如果仅从知识论看，我首先要知道我在说什么，用我的言论表达我的思想时，就是“知言”，既然如此，我便不再是一个凡夫俗子，人云亦云，做到这样独立的思想并表达出来，我的精神面貌则为之一变，所以我才能“养浩然之气”。如果再加上“尽心知性以至于命”，我们便可以理解“万物皆备于我”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什么是“反身而诚”呢？什么叫“诚”呢？如果你不知道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宇宙论便不会理解“诚”。它是说，宇宙万物的演化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在那里，无终无息，生命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在六千年前设计出来，然后在末日加以审判的；而是只要宇宙在，天地在，生命就会延续下去，这叫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人能够在生命中理解这一点，用语言表达出来，贯彻于行动，那就是“修辞立其诚”，是“诚心诚意”地待人接物。这种与宇宙论相契合的人生论就是“诚心所至，金石为开”；金石不开，显然是违反宇宙演变逻辑的。宋朝大儒、宰相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说，他跟司马光五年，得了一个“诚”字。司马光又教他，求诚要从不说谎入手。刘安世说，他初以为这很容易，但自己一反省，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之处很多。用了七年工夫，才做到“不妄语”。他说：“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他又说，司马光对他说：“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他还说：“温公（司马光）……因举左右手顾之笑曰：‘只为有这躯壳，故假思以通（疑当做克）之及其成功一也。’”（《元城道护录》，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就是未诚而求诚，人也是宇宙间之物，应该本来是诚的，但只因有个躯壳，有些事是从躯壳发生的，这就是自私，就有个“己”，就要有“欲”。若能克去己私，就可以得到像刘安世所说的那种精神境界。
因为人有个躯壳，不免受其影响，所以人的思想和行动即使不是邪恶的，也难免太过或不及而有不恰当之处。所以我们要反身而诚，去自己的躯壳之“私”，以观照于宇宙生生不息的“公”，这就是“诚”所表达的宇宙人文精神。总之，一个人之所以叫人，是因为他理解了宇宙生养万物的道理，遵循这个宇宙规则与人文精神的“天演”法则，而不“伤天害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这种精神，帝王们并不是不懂，“武则天”这个名字表明她也是懂的，但他们往往不这样做，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所以孟子就用这种宇宙人文精神告诫帝王们：要行仁政王道，而不要伤天害理，不要行违反天地良心的“霸道”，如果一个人把老百姓当草芥，则民可将他视为“寇仇”。所以，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所以，孟子是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自己的人生观，又用自己的人生观来践行世界观。这就是他做“天爵”，做“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家都熟悉他的“大丈夫”的人生志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这样讲的理论依据就是“天赋性命”的宇宙观，一如西方“天赋人权”的宗教宇宙观。其实《中庸》也讲到这个问题。《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就是说，哲学家讲的那个宇宙人生的道理，表面上并看不见，但实质上却存在于宇宙万物的生命里面，是冥冥中的一种永恒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爱因斯坦所信奉的那种自然神性，中国人将之表述为“从无极而至太极之道”，在宇宙中凡存在物必有其存在的道理，关键在于我们要动脑筋认识这一点。如我们随便找一对夫妇，参照着宇宙的自然道理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他们也没有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把极小的道理推广到至大至高之理，即使是圣人也不是说无所不知。这都是从宇宙观、人生观和知识论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的精神是关乎天人的，“天地之道”可始于夫妇，在最平常的事情里面体会人生的崇高意义，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则可以把宇宙论、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统一归结为四个不同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好叫做宇宙境界）。当一个人达到天地境界，就如冯先生所说，他已经觉解到自己是宇宙中一分子。所以，李慎之先生才说：“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里面，没有必要从外面去找，也不可能由“先知”把这个外在的宇宙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人伦日用，担水砍柴，都有宇宙人生的终极道理在里面。这就是“每况愈下”，越是简单、琐细的事物，越能帮助我们切身感受宇宙的勃勃生机和普遍道理。所谓“梅况高士，竹况幽人”，从喜欢自然界中梅花的人那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赏花人品性的高雅；从喜欢竹子的人那里可以感觉到他性情的幽静。这些都是自然物启示出的中国人文精神。所以，中国哲学的精神揭示出来的道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养自己的浩然之气”，都可以“替天行道”，都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西方文化中那种“道成肉身”止于耶稣一人的情况相比，中国哲学既为中国人提供了西方哲学的那种知性精神，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西方宗教的那种信仰动力。所以说，“究天人之际”的知识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以及“天地境界”的人生哲学，都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哲学那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和谐互摄的精神。
谢谢诸位！
（演讲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艾尔文尼亚大学教授，德国波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