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古人讲“文如其人”，放在今天看，意思似乎并不成立。现在一般觉得，文和人是有区别的，甚至有很大区别。人是人，文是文，以文揣人，十之八九行不通。既然如此，古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且被普遍接受，相传了千百年？大约是因为环境。古人生活环境简单，社会化程度跟今天比，很低很低，如果抱定了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或许一辈子也不受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人和文达成一致或保持统一，不仅不难，且很自然。
在现代，事情就全然不是这样了。
拿到历史上比较，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一致特点是变化大。写《十批判书》的郭沫若，跟写《李白与杜甫》的郭沫若，很多方面对不上号。《王昭君》与《雷雨》居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让人看不出渊源。从《寒夜》到《团圆》（影片《英雄儿女》的小说母本），似乎有两个巴金。不单他们，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逐渐边缘化的作家，也变得判若两人。像沈从文，现在大家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打压，改行做了别的，反而使一生的创作面貌侥幸保持了完整性，不那样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但实际上，他也曾努力过，想要“洗心革面”。1958年“大跃进”时，他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费了很大的劲”写了一篇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几十年后其子沈虎雏编全集时，为之犯难，因为“平心而论，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
还有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中，那样光彩夺目、才气逼人，可是50年代初写的《反动派一团糟》、《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青年机务队》、《朱桂花的故事》一批作品，当时对它们的批判固然全无道理，可单论水准，实在也不让人佩服，已经配不上“路翎”两个字；及至晚年，出狱及平反后所写《野鸭洼》、《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等六部长篇、三百万字，简直只是对“路翎”这名字的嘲弄了。言至此，不免想到20世纪我们文学上的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这是很多人悬在心头、最为好奇的疑问。据说，毛泽东1957年春天在上海有过解答，几年前黄宗英以聆听者身份作过证。不过，揆以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中的实际，恐怕并不只有那么一种可能。
这里，单表一人：老舍。说起老舍先生，20世纪的顶级作家除了鲁迅，大概没有人比他在普通读者中间影响更大。照理说，大家应该对他很熟悉，对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作家了解得比较清楚。可实际上远非如此。现在大家关于老舍的认识，是被引导出来的。这样的引导，合不合事实？也合于事实，然而，不是全部的事实。比如50年代初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这种表彰后面所包含的那个时代的种种话语，对以后人们理解老舍影响很大。可是恐怕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顺着这种含意理解老舍，只合适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对于之前的他却并不合适，甚至很不合适。原来的老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家——若与后来主流的解释相比，甚至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作家。
老舍出生后第二年，父亲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死于战事，孤寡幸得亲朋接济，尤其是一个叫刘寿锦的满清旧贵，资其读书。1918年6月，他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虽然学历仅为中专，在当时也算受过了良好教育。
不久，就在他所在城市，五四运动爆发。然而，他与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大而且近在咫尺的事件，不曾发生任何关系，没有留下一言一行的记录。这在当时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中间，实为罕见。别的不消说，拿新文学人士素来不屑的张恨水为例，即可知老舍身在北京而对五四无所表示，颇为特别——那时，远在南方的张恨水，当着五四最高潮之际，因偶然到上海“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便“颤动了”“野马尘埃之心”，为此千里迢迢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慢慢在这五四发源地转为一名正式生（到京后，因生计无着，投报馆做事，这才转写章回小说）。
五四之于新文学，就像一所学校或一间课堂，现代作家们要么从它那里受到教育和熏陶而开始文学之路，要么本身就在里面充当一名教员。大家都是五四的果实或种植者，掰着指头数一数，绝少例外。可是老舍踏上文学路，确确实实跟五四没有关系（其经过马上就会说到），真的可算一个“另类”；尤其考虑到他就处在这场大风暴的中心地带，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这种疏远就益觉惹眼。
辨析这一点，并非表示对他文学由来的质疑，一点也不；但是，它应该能够告诉我们两点：第一，老舍先生本来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第二，老舍先生身上也没有多少旧式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意识或者新式知识分子维新革命的意识。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18—1923年，老舍先生是怎么度过的呢？他从童年和少年的困厄中脱身，得到不错的工作和薪水，对此他心满意足，实实在在地享受生活。
“我只是不嫖”，1938年老舍在《小型的复活》里，这样描写自己。每月154块大洋的丰厚收入，使这位“正红旗”的后人沉浸在烟、酒、麻将之中。直到第二年八九月间，受到上司“申斥”而辞职。
这是比较本真的老舍。依禀性和出身，他不大可能特别使命感、特别崇高、特别紧跟时代步伐、特别载道、特别教化。骨子里，他喜欢沉浸在“乐子”中，喜欢抓住和品味当下的愉悦，并且不觉得那是什么低级趣味。他的心灵，是日常化、平俗化的。倘使本性不受打扰，他原可做到像任何市民那样，一边看着世事的起起落落，一边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默默随它而走，不那么抛头露面，也不那么奋勇争先、引吭高歌。他承继着北京胡同世俗、安然而浅近的气质——我以为，真实的老舍应该是这样的。这比较符合他那个阶层的人生哲学。
文学不在他的脑子里，他原话是：“没有那份儿愿望”。（《我的创作经验》）《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呐喊》、《女神》……这些对别人轰轰烈烈、如雷贯耳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老舍是否读过，甚至听说过。没有资料给予肯定的回答。就算读过、听说过，看来也没有点燃他灵魂中的文学的火种。因为，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之萌生写作念头，起于在英国为学英文而去阅读英国小说的缘故。
1922年，失去劝学员职位的当年，老舍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一天，易文思告诉他，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需要一名中文教师，而老舍将被推荐就此教席。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做外语学习的捷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说：“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有想起来写作。
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注意，“老舍”这个作家的诞生：第一，与中国自己的文学现实（五四新文学）无关，而是受着英国小说的激励；第二，老舍转到文学上来，不像弃医从文的鲁迅、郭沫若那样，觉得文学是更好的救民手段，也不像茅盾、夏衍那样，先做革命家再做文学家，因革命而从事文学或者以文学从事革命，他对文学发生需要，仅仅基于排遣内心，慰藉自我，垂文字以自见。
他还说过更加骇世惊俗的话：“读了它们（指英国小说），我觉得写小说必是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自己也愿试一试。”（《写与读》）类似的论调，足足经过60年之后，我们才在一些不屑于“载道”“言志”的年轻人口中再次听到。80年代后期，“玩文学”几个字，曾令文坛花容失色，谁又知道被封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早先对文学也持此论呢？
他相当坚持这一点。直到1938年，他还明确谢绝把他纳入新文学主流的谱系的“好意”，顽固地标榜文学“很好玩”的立场：“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和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来试试自己的笔。
……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让老舍萌动创作之念的，只是一种力量：快乐。他从阅读英国文艺中得到了快乐，进而希望也从自己的写作、语言操弄中找到和创造快乐。他是为了追求快乐而写作的。
他的“快乐主义”文学观，在新文学主流面前，不合时宜，遭人鄙夷。“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在负载了重大社会历史使命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环境中，这个几乎抱着“玩文学”态度的闯入者，是不被重视的。从同时代者的讲述可知，文坛上左右两翼泰斗级人物——鲁迅及胡适，对老舍作品达成了某种一致，都评价不高。而那时的老舍，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主流文学：“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问，我乐得去睡大觉。”（《猫城记·自序》）
可能这样的“外甥”太多，所以，“舅舅”也有些不耐烦。
他的文学态度，还微妙地表露于对一个字眼的仔细选择中。到抗战前，他从事写作已满十年，单单长篇小说就写了七八本，然而对自己，一直死死咬住口，不用“作家”一词，只称“写家”，或者更加“庸俗”一点，称“职业写家”。一字之差，差在何处？大抵“作家”是“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的，“写家”却并不把这种义务扛在肩上。或者，“作家”喻指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写家”却是唯快乐写作是求、“专以写作挣饭吃”（《〈樱海集〉序》）、自由自在的写作者。再者，“作家”一定要入文坛，入了文坛就难免有派，为着主义和口号去争詈和焦头烂额。老舍先生写了十年，从来不跟文坛发生关系；直至逃鄂之前，你在他的留影中，简直找不到什么来自“文坛”的朋友。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更是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和哪边都没有熟稔的交往。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他毫不在意，安然地在济南，在“文坛的边缘”，写自己的东西；除了写作，只跟出版商打交道，决意将职业写家的事业进行到底。
1936年，老舍先生果然辞去教职，真的成为“专以写作挣饭吃”的职业写家，所结出的果实是《骆驼祥子》。关于《骆驼祥子》，经过用心的解释，现已成为适合用阶级分析来谈论的作品。本身，老舍写作之时不具备这样的思想武器，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并不满足阶级的眼光。《骆驼祥子》是明清市井文学传统（三言两拍）与狄更斯式英国底层现实主义小说的结合体，它的生活、人性丰富性，表明了这种传承。
辞职并写作《骆驼祥子》的老舍，是舒畅地活在自己里面的老舍。“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这几个月的生活》）倘如此种生活不被打扰，我想他总能这么安静地继续写出《骆驼祥子》式的作品，三部五部，或更多。
但是，日本人来了。
日本侵华，改变了现代中国的许多事情，大至国家命运，小至一个作家的文学生涯。在我做过一些研究的作家里头，张恨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战争爆发前，张恨水作为畅销作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战争一来，从面积上讲有半个中国沦陷，从经济状态上讲大城市几乎悉落敌手，张恨水完全失去读者市场，再加上大后方物资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什么畅销书的发展。
老舍小说还算不上畅销书，他这方面的损失不像张恨水那么大。不过，日本人从一个更深刻的方面影响了老舍——他们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状态。
先前老舍根本是一个独立作家。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讲台上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这句话搁在1937年12月12日（这是他从济南“独自逃走”的日子）以前，可称不折不扣、分毫不爽。但在这之后，他再也不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