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组织的政党”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政党的“第二张面孔”。
对政党的组织结构进行考察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现代政党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其内部结构上”。西欧各国“群众党”的组织体系大都从纵横两个方向建立，纵向上分为全国性政党组织、地方政党组织和基层选区政党组织，横向上包括体制外组织（政府和议会之外的常设组织）和体制内组织（议会党团和政府内的党员），由此构成复杂的组织网络。这些“群众党”的组织一般都遵循较为完备的理论、纲领；有相对稳定的领导或领导集团；上下级之间有较为严格的层级领导制度；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成员。这种健全的组织形态被认为是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政治发明，在一些西方国家，它甚至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活的面貌。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组织形式上与西欧政党有相同之处，两党也设置全国、州、县市和基层选区的组织。它们与西欧政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各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松散，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所谓全国性组织，不过是各个州的政党组织的松散联盟，而各州的党组织又是各个候选人组织的松散联盟。
所谓政党的“组织衰落”主要是对西欧各国的“群众党”而言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承担着利益的表达与整合、政治社会化、组织选举等重要的功能。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变了政党与选民的外部关系，而且使“群众党”内部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普通党员的人数减少、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等现象被视为“政党衰落”的典型论据。一些学者提出，西欧政党的组织正在朝着“美国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考察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对“组织衰落”的观点作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对于探讨“政党衰落”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西方政党党员的变化
从西方政党组织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重要性可以被视为决定政党组织类型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群众党”的组织模式中，党员是维系一个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党员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政党能够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多少，决定着政党组织的生命力。此外，党员身份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在阶级、民族、宗教或者其他社会分野比较清晰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在它所代表的阶级、民族和宗教信徒中大量发展党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归属关系，体现了政党必须深深扎根于自身社会基础之中的传统政治理念，是政党参与权力竞争和上台执政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赋予本阶级、本民族或者本宗教派别的选民以明确的党员身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政党从事的事业中来。因此，考察当代西方政党的党员数量变化，不仅是分析这些政党组织力量状况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它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在政治理念和组织策略方面发生的变化。
一、西方政党党员身份的认定
党员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指组成一个政党的基本成员。
党员的概念从来都是与特定时期、特定政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找出一个对所有政党都适用的、严格的党员定义是不会有结果的。对美国政党而言，“党员”这一范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党组织根本不对党员进行认证，入党与否完全由人们自行选择，在选举中进行选民登记时，选民只需在登记表上政党那一栏中某一个政党后面画勾就表示加入了那个政党，既无须办理入党手续，也不用缴纳党费，普通党员的身份是临时性的，许多人经常变更自己的党籍。这样的“党员”与选民很难区别开来。对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样的没有正式入党手续的政党来说，只能根据人们参与政党活动的程度不同大致确定如下几个范畴：（1）不是政党的正式成员，也不参加政党的日常活动，但经常在全国性选举或地方选举中支持某一政党候选人的选民；（2）不是政党的正式成员，但公开承认支持某一政党，加入党的附属组织，经常参加党的公共集会，并且不时为党提供资助的同情者；（3）自称为某一政党的党员，并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积极宣传党的纲领，参加党的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4）作为党的领导层的职业活动家。
在西欧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党员概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的组织模式由“干部党”发展到“群众党”时才形成。这时的左翼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主要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下层中发展党员，率先在政党与社会阶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长期而稳定的联系，政党为阶级谋利益，阶级成员加入政党，真正成为“与某一个政党之间存在着组织隶属关系，承担一定义务并享有相应权利的人”。我们至今仍然沿用这个党员概念，只不过党员概念在诞生时是人们生活在阶级分化明显、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中的重要表现，今天则已涵盖了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众多社会分野。西欧政党的党员有个人党员与集体党员之分。个人党员即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的党员，由个人党员组成的政党被称为直接结构的政党。这类政党组织通常有比较严格的入党手续，申请入党者必须首先提交申请书或填写申请表格，声明入党者赞同党的理论和原则，愿意遵守党的纪律，保证不同时加入其他政党。
有的政党要求更严格，申请入党需要介绍人，申请人还要提供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住址等个人资料。党的基层组织同意接受申请人的要求之后，往往还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组织内部考察才能把他的名字列入全国党员名单，并发放党员证。入党后，党员即享有一些党外人士无法涉足的专有权利，如选举和监督党的各级负责人、提名党的公职候选人、讨论党的政策、参与党内决策等，同时必须承担遵守党规党纪、按时缴纳党费和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等义务，否则会被开除出党员队伍。对于这些直接结构的政党，我们可以拿入党行动和定期缴党费作为衡量党员的标准。
除个人党员以外，一些政党还拥有集体党员，即政党之外的某一社会组织的部分或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党组织，党费可以由这些组织集中划拨给政党，党员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间接地参与政党的活动。现代西方政党的集体党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工会、工人合作社、工人互助会等阶级属性比较一致的社会组织集体加入左翼的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二是工会、农民团体、商业联合会等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团体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而集体加入宗教政党（特别是天主教政党）。拥有集体党员的政党又被称为间接结构的政党。很明显，与个人党员组成的直接结构的政党相比，集体党员和间接结构的政党更鲜明地体现了政党赖以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基础。
英国工党就是此类政党的典范。该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会运动的产物，1900年英国的全国性总工会组织——英国职工大会与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等组织一起组成了工党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该委员会更名为英国工党，同年底，英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矿工联盟”参加了工党，使工党的党员人数从86．1万剧增到136．1万。从1900年到1918年，工党是由工会、合作社、社会主义团体组成的间接结构的政党，甚至不吸收个人党员。1918年之后虽然准许个人党员加入，但仍以工会会员为主。
20世纪70年代工党的680万党员中，工会成员约占610万，集体党员与个人党员之比约为9∶1。长期以来，英国工党与工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工会始终是工党的阶级基础，工党则是工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两者在组织上相互交叉，形成了密切的“左右手”的关系。工会在工党内部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党的全国性组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1993年采用“一人一票制”以前，工会会员由工会领导人代表进行集体投票，在工党年会上其选票份额约占2/3以上；在选举领袖、副领袖和议员候选人的选举团中，工会都占有40%的票数。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与工会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瑞典总工会本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建立的，在总工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加入总工会的所有工会组织必须在入会后的3年之内集体加入社会民主党，否则就自动脱离总工会。此后，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实现了制度化，近200万工会会员成为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
他们缴纳的党费和大选期间提供的捐款一度成为党的主要经费来源。据统计，在1952～1960年之间的4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经费的90%来自工会捐助。除了经费支持外，工会还为党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与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中央与瑞典总工会之间不存在正式的统属关系，党与工会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地方层面上，总工会所属的一些地方分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附属关系，这些工会的成员无需申请便自动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体党员。1974年，总工会39%的会员集体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占社会民主党党员总数的比重高达73%。正是通过集体党员在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的巨大影响，工会才保证了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二、西方政党个人党员数量的减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党员数量减少的最主要表现，是政党失去了大量个人党员。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个人党员的重要性要大大超过集体党员。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在集体党员与政党之间存在着工会、农会、宗教团体或其他团体，除了这些团体派往政党的少数干部和骨干分子之外，普通的集体党员融入政党的程度有限，对政党的内部事务参与不足，与政党之间的心理纽带也不够强固。这不仅对政党的运作造成了实际的影响，而且与“群众党”所反映的那种强调政党与市民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现代政治逻辑不符。因此，集体党员和间接结构的政党是一些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例外情况，个人党员和直接结构的政党不仅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常态，而且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考察党员人数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获得准确的党员人数资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相比，西方政党的组织总体上讲比较松散，对党员身份缺乏明确的认定，社会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固然不足取信，即使是各政党公布的本党党员人数往往也不准确，不能不加辨别地加以引用。通常情况下，西方政党普遍存在着夸大本党的党员人数的倾向。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其一涉及政治理念，政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学家仍然把拥有大量党员看成是党作为社会代表的象征，认为这是政党进行内部管理和参与权力竞争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其二是出自现实利益的考虑，一些西方国家在给予政党财务补贴时，将补贴金额与政党的党员数量挂起钩来，助长了政党夸大党员人数的倾向。例如，根据德国《政党法》的规定，党员缴纳的党费是政党得到国家资助的标准之一，具体而言，符合资助条件的政党每收到1欧元党费以及合法捐赠，政府就给予0．38欧元的补贴。
为了保证分析材料的准确性，本节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各政党公布的党员数字，以及西方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茨和梅尔主持的“政党组织研究计划”、哈莫尔和简达主持的“政党变革研究计划”。他们通过两个指标来考察政党的党员人数：（1）党员人数的相对变化，即党员在选民中所占比率（党员/选民）的变化；（2）党员人数的绝对变化，即在某个政党履行过正式登记手续的党员人数的增减。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党员人数的相对变化和绝对变化情况。
（一）西欧各国政党党员人数的相对变化
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90年代，西欧各国政党的党员人数呈现出了明显的相对减少的趋势：在表中所列的13个西欧国家中，除德国外的其他12个国家党员/选民的比率都有所下降。显然，选民加入政党的兴趣在不断降低。
而且，在党员/选民的比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不乏瑞典（下降14．9%）、英国（下降7．1%）等政党政治传统深厚的国家。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从党员/选民比率的绝对值来看，90年代政党的党员/选民比率最低的国家，恰恰是法国（1．5%）、英国（1.9%）、德国（3．2%）等西方大国。
（二）西欧各国政党党员人数的绝对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西欧国家政党的党员/选民的比率虽然不断下降，但党员人数的绝对数字还是在增长的，只是其增长的速度赶不上选民的增长速度。但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各国政党的党员人数不仅相对于选民减少了，而且党员的绝对数量也减少了，有的国家党员绝对人数减少的幅度还相当大。在主要的西欧国家中，法国和英国党员人数下降最多。
20年间，法国的党员人数减少了110多万，减幅竟高达6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