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重大变化，既是西方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科技进步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西方政党回应社会变化、进行主观选择的结果。本书以西方“政党衰落”为切入点，从“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这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西方政党在从“群众党”发展到“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过程中的结构变化与功能转变情况，得出了以下的初步结论。
一、当代西方政党的变化
从50年代的“群众党”到今天的“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当代西方政党无论在结构层面上还是在功能层面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客观地认识和分析这些变化，是我们对“政党衰落”的现状作出正确判断的依据，也是展望西方政党未来发展趋势的理由。
（一）结构层面的变化
通过对西方政党的三个组成部分“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的考察，揭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政党在结构层面上出现了如下变化：
（1）政党的选民基础出现了显著的削弱迹象
对选民的“政党认同”这一核心指标的测量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选民对政党的认同程度自50年代至今持续下降。随着选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获得政治信息的来源日益广泛，过去那种政党认同在选民家庭中代代相传并且随着选民自身的政治实践不断增强的社会学习模式被打破，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心理纽带松弛，漠视乃至反对政党的情绪抬头，引起了选民选举行为的一系列变化，如选民参与竞选活动的程度下降、投票率降低、投票行为的易变性增强、分裂投票的情况增多、在最后一刻才作出投票决定的人数增加，使选举结果更加难以预测。面对此种情形，西方政党的选择是淡化党的阶级属性，推动党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和“运作模式的媒体化”，通过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的包容性来扩大选民基础，力图将已壮大成为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纳入到党的支持者队伍中来；利用先进的通信联络手段渲染候选人形象和其他短期政治议题，以便达到迅速获得大量选民支持的效果。这些策略在短期内能够收到显著的成效，帮助政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但也造成了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模糊，政策倾向趋同等结果，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形成新的、稳定的选民基础，使今天的“全方位党”无法再像过去的“群众党”那样与选民结成牢固的联盟。
（2）政党的各级组织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趋势一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时期相比，西方政党的部分组织层级出现了明显的衰落现象。就政党的党员而言，无论是集体党员还是个人党员的数量都持续减少，从60～80年代党员相对数量的减少（党员人数的增长速度赶不上选民人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到80年代后的绝对数量减少，西方各国主要政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幅度相当大，现有党员对党的事务的参与程度也比过去大大下降，至今尚无起色。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萎缩，原本由它们来承担的联结党的中央组织与普通党员和选民的关系、在相应的行政区划范围内协调党的活动、为党的竞选和执政提供物质帮助及合法性资源等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党也有一些组织层级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加强。党的中央机构在党内人力、财力和权力资源的分配上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党的领袖和公职候选人是整个党的代表和象征，其个人素质和魅力日益成为左右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丰富的权力和资源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经常越过党员和党组织直接面对公众；议会党团和进入政府担任总统、内阁首脑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党员在党内的地位上升。
（3）政党与国家政权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程度加深
一方面，政党通过进入政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在人事任命、政策制定和施予政治恩赐等领域内全面操纵政府，保持了政党在整个政府过程中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制定、修改宪法和专门的政党法，以法律手段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结构甚至行为方式进行了全面规范，同时也立法为政党提供资金、免费的媒体宣传时段等资源。
从表面看来似乎政府对政党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实际上却是各主流政党结成政治卡特尔，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身服务，不但将国家的资源用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彼此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行了限制，以达到长期垄断政权和排斥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目的。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卡特尔党”。“卡特尔党”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政党在性质上的重大变化，即从过去的由公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变成了今天的“准国家机关”，对西方政党政治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政党的选民基础削弱和部分组织萎缩而造成的损失。
（二）功能层面的变化
与上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在结构层面上的变化相应的，是它们在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演变的过程中，功能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1）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受到削弱
“选民中的政党”衰落、政党与选民之间关系日渐疏远，使它们所承担的简化选民选择、教育公民、创造认同和忠诚的符号、动员选民参加选举等功能大大弱化；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萎缩，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原本发挥的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受到了冲击。
政党的这些受冲击、被削弱的功能都属于“代表性功能”。
（2）政党的“制度性功能”得以维持甚至强化
政党仍然承担着培训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录用的责任，而且在各种政治组织之中也只有政党才能起到通过选举赋予政治选拔和政治录用以合法性的独特作用；此外，政党还保持甚至强化了它们对整个政府过程的操纵，在组织政府、保持政府的稳定、实现政策目标、控制政府的行政机构、对政府的行为负责等方面的功能更非其他政治组织所能代替。政党保持下来并加以强化的功能均可归入“制度性功能”的范畴之中。
（三）对当代西方政党变化的评价
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西方政党的结构和功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向。“政党衰落”说的支持者强调“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和政党“代表性功能”的削弱，“政党衰落”说的反对者则以“政府中的政党”的强化和政党“制度性功能”的发挥为依据进行反驳。显然，要正确地认识“政党衰落”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当代西方政党的总体走势，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政党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我们必须把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分析和研究，看看它们是否在政治体制中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是否仍然拥有发挥其功能所必需的组织能力和充足的资源。
第二，政党的组织结构、功能甚至定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动态的考察，看看它们是否具有较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足以应对社会结构、技术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提出的挑战。
从本书各章对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政党发展状况的描写中，不难得出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西方国家的选民虽然对政党的认同程度下降，但是很少有人否定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运作过程中的必要性；政党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保持过去那种与选民之间的长期稳定的、高水平的联盟关系，然而选举的压力使它们不可能放弃对选民的争取，其表达和整合各种社会利益的功能至今仍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完全替代。
第二，西方政党在选举过程和政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社会运动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像一些学者预言的那样代替政党，反而与政党结合在一起，成为政党政治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