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进媒介议程设置推进舆论引导
目前，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进行舆论引导时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以党报为例，一方面，对于“三农”问题公众议程的关注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媒介议程单一，对于农村的很多变化在应对上缺乏灵活性。可以说，党报作为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其作用发挥还不尽全面。针对目前农村村民媒介接触范围的日益扩大，党报在涉农报道上，应更加切合农村、农民、农业实际，对于政策议程的宣传要变换策略与方式，适应更多受众的需求，使舆论引导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1.主流媒介设置主流议程
“所谓主流媒介，又叫‘精英媒体’或‘议程设置媒体’。这类媒介设置着新闻框架，所有非主流媒介每天都在主流媒体设置的这个框架内筛选新闻。主流媒介的议程设置至关重要，这是由于它们的议程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媒介议程的方式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实际上充当着大众传媒‘意见领袖’的重要角色。”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始终是我国的主流精英报纸。这一主流地位决定了党报在舆论引导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对于“三农”问题来说，涉及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党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既要有力度，同时又要讲究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设置议程的过程中，一方面，党报要重视在自身体系内的影响力，如中央党报要对各地方党报形成有力的引导，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另一方面，地方党报结合中央党报与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报道“三农”问题，从而能对广大农村受众形成地缘上的吸引力；另外，党报还应确保议题的活力与议题结构稳定性的统一，这样才能形成持久的舆论引导合力。
2.媒体互动形成新闻合力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进行，各类媒体蓬勃发展，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以及手机等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阔的信息网络。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以报纸为抓手，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报道，最终形成新闻合力。
尤其，当前手机已经在农村普及，很多农民也开始订阅手机报，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们的信息获取渠道。而手机报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来自报纸，这给报纸的媒体互动和舆论引导提供了可能。同时，电视、广播等都有一些读报节目，已为广大受众所接受；网络的主要信息源也是报纸。报纸与新媒体的共生并存和相互影响，为当前报纸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报纸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不仅要持续关注“三农”问题，同时还要拓宽议程设置的视野。既要强化其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舆论的功能，又要发挥其深度报道整合议程的优势，使“三农”问题能够在一个原则、一个方向的指引下，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多样化的形式来展开报道。
3.选择时机适时推进
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不仅要有较稳定的宣传力度，同时要选择合适时机，将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当前国家形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三农”问题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例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土地流转等重要政策成为各类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农村改革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结合时势的宣传报道需要媒体加大挖掘力度，因为对于“三农”问题来说，尽管事关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但是政府议程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其他社会问题同时也在受到政府议程的关注。为了使“三农”问题的缓解能够迅速地深入人心，受到政府议程更多的关注，就需要媒体的深度发掘。例如“两会”，例如当前经济危机下扩大内需的大势等，都是媒体进行切入关注“三农”的绝佳时机。
此外，就一些已进入政策议程的涉农问题，大众传媒要做好政策落实的舆论监督工作，确保政策议程作用的发挥。同时，对于政策议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应及时引导与建言，进一步完善媒体对于“三农”问题的议程设置过程。
（四）农村舆论引导需结合农村实际
就农民群体来看，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
不同阶层对于农村舆论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有的承担着舆论领袖的责任，有的则是“沉默的螺旋”中的无语者。把握了农民群体的实际，再进行舆论引导才会有的放矢。
1.媒介议程重在引导舆论领袖
从当前来说，农村仍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信息传播主要还是以人际传播为主，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是以熟人提供的信息为主，即在农业信息服务及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农民更相信熟人。
由此，在农村舆论引导过程中，消息灵通人士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比如党员、村民代表、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工人，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媒体，所以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并在农村舆论传播中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
大众传媒对农村现实要了然于心，必须做好对农村舆论领袖的有力引导，从扩大农民经济利益的角度做文章，增加广大农民参与缓解“三农”问题的兴趣。
2.媒介议程应借助组织传播渠道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与农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逐渐淡化，现实的农村出现了诸多新问题。不少农民只重视自身经济利益，对农村公共事务参与缺乏热情。在这种背景下，对农民进行舆论引导，有必要选择新渠道，发挥其自身主观能动性。
比如对政策议程进行宣传时，要重视发挥农村组织渠道的作用。具体来说，村里的党员、村民代表、乡镇企业工人，不仅是村里的意见领袖，他们还都处于不同的组织环境中，如党员有自己的党支部，村民代表属于村委会，乡镇企业工人属于所在乡镇企业。大众传媒在进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把侧重点适当向这些组织渠道转移。通过党支部来统一党员思想，通过村委会来宣传中央政策议程，通过乡镇企业来带动农民工群体。这些具有意见领袖地位的群体如果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发挥好作用，将会极大地增强舆论引导力度。
3.媒介议程应侧重经济“领路”
常能听到农民感慨，想致富却苦于致富无门。而农民的发展，正是我们提倡营造缓解“三农”问题舆论的题中之意。
大众传媒在对农舆论引导过程中，首先要从经济角度出发，树立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致富能人榜样，宣传带领他们走出发展新路子的领路人，以此来增加农民致富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如山东寿光蔬菜种植的发展，就是由最初的几位村民到外地学习，然后在实践中获益，才在当地发展壮大的。对于农村受众来说，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还是能带来实实在在经济利益的内容。
针对农民对实用技术信息的巨大渴求，舆论引导首先要做好经济发展方面的实质性“领路”作用，将单纯解决“三农”问题的舆论，转化成能够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在农民增收的实效中，更好地巩固舆论传播。
“三农”问题的存在，不仅对扩大内需形成严重的阻碍，最终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构成了瓶颈性制约。那么，缓解“三农”问题既关乎当下经济大势，又涉及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大众传播媒介在“三农”问题缓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预见性的内容，同时，还对政府公共政策进行宣传、监督与反馈。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政策议程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政策议程的制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研究“三农”问题的现实议程、公众议程，从而实现政策议程制定的科学合理；针对“三农”问题的公众议程比较分散，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做好舆论的整合与引导，从而形成更为鲜明有影响力的舆论，以促进其对政策议程的推动。
总之，只有结合中国的农村实际，使有关“三农”问题的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的科学决策，进而促进“三农”问题的逐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