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爱”，反映了工商资本家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当时工商资本家中有相当的普遍性，正如薄一波所说：“1955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于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煞不了的。”187应当说，没有这种“爱”的心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难于顺利进行。
所谓“怕”、“痛”，无外乎以下几种：怕社会主义改造后，自己无出路，子女无前途；怕以后生活有困难；舍不得把自己的企业交出去。如有“红色资本家”美誉的荣毅仁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也是较早主动将自己的工厂与国家合营，接受改造的，他在一个地方讲，自己的阶级应当消灭，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人家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是可惜呀！闻听此言他直流眼泪。甚至也还有一些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庆合营，晚上抱头痛哭失私营。”工商资本家在改造中有这种心态，是自然的、真实的、合乎情理的，如薄一波所言：“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件器物忽而不归自己所有，在情绪上都要发生波动；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188
而这种“怕”和“痛”的心态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工商资本家情绪低落、悲观、消极、怀疑甚至讽刺、歪曲、谩骂。有人把过渡时期总路线诬蔑我“过刀时期总路线”，有人认为“国家总路线是风声鹤唳、杀鸡取卵的政策。”在生产上，他们已无昔日的热情，有的工商资本家抽走资金，大吃大喝，说：“迟光、早光，总是一光”；甚至散布：“大户不如小户，小户不如了户，积极不如消极”的论调。因此，要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消除工商资本家的消极心理。
3．党对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实践
要消除工商资本家的消极和疑惑的心理，必须要做到两个关键点：一是加强对工商资本家的政策教育和动员；二是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定息和人事安排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此，中国共产党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动员。
建国后，各级政府不断地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如学习《共同纲领》、学习私营企业条例、学习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等。1953年9月总路线公布前后，政府加强了对改造政策的宣传教育。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出面，多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方向。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有关的会议上，也反复地讲述共产党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启发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周恩来还就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详尽的解说：“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卖买原科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对于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周恩来也作了分析：“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189
1955年下半年，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加快了改造的步伐。大部分工商业者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然有所留恋，也存在一些顾虑和担忧。为此，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190政策上的开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思想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充分发挥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作用，动员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发挥组织优势、启发教育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使私人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1955年年底，全国工商联召开第一届执委二次会议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以及工商联会的负责人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荣毅仁、胡子昂等。毛泽东、周恩来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发表了讲话，委员们进行了讨论，纷纷表示以身作则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握好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业者拥护党和国家的政策，认清形势，掌握命运，消除疑虑，接受改造。对于即将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
再次，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影响一批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指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91中共中央统战部狠抓了落实了这方面的工作。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培养热爱祖国、拥护政策、眼光远大的资本家。参加学习班的有不同思想、不同态度的工商业者。大家欢居一堂，学政策、摆思想、谈体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带帽子的弄懂政策，消除疑虑，共同提高。这样的学习班，尤如神仙会，收效较好。
一些愿意按受改造的资本家，也以自己亲身实际行动去影响带动一批工商业者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就是其中的典型。“红色”象征革命进步的意思，他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在关键时刻，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结合在一起。1953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向他们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海私营工商业代表荣毅仁、郭棣活等参加。在会上，荣毅仁表示：大规模建设开始，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私营工商业要停留、倒退是不可能的，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是私营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和最好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在我经营的企业系统中都有，政府要搞什么形式，我都可以接受。荣毅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申新各厂厂长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找各厂厂长个别谈话，商谈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此外，许多已经合营的资方也展开了积极宣传。1953年中华造船机器厂公私合营后，资方杨俊生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报刊杂志上撰写文章，介绍公私合营的优越、个人的体会以及合营后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他们的言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时所说：“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2
除了让资本家现身说法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在着力打造企业的典型代表，以起到示范的作用。公私合营后，由于企业性质的改变，国家对企业的领导鼓励着劳方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生产不断增长，劳资关系也渐趋正常。同时，已合营企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生产效率等也优于私营企业，一些条件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出现赢余，使更多工商业者看到合营的前景，这是他们认识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55年2月24日，中华造船厂召开关于分配1953年度股东股息红利公私股代表协商会议。副厂长索林（公方）宣布：1953年度全厂营业额514万元，获得利润106万元，净利润额103.4万元。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按利润总额缴纳所得税后，提出50％作为公积金，20％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其余公私股按9.5厘发付股息红利。《解放日报》曾以“中华造船厂建厂廿九年来第一次分红”为标题，报道了中华造船厂合营后第一年股东们就分到红利的消息，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响。私方厂长杨俊生感慨地说：“合营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但扭转了过去的亏损局面，而且第一年就盈余了100多万元，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一切都说明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是私营企业所望尘莫及的。”193先期合营企业合营后面貌的迅速改变，在行业中起到先导和示范的作用。
最后，确定正确的定息及人事安排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疑虑。
公私合营过程中工商界最关心的是利益问题，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现在争来争去是定息这个尾巴粗细的问题和割掉尾巴的时间问题”。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对定息抱有“求三（厘）、望四（厘）”的想法。但考虑到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同，如果单纯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就会造成资方分得的红利高低过于悬殊，因此，陈云建议采取统一定息办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宣布定息一律五厘，工商业者喜出望外。12月，党中央又做出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有困难，还可以再留个尾巴，资本家原有高薪一律不动的决定。时任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的陈铭珊在上海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始时一言不发，心里疑虑公私合营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的工厂都吃掉了。但听到企业赚钱的股息红利照发，原来的职位不动，工资不减后，心里很高兴。他认为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也就可以了。
至于民族工商业者，毛泽东则强调：“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94陈云也指出：“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195“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196所以在人事安排上，按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政府对企业合营时在职的私方人员全部包下来。“量才使用”，就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经验、政治态度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贡献等情况，安排工作职位，使人尽才，各得其所。“适当照顾”，就是对一些年老体弱或在原企业里做出成绩、目前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安排比较适宜的职位，或者本人退休、吸收他家庭中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参加工作。据1957年的统计，全国71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左右资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有的还被安排为企业正职或高级领导岗位。对那些在工商界具有较大代表性的人物，国家还安排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或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荣毅仁出任天津市的市长，李济深、黄炎培等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长等。这些无疑对于消除资本家的“怕”、“痛”心理并实现对资本家的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种将企业的改造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的方针，不仅有利于安定资本家的思想，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把几十万个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这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践的经验与意义
第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联盟的原则下进行的。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是敌我性的对抗矛盾，而是朋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就应按朋友关系去处理矛盾，即用赎买政策去改造民族资本主义，不是无偿的没收资本主义。中国式的赎买，实现了马列主义有关的论述，而且还发展了赎买理论。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是采取由初级改造形式到高级改造形式逐步进行，这使资产阶级易于接受改造。在落实赎买的同时，不断向资产阶级宣传政策，开办学习班，提高认识，理解政策，接受改造。这体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是牢固的，朋友间关系是团结的。无产阶级能高瞻远瞩地处理两个阶级间的对立和统一，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悦诚服于中国共产党。